再论七言律诗的写法:并不是所有的律诗都必须符合格律

关于七言律诗的写法，我的主张一向是比较公允的，也就是要讲格律但不唯格律。所谓要讲格律，就是说写格律诗时，还是应该按照格律诗的要求尽量去做好。这样写出来的诗才算正体(或正格)。所谓不唯格律就是说写格律诗时，有时因为某字某句不能符合格律要求，也就不用强求，就让它不合律也行。用一句比较粗俗的话来说，就是活人不能被尿憋死，该放开的时候就放开，绝不能为了格律而扼杀诗的自然之趣。

对于我的这种主张，异见者大加挞伐，甚至污言相向，似有不共戴天之仇，让我觉得目下诗坛中浮躁者似有不少，很有点不可理喻，也让我不屑去与之论辩。他们不知道，我国古代的大多数诗人是不受格律拘束的。我曾提出《唐诗三百首》就有很多出律的作品，有浅薄者竟然说出这本书里的诗并未标明是律诗和绝句，所以不算出律。我不想对这种说法妄加评价，但我读过的十多种版本的《唐诗三百首》中，几乎无一例外地标明了诗歌的体裁。

​朋友们看看，为了攻击我的主张，这种人竟连基本的事实都不顾了，也像玩政治权术的人一样搞双重标准。老实说，对这种做法我是不敢苟同的。我始终认为，那些抱着格律不放的人，类似于鲁迅在《藤野先生》一文中提到的“留着长辫'的清国留学生，人活在新时代，思想却顽固地留在远古时代，甚至还想拉着别人穿越回归过去，否则就是大逆不道，实在是迂腐到可悲可笑而又可怜。

说到底，我无意反对写格律诗时符合格律要求的观点，相反我一直在努力实践，并且也在推行这种观点。平台里有一个诗写得很好的诗友，应该是个女性作者。我就曾劝过她写诗讲点格律，不过她给我的回答是“我就喜欢这样写”，我觉得这样的回答很有个性，这样的主张也未尝不可。你认同她的观点，就读她写的诗，勤快就写个留言点个赞，算是感谢她提供了精神食粮;你若不认同她的观点，就一笑而过。大家都无怨无仇，干嘛要恶语相向呢?难道你有强迫症，一定要人家服从你的想法，你才肯罢休?这不是笑话吗?

清代著名诗论家沈德潜在《说诗晬语》谈到格律诗的写法时指出：“诗不可无法，乱杂而无章，非诗也。然所谓法者，行所不得不行，止所不得不止，而起伏照应，承接转换，自神明变化于其中。若泥定此处应如何，彼处应如何，则死法矣。”意思就是说写诗当然要有章法，但是更应该自然地表达心中所要说的话。沈德潜在这里明确地提出反对死守成法，主张“以意运法”。他的观点无疑是正确的。可以说只有“以意运法”，写出的诗才是好诗。他的这个观点与上面所提到的那位女性诗友的观点应该有很多相通之处。所以我又主张不能死抱格律不放，该放开的就坚决放开。

​古代就有很多诗人不主张用固定的模式桎梏人们的手脚，并且用自已的写作实践来表明了自已的观点。唐代著名诗人李白的律诗就不太讲格律。比如他的七律名作《登金陵凤凰台》，从格律上看，这首诗的颔联，上句连用六仄，下句连用五平，且第二句与第三句第四句与第五句均失粘，这些都不符合格律诗的要求，但谁又能否认这首千古名诗是七言律诗呢?

格律诗失粘是大忌，但唐诗中这种现象并不罕见，很多诗人的七言律诗中都有。有人统计过，王维的二十首七律诗中有八首存在失粘现象；高适的七首中有两首失粘；刘长卿的六十三首中，有七首失粘。即使像杜甫那样以诗律细而著的诗人，在他的一百四十多首七律中，失粘的地方也有七八处之多。你能说他们写的不是律诗吗?

此外，拗句是违反格律的，但是很多诗人就是不愿意为了迁就格律而牺牲表达，甚至还有一些诗人有意使用拗句，比如唐代著名诗人杜甫写的七律《白帝城最高楼》，八句中只有一句合律，其余七句均拗，其中有的句子明明可以避免拗，但他还是要拗。你能说杜甫这首诗不是七律吗?

​有一位学者认为，对某首诗作如何归类并不重要，重要的应该是这诗自身所具备的价值。任何形式的分类，都不过是对已有事物的某种划分，归类的目的只是为了某种需要，例如研究的方便之类。但有一种现象值得注意，就是某种划分一旦确立，它会形成一种思维的定势，使人们很习惯地以某种标准去衡量这一事物，忘记了事物在前，划分在后的顺序。一些人对有关于七言律诗格律的苟求，就属于这种情况。

我觉得这种观点是很有道理的，不唯指出了时下诗坛只讲格律的乱象产生的原因，也强调了格律诗的写作应当是内容大于形式。也就是说，我们绝不能为了迁就形式而去牺牲内容的表达。古人已经这样做了，而且做出了成效。今人就更应该解放思想，写出具有新时代特点的格律诗，这才是每个诗歌创作者应该思考而且必须尽力做到的问题。任何诗歌创作者都应该承认诗歌的时代性，不应该在格律的枝节问题上打口水仗，那实在是捡了芝麻丢掉西瓜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