汀南因果：那些蛋和鸡
到底是先有蛋还是先有鸡，似乎这是一个哲学问题。于我而言，鸡和蛋一直就在那里，不需要先后，它们就在汀南生活中、阳光里，抽象得像无限循环，又具体得无始无终。胤兄在《珍贵的土鸡蛋》里说记忆里没有见过母亲吃家里的鸡蛋，我深以为然，因为客家的持家女人们，总是那么焦虑，什么都记得，就是不记得自己，客家人，都这样吧，因为生存的压力。他们在富裕起来了之后，也往往不舍得吃，要省下最好的那一块给儿孙。
1973年，父亲和母亲从塘边的老宅迁走，在涂坊的早禾田建了新宅，就此开始了新生活。代价，则是他们从此负债。对于现代人来说，负债不算什么，不负债或者就不是现代人。但是我的父亲和母亲，是半个古代人，他们不能负债，负债让他们焦虑。
父亲的焦虑可能源于我母亲未表达的焦虑，也可能源于他母亲我的祖母显露的焦虑。其实那年代物价稳定，人们都不焦虑，人们不催债，也不存在“借钱的都是大爷”这样的畜生言论。但和所有的负债的人一样，“无债一身轻”，母亲在乡间努力的想要还清所有的负债，于是我们在乡间就节衣缩食。节缩到什么程度呢？
有个“休沐日”，父亲从长汀城回到涂坊，带着二姐去街上买肉。在屠凳前，父亲对头家老板说，“把那根排骨给我吧。”二姐在一边拉扯他的衣袖：“我们好久没有吃肉了。怎么又要买骨头。”父亲说他当场鼻头一酸，当即买了肉。他可能一时没有想得太明白，太平年代为何妻儿老小过成了《一江春水向东流》里头的人物，于是他的焦虑也开始与母亲、祖母同步起来。
父亲处理他感受到的焦虑，所以他让家里变成了动物园，从官庄托关系买的上杭猪，从官坊农场亲朋关系买的兔子和鸭子，从长汀车站阿四古叔叔那里分到了一对种鸽，亭头外家给了一头半大狗，祖母也还不知从何处用两斤冰糖换了一只猫。
于是二楼朝南的阳台一角钉起了一个挺大的鸽舍，我以为那挺大的，没多久，又在朝北的侧院里，父亲的朋友老漆叔几位帮忙钉了一个更大的，原本那个只是可以低头勉强进人，后头这个则可以直着身子走进去，不过它的到来，挤死了我期望很久的那棵水蜜桃树。这些家禽家畜其实在当年那个购买力低下的年代，不值什么钱，饲养它们则要付出很大的人力成本。不过在当年，主观上为了减轻债务，客观上实际减轻了焦虑。父母很用心的引进了它们，家人们则协力用心的喂养他们，父亲明显和阿四叔请教了完整养鸽攻略，食水盆和红壤中放盐这些小细节，让我的童年，变得颇有生物课外实验室的味道。而我们全家在80年代初期的穷困岁月里能从容淡定，很大程度来源于这种奇特的安全感。
最重要的家禽，是父亲开车经过龙岩红坊时在一位农人手上买下的，未知其名，一种白羽长翎的外地鸡，乡人不知道它的名字，一直叫它“北京鸡”。父亲的引进是失败的。因为一群鸡引进，真正活下来的没几只，几十只小公鸡里头只有一只公鸡幸存。但父亲的引进也是成功的。既然经过自然选择，就是最优的选择，所有的土著鸡都长不过那只“硕果仅存”，它像是吕不韦砸剩的那颗珍珠，同伴没享受的气运都集中在它身上。它体型巨大，威武不凡，像个缩小版本的凤凰，不过全身洁白，像是个异星生物，阳光下一照耀，家里家外的土著鸡，都成了脏脏的土黄色。我很是喜爱它，总是要格外给一小把谷米去宠溺它一番，它也争气，足足长到六七斤向上。
83年父亲让我和姐姐们进城读书，但只半年就让母亲叫回涂坊，因为在城里没有人照顾，澡都洗不干净，衣服也穿不清楚，实在脏得不行。她实在舍不得，就让我单独回涂坊陪她，我还真回了涂坊，重新去了涂坊小学。不过离开半年，同学变得陌生，就连大白公鸡也不认我了，进门就啄。飞擒大咬，这词用在一只鸡身上，真不冤枉它。估计它有被抛弃的委曲，我理解。但是它就是不一样，每天放学进门，它都要追着我啄，没完没了。我全然不敢还手，只四下逃，也不敢告诉大人们，因为我心下觉得理亏。其实它把周围所有人家的公鸡都打了一遍，早就拥有涂坊的横街子加机耕道纵横无敌第一鸡的骄傲头衔，它的骄傲不能容忍我的背叛。
有一天它把我追得急了，我翻身上了鸡窠，猱身上了柚子树，它翅膀一振上了墙，然后也上了树，它就站在柚子的横枝上，我抱着主干，一人一鸡在树影中对视，然后它放过了我，那以后没再啄过我。
大白鸡极强的领地意识，会攻击一切非法入侵者，因此它具备半条狗的功能，白天它在时一般人不敢进来，凶名昭著啊。而家里的狗和它是奇怪的同盟关系，白天的家归大白鸡看守，狗儿白天游荡晚上值夜，可能是“步兵”对“航空兵”的崇拜吗？那段时间，家人都进城的家宅，只有我和母亲两人，还有我们的“斗鸡走狗”，真是非常的奇特。
因为大白鸡的存在，家里白种鸡群产蛋稳定，每天都有十几个鸡蛋，母亲从来没有说过蛋的去处，我也纯靠瞎猜，但我真是从未缺过鸡蛋吃。有公母搭伙的鸡群，就会有自然规律存在，因为下的蛋数量到了，母鸡的体温和母性随着激素水平一起上升，它要孵蛋了，那这期间它是不下蛋的。汀人称这种状态的母鸡为“赖孵鸡嫲”。这当然是不可以的，我们还指望它的安份工作呢。于是母亲就会让我把母鸡抓进鸡笼，提了到家旁边的小圳，将它浸泡在水里，浸足十分钟它的体温就下来了，就又能正常产蛋了。现在想起来会有一种抱歉，残忍的行为，就像奴隶主鞭打奴隶。
当然，也有斯文的活计让我做，比如照鸡子。母亲让我去把油灯拿了来，她提了一篮的鸡蛋，足有四五十个，走进祖母的房间，那个房间后窗完全封闭，白天光线也很暗。室内的相对亮度与油灯提供的点光源之间的落差变大，这变成一个有趣的暗房，多年后我迷上摄影暗房里看底片的感觉，由来于些。油灯下，母亲将一个鸡子放在灯前逆着光，说有没小鸡看一眼就明白了。是真的，那天我清楚的看到了鸡子里藏着的另一乾坤，多年后接触“须弥藏于芥子”观念，其实说的就是生命中的物象与真理吧。竖立起来观看，鸡蛋上部大约黄金分割点的位置，有一霜花电泳状的，如宇宙之眼，那是有小鸡的；如果干干净净的清透如水，就是没有小鸡的。我一个个的看，挑出有小鸡的一堆，没小鸡的一堆，心下有些悲伤，童年不识愁滋味，一直不明白那情绪的由来。
多年后，我在文清兄的新浪博客中看到“十个鸡子九个谷，还有一个没食禄”，我一下没忍住，悲从中来而至放声大哭。是的啊，无数人活成那些“没食禄”的蛋啊，但是谁又不想破壳而出呢，谁又想在人间不曾有成就的庸碌着，谁又在连绵宿醉中不曾嫌弃自己的“没食禄”。汀南的俗语啊，有些平常话语，读来却有雨后山林一般的水汽弥漫，淡淡忧伤。
母亲将那些 “没食禄”的蛋小心收拾在一起，它们并未在墟天来临时被放在集市上卖掉变成小钱，但我们小心翼翼的，慢慢还着那些亲朋借与我们的好心好意。
1985年，我们彻底要从涂坊搬走了，进城，父亲说不带那些瓶瓶罐罐，当然也不带那些飞禽走兽，于是我又一次背叛了它们。
临行前些天，母亲还杀了一只鸡。母亲在神坛寨的沙屠公王前头，左手擒着鸡，反剪它的双翅，对神案方向唱了“讶”，所谓唱讶，即是对着神抱手行礼以示迎迓。拜过公王后就在鸡脖子上麻利割了一刀，鲜血喷涌而出，洒在地上的黄草纸上，那叫打花。她放开手，那只鸡扑腾着翅膀，飞越了神坛，在两边如手臂延伸的护坡之上洒下血痕，它飞不过那山丘，也飞不过梁志岽，当然也飞不出背头山，它最后落在公王座前的泥地上，吐出最后一声鸣叫。
做完这一切，母亲将打了花的纸，压在神坛之上，提起鸡离开，神明这样就是享用了我们的贡品，而我们则要回去享用我们的生活。神坛寨后的渠道边有我们的田，那些田能种出稻谷和希望，我们世代在这些田亩之上，用希望来喂养自己和那些鸡。
神明的指掌翻动间，风抚过沾染鸡血的花纸，有一首带着《离骚》一般荆蛮气质的诗，跨越田野和时间，裹挟阳光照射在祖先的土地上，将棺木、祖先牌位、石阶路、草木通通融入血脉，仪式在焚烧中跳舞，神灵和祖先并座，一同饮用牺牲的血食，村庄在讲述千年的传说。我和家人，卷起了五代图，收拾了种种情怀，向着城市，出发了。
那只被祭了神的鸡当然不会是大白公鸡，我们哪里舍得。但又带不进城，就把它托付给了亭头的外祖父。它果然是英明神武，那之后很多年，亭头的鸡慢慢的都染上了白毛，不过毕竟黄白交杂，完全不似它那么洁白俊美，而我则比较无情，离去后就再也没有闻问过它的音讯，只是在看到那些自由且没有阉割过的公鸡时，会想起它来。多年之后，我与它的同类在网络重逢，我终于知道它是从巴西进口的“白羽鸡”，“北京鸡”这样的名字确也配得上它的洋气俊美。而那时的我灰头土脑，还不会给动物起名字，虽然已经能理解它那即是雄姿而英发，正是鸡中“公瑾”，但网络再见，就决定若有机会再养它，就给它一个剑客的名字“傅红雪”，为它多年前与我在柚子花盛开的枝桠间那次对视的冷厉与犀利。
所以到底是生活造就我们的状态，还是我们去造就了生活的状态，很难说出必然的有因果、有始终，而我在拿起油灯照鸡子和拿谷米喂食大白公鸡时，就想明白了，先有鸡还是先有蛋，一点都不重要，我同时拥有它们，无需始终，自成因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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