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绍侯 龚留柱
（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今注本二十四史·宋书》是大型史学丛书《今注本二十四史》中的一部，从20世纪90年代开笔，历经20余年的艰苦努力，终于在2020年7月完成并由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正式出版。要谈《今注本二十四史·宋书》的学术价值，必须先要谈谈它的前身。一是南北朝时沈约如何编纂了纪传体断代史《宋书》，这是《今注本二十四史·宋书》的最初原创形态。二是20世纪70年代由中华书局出版的点校本《宋书》，由王仲荦主持整理，这是一部适应现代需要首次对传统的《宋书》加以新式标点，并广泛吸取了历代学者的诸多校勘成果的阶段性的重要文献形态。《今注本二十四史·宋书》也正是在它们的基础上进一步开拓而得以完成的。
一、沈约编纂传世本《宋书》
《宋书》所记为历史上南朝刘宋一代之事，共计一百卷（含《本纪》十卷，《志》三十卷，《列传》六十卷）。其主线上起东晋义熙元年，下迄刘宋昇明三年，是一部刘宋王朝的纪传体断代史。
刘宋灭亡后，南朝萧齐永明五年，受齐武帝萧赜之命，历仕宋、齐两朝的著名学者沈约编纂《宋书》，到永明六年即告完成，历时不到一年，这是“二十四史”中用时最短完成的一部史书。但这时的《宋书》尚不完整，只有《本纪》十卷和《列传》六十卷，而其《志》三十卷则是到了偏晚时候（估计在萧梁初期）才陆续完成。其实，此时的《宋书》纪、传七十卷也不完全是沈约白手起家撰写成书的，而是在前人何承天、山谦之、孙冲之、苏宝生、徐爰等所撰刘宋“国史”的基础上汇编、改写、补写而成的。至于最后完成的《宋书》“八志”，笔者在今注本《宋书》的“前言”中也曾判断，“（它）既吸收了何（承天）志、徐（爰）志的优秀成果，又有沈约增新补缀的贡献。说明《宋书》八志是各种《宋书》诸志的集大成之作，反映了南朝志书的最高水平”（朱绍侯《今注本二十四史·宋书》“前言”，第17页）。
南朝刘宋六七十年的历史资料，主要依靠沈约编纂的《宋书》得以保存下来。由于他是一位造诣高深的文史学家，因此特别注意在史册中全文收录当时名家的奏议、书札和诗文，甚至有些政府决策的会议记录、使臣对外往来的言辞交锋也都有详细的记载。如郑鲜之、徐羡之的奏议，颜延之、谢灵运的诗赋，刘勔、王微的书札，讨论符伍制度和铸钱政策等会议上的不同意见，刘宋张畅与北魏李孝伯的外交对话，等等，《宋书》所记已经到了“不厌其烦”的程度。有人为此讥讽沈约“失于繁杂”，其实这反而体现了《宋书》善于保存史料的优长之处。正由于此，后人才可以从中直观地了解南朝一代政治、经济、文化诸多方面既真实又详尽的细节，使得后人对于社会历史的全面研究和把握有了可靠的抓手。
《宋书》能够流传至今，经历了千百年时间的甄别与检验。与其同时或稍后，史载还有五种“宋书”也在社会上传播，即孙严《宋书》六十五卷、王智深《宋纪》三十卷、裴子野《宋略》二十卷、王琰《宋春秋》二十卷、鲍衡卿《宋春秋》二十卷等。但它们最终都被历史所淘汰而亡佚，唯有沈约的《宋书》历尽波折而艰难地保存和流传下来。故今人要研究刘宋一代甚至南朝的历史，《宋书》都是主要的依凭文献。《宋书》在中国古代的二十四部“正史”中占有重要地位。它虽不能与《史记》《汉书》相提并论，但相比《后汉书》《三国志》并不逊色，在南朝四书中应属上乘。唐代著名史学评论家刘知幾在《史通·书志》中也说：“宋氏年唯五纪，地止江、淮，（宋）书满百篇，号为繁富。”
二、适应现代需求的中华书局点校本《宋书》
沈约《宋书》在历代的流传过程中，曾出现过许多不同的版本，现存的主要有宋元明三朝递修本（简称“三朝本”）、明北监本（简称“监本”）、毛氏汲古阁本（简称“毛本”）、清乾隆四年武英殿本（简称“殿本”）、金陵书局本（简称“局本”）、商务印书馆影印三朝本（简称“百衲本”）及中华书局点校本（简称“中华本”）。在做今注本《宋书》时，我们对以上的版本经过反复的比较，认为中华本是其中最好的一个版本，因此我们选择它作为我们的工作底本。
中华本《宋书》充分吸收前人校勘成果，堪称是古今《宋书》校勘的集大成者，此外，又对全书加以现代标点，给攻读《宋书》的当代读者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方便，也适应了时代的需求。
我们以中华书局点校本《宋书》作为工作底本，对中华本《宋书》的校勘记，凡是我们认为正确的一律加以吸收，但在我们出注时对不同情况往往有所区分。一是对于由中华本整理者亲自发现的勘误，即使我们后来在工作时也查到了它的出处，但仍然注明是引自中华本校勘记，以避掠美之嫌。二是中华本校勘记的勘误引自更前代人的校勘成果，我们当然就直接注明引自何人何书，不再提及中华本的校勘记，以减少注文的字数。三是对中华本的疏漏之处，包括内容错误或标点失误，则出注加以勘正，以供讨论。这样，每条校勘争取都做到有据可循，但对证据不足之文，则提出质疑但不更改原文。
原来的“二十四史”，除去“前四史”和《晋书斠注》原有古人的注释外，包括《宋书》在内的其他19部史书，是从来都无人为之作注的。这就不能不影响它在现代社会的流通和传播，读史也被一般人视为畏途，造成年轻一代对传统文化的疏离，这又不能不说是极大的缺憾。《今注本二十四史》能在中华本的基础上进一步开展对史书内容的校勘和注释工作，实在是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浩大文化工程，意义十分重大。《今注本二十四史》除了继续进行传统的校勘工作以外，同时也继承中华本在古籍整理中体现的那种现代转型精神，对全书增加繁简合理的注释，以便于现代读者对史书古籍的深入阅读和理解。
三、《宋书》的今注工作
《今注本二十四史·宋书》在中华点校本的基础上开展注释工作，力求不枝不蔓，紧扣原文。纪、传之注文从简，志之注文则力求详备；文字表达难尽其意者，则采用图表等形式予以辅助。
人名、职官、地名三项，既是史家注史的三个要点，也是人们正确理解史书内容的三把钥匙。面对一个历史事件，如果不了解当事人的身份、地位，对其官职高低不分、职掌不明，对事件发生的地理位置和山川形势（包括其政治、经济、战略价值等）不甚了了，就难以对事件的发生原因和发展前景有一个正确的理解。注释人名时，《宋书》有纪、传之人简注，并注明某卷有其纪或传；而对本书无纪、传之人，则稍加繁注其主要事迹。对该书仅一两见者，而其他史书也不见记载，则注明其“身世不详”。对人名皆加注其“字”和籍贯。注其“字”是为了区分同姓名之人，注籍贯是因为魏晋南北朝的门阀士族重视郡望，如同是王姓就有琅琊王氏、太原王氏和其他异地王氏的区别，门第高低一望而知。人们姓同而郡望不同，就表明其社会地位不同。
职官制度在历史上变化极大，同官名不同职务，同职务而不同官名，还有实职与虚衔之分，其演变情况非常复杂。由于《宋书》有《百官志》，故对职官的注释一般从简，仅注明其官称、职掌、品级，除有特别需要，则不注官职的前后演变情况。
东晋、刘宋及其前后时期疆域变化无常，侨置郡县也较多，该书《州郡志》及成孺的《宋州郡志校勘记》亦不能全部理清，要一一注明古地名的今地址，向为历史学家、历史地理学家所难。尽管有清人徐文范所制《东晋南北朝舆地表》，近代臧励龢所编《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和魏嵩山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胡阿祥所撰《宋书州郡志汇释》等工具书做参考，还是有很多古地名难以理清，我们也只能尽力争取所注准确无误。这里的故地今注，还有一个困难，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行政区划的变化和地名的变化均较为频繁。有的地名辞典对地名的注释虽然很清楚，但与今地名仍不相符。如琅琊王氏和琅琊颜氏，虽都是琅琊临沂人，各种地名辞典“临沂”的定位都是今山东临沂市，但实地考察，琅琊王氏的故居确在今山东临沂市，而琅琊颜氏的故居则在今山东费县。再如济阳蔡氏，一般注释“济阳考城”为今河南兰考县也应不错，因为兰考县是由兰封与考城二县合并而成，但实地考察，准确的蔡氏故里应该在今天的河南民权县境内。
典故是《宋书》注释的难点，也是亮点。沈约《宋书》大量收录当时人的奏议、书札、诗赋和文章，多有用典，有的一句一典，有的两句一典，大大增加了今人注释的难度。典故不明，就不能理解文辞的真意。我们作注，耗费精力最大的就是查寻典故的出处和含义，为此几乎查遍了先秦、秦汉古籍及唐李善《昭明文选注》和刘宋文人的文集集注。经努力，现在《宋书》所涉及的绝大多数典故均已有注，但仍有少数典故含义待考，只能以俟高明。
纠谬勘误，即对《宋书》中存在的失误之处加以订正，也是书中着力较多之处。这里大体有三种情况：一是《宋书》原来就有的失误；二是它在流传过程中产生的失误；三是中华本对之校勘、标点过程中的失误。这里分别试举一例。其一，中华本在点校中没有发现的《宋书》原有的失误。《宋书》卷五二《王诞传》云：“孙伯符（孙策）岂不欲留华子鱼（华歆），但以一境不容二君耳。”此处用典，“孙伯符”乃“孙仲谋（孙权）”之误，事见《三国志·华歆传》。这是《宋书》作者误将孙策和孙权混为一人，而中华本《宋书》校勘记应该订正而失校。其二，中华本没有发现的《宋书》在流传中产生的失误。《宋书》卷二《武帝纪中》文：“吾处怀期物，自有由来。”据考证，《册府元龟》卷二七五和《晋书》卷三七引此句均作“虚怀期物”，即虚心期待着有才干人物的到来。此处误“虚怀”为“处怀”，显然是因为繁体字“處”与“虚”二字形近而误。这也属于中华本失校。其三，中华本《宋书》在标点和校勘中的失误。《宋书》卷二四《天文志二》文：“三年正月，东海王越执长沙王乂，张方又杀之。”按此处的“三年正月”，接上文太安二年七月叙事之后，以史实揆之，是谓晋惠帝太安三年正月无误。中华本《宋书》校勘时却误以周家禄《晋书校勘记》为据，以为太安纪年只有二年而无三年；又据《永乐大典》卷七八五七所引文，以为“三年”当为“二年”。按晋惠帝太安年间正是“八王之乱”炽烈之时，政局动荡，年号改易频繁。若不深谙其史者，往往难得要领。据考证，太安纪年其实有三年，但这一年政局混乱，四易年号，“按太安三年正月二十六日改元为永安元年，七月又改元建武，十一月复为永安，十二月又改元为永兴元年。一年改了四次年号，让历史学家实难抉择”。再据《晋书·长沙王乂传》：“乂以正月二十五日废，二十七日死。”可知长沙王司马乂被废在改元前，死在改元后。《天文志》言“三年正月，东海王越执长沙王乂”是为实录，“写作'太安三年正月长沙王乂被杀’亦无不可，如改作'太安二年正月长沙王乂被杀’，就闹出了笑话，属于误改”。
除了以上数个方面外，我们对《宋书》中所有涉及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及社会生活中有关制度、习俗及疑难字句也都作了必要的注释，其篇幅也从中华本的8册140万字变成了今注本《宋书》的15册396万字。
我们做本书的意图，是让对《宋书》有兴趣的当代人，在阅读了“今注”后，可以比较准确地理解《宋书》的内容，把握刘宋王朝的时代大势和关键所在。由于《宋书》原没有注释本，我们所做的正是一项开创性的工作，但我们又是在中华点校本基础上的开创。尽管我们吸收了学术界最新的各项研究和校勘成果进行工作，但我们不敢认为自己所完成的就是最好的注释本《宋书》。我们知道，挑剔别人的错误容易，而自己不出错误实难。以我们的浅陋学识，从事这样一种难度较大的开创性工作，又因我们是多人共注一部书，尽管有主编统一把关，其失误甚至矛盾之处在所难免。所以衷心期待专家和读者的不吝赐教。
本文原刊于《中国史研究动态》2021年第6期，第42—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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