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璩（约公元291年—361年），字道将，蜀郡江原（今成都崇州市）人，东晋史学家、地理学家。常璩所著《华阳国志》，将古代志书中历史、地理、人物相结合，创立了体制完备、内容丰富、记事生动的方志体裁，堪称“方志鼻祖”“舆地功臣”。
《华阳国志》记载了四川、云南、贵州全境以及陕西、甘肃、湖北部分地区的史实，记述时间远起于天地开辟之初，近止于晋永和三年（公元347），是中国现存最早、最完整的一部地方志著作。
《华阳国志》综合继承了西汉以来八家“蜀纪”、历朝“正史”以及其他地方文献，同时也有作者多年调查得出的内容，为研究中国西南地区山川、历史、人物、民俗提供了重要史料，时称“蜀史”，被誉为“地域渊薮”“巴蜀良史”。
全书十二卷，包括《巴志》《汉中志》《蜀志》《南中志》《公孙述刘二牧志》《刘先主志》《刘后主志》《大同志》《李特雄期寿势志》《先贤仕女总赞》《后贤志》，末卷为序志及益梁宁三州先汉以来的士女名录。
修志巴蜀“第一人”
《华阳国志》垂青史
盛夏时节，位于崇州市中心三元街的常璩广场，树木繁茂，蝉鸣悠长。常璩铜像立于广场一端，只见他一手握笔、一手握卷轴，“如鉴如衡千秋笔，求真求是万代书”的神态尽显。距此约26公里的街子古镇上，近年来修建了华阳国志馆，再现常璩修志情景。两处纪念场地，充满了崇州人民对先贤的敬意。
“方志鼻祖、蜀史巨擘”，是四川大学中华文化研究院执行院长舒大刚教授，为常璩入选第二批四川历史名人名单所写的推荐词。《崇庆县志》记载，《华阳国志》因资料新颖可靠、叙述得法、文辞典雅，而成为名闻中外、影响深远的史学巨著。时至今日，常璩维护国家统一的爱国主义情怀、秉笔直书的史学情怀和真挚深厚的家国情怀，仍然令人崇敬。
常璩塑像。
其人：世家子弟修史立传
常璩出生的江原常氏，是当地的文化世家、“文献故家”。常璩这位世家大族子弟深受家学传统熏陶，有志于历史研究和撰述，通读先世《左传》《战国策》《史记》《汉书》《东观汉记》《蜀本纪》《蜀后志》以及司马相如的著作等，并得其叔祖父常宽研究易学、史学之真传。因流民之乱，常宽率族人迁到荆湘，常璩因家中贫困未能南迁，遂依附范长生，经常只身走西山，从范长生那里学习知识。《崇州简史》记载，常璩“在困瘵之时坚持四处搜集资料，'资腐帛于颠墙之下，求余光于灰烬之中’，掌握了不少西南地区的材料”。
深受范长生赏识的常璩，不仅得到老师的倾囊相授，还受荐入李氏成汉政权为官。在成汉政权中，常璩官至散骑常侍，出入宫廷，侍从皇帝，传达诏令，掌理文书，这也为常璩写《华阳国志》奠定了基础。
生于世家，是常璩之幸；处于乱世，也让他饱受战乱之苦。
东晋永和三年（公元347年），大将桓温奉命伐蜀，大军很快打到成都城下。常璩亲眼目睹巴蜀人民所受苦难，为避免蜀地人民再受战乱之苦，劝说成汉皇帝李势降晋。成汉灭亡后，桓温在蜀地停留了三十天，推举任用贤明的人。据《晋书·恒温传》记载：“散骑常侍常璩等，皆蜀之良也，并以为参军。百姓咸悦，军未旋而王誓。”常璩等人随后前往东晋都城建康（今南京）为官。但东晋士族只重用中原故族，轻视蜀人。不久，一同降晋的王誓、邓定等再起反叛之举，很快被恒温镇压。常璩虽未参与叛乱，但也因此受到了猜忌与排挤。在东晋士大夫政权藐视蜀地降部的大背景下，常璩不再期望从仕途中求进取，而是专注修史，以《华阳国志》为巴蜀立传，赞誉西南地区悠久的历史和杰出的人物。
华阳国志馆。
其志：维护统一反对分裂
《崇州简史》记载，常璩维护国家统一，反对分裂割据，强调巴蜀乃至整个西南地区是中华民族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对自己所处的乱世深恶痛绝，因此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劝说成汉皇帝李势降晋，使人民免受涂炭之苦，结束了四川长期分裂割据的局面。他劝说李势降晋一事，《晋书·李势载记》中提到：“温至城下，纵火烧其大城诸门。势众惶惧，无复固志。其中书监王嘏，散骑常侍常璩等劝势降……势寻舆榇面缚军门，温解其缚，焚其榇，迁势及弟福、从兄权亲族十余人于健康，封势归义侯。”
作为史学家，常璩从历史中吸取教训，身体力行维护国家统一，体现出大局思维与历史担当。陈晓华、刘重来曾撰文评《华阳国志》，称这是“一部宣扬'大一统’思想的地方史志”。“难能可贵的是，这部成书于分裂动荡、南北对峙的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地方史志，却在书中高扬起'大一统’的旗帜”，因“融汇了中华民族'大一统’精神而发出强光异彩”。
在《华阳国志》中，常璩将“大一统”思想贯穿于巴蜀历史之中，从地缘空间上，论证巴蜀与中原的历史渊源关系；从血缘脉络上，论证巴、蜀各族皆为炎黄子孙，有不可分割的血肉联系；以大量史实论述了中原和巴蜀文化各有所长且相互交流、相互影响。历史学家任乃强认为，常璩能站在中华“大一统”的高度写地方史，为促进中原与巴蜀融合作出了贡献。他说：“常璩此书，纯用中原文化之精神，驰鹜于地方一隅之掌故，通其痞隔，畅其流灌，使中土不复以蜀士见轻，而蜀人亦不复以中土为远。唐宋以降，蜀与中原融为一体，此书盖有力焉。”
不同版本的《华阳国志》及有关著述。程志立 摄
其著：敢于创新保存史料
常璩在前人的基础上加以继承创新，使方志撰述囊括历史、地理、人物、风俗、民族关系等方方面面。学界认为，地方性是《华阳国志》的重要特征，该作品展示出巴蜀大地的历史厚度，堪称四川“最早的历史文化名片”。
西汉时期，文翁兴学智巴蜀，班固在《汉书》中称“至今巴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这样的重要事件，不见于《史记》，却在《华阳国志》中有详细记载，最终让文翁化蜀的事迹永载史册、彪炳千秋。
写《华阳国志·巴志》时，常璩总结巴地“其民质直好义，士风敦厚，有先民之流”；讲蜀地时，则说蜀多文士、好文雅，最后总结称“巴有将，蜀有相”。
众人熟知的成都博物馆镇馆之宝，是天府广场挖出来的石犀。石犀所代表的犀牛，长期在古蜀文化中被视为神兽，它的发现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华阳国志·蜀志》中有关李冰作石犀治水的记载：“秦孝文王以李冰为蜀守……作石犀五头，以厌水精。”
除水利事业外，《华阳国志》对古代四川其他科技也多有记载，且将经济发展与科技进步紧密联系到一起。常璩曾多次写到临邛（今成都邛崃市）等地的制盐手工业对天然气的使用，这些记载和存世的汉代制盐画像砖一起，证明了中国人在全世界最早使用天然气。
常璩还开创了地方志为妇女立传的典范，他以地域为单位，记叙一地具有代表性的女性的言行，集中体现各郡妇女的生活风貌。
□本报记者 周强
研习《华阳国志》，
可以看看这些书
《华阳国志》成书后受到普遍重视，东晋、南北朝学者在著述中多有引用。晚近以来，不少学者对其进行了整理和研究。专著方面，史学大师任乃强的《华阳国志校补图注》属于里程碑式的成果。任乃强认为《华阳国志》对地方史志的意义，就如《史记》之于我国史籍。任乃强以清代廖寅的题襟馆本为底本，校以多个版本，参考大量典籍，对《华阳国志》进行校勘、标点、辑补、注释、附加论述及绘图，功力深湛，于地名之诠译、史实之考订，着力尤多。该书是今人研习《华阳国志》的首选。
历史学者刘琳的《华阳国志校注》以廖本为工作本，以多本参校并参考了任乃强《华阳国志校注图补》，用力颇勤，经过两次修订，成为《华阳国志》目前很重要的善本。
任乃强、刘琳二书外，近年来有汪启明、赵静《〈华阳国志〉译注》，该书如赵振铎先生在《序》中所评价“于词义之引申，文字之假借，疏通证明，多有创获”。刘重来、徐适端主编《〈华阳国志〉研究》，介绍了《华阳国志》的作者、名称由来、成书及流传过程、内容、体例、史学价值、版本等，其中对常璩的史学思想以及《华阳国志》的史料价值论述尤详，是研读《华阳国志》必不可少的参考书。
——摘自汪启明、罗业恺、于潇怡 《〈华阳国志〉略谈》
历年来编纂出版的《崇州文史资料》中，有多辑收录了常璩的相关内容。 余成茜 摄
在传承中创造
巴蜀文化新辉煌
常璩是中国地方志的鼻祖、中国地方志完整体例的创始人，他创作的《华阳国志》是中国现存最早、最完整的地方志著作。近日，记者采访了省政协委员、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原主任马小彬，请他谈谈对常璩及《华阳国志》的看法与认识。
记者：常璩入选第二批四川历史名人名单。您认为常璩及其所著《华阳国志》的价值主要体现在哪里？
马小彬：常璩被评为第二批四川历史名人之一，当之无愧。常璩开拓创新、自成一家，开创了中国地方志写作先河，被后人誉为史学家、地理学家，为后世川籍史学家著史修志树立了榜样。《华阳国志》记述的古梁州地区历史，其内容、体例及范围与现在的地方志不同，入志内容不仅局限于四川，还涉及云南、贵州全境以及陕西、甘肃、湖北部分地区史实，是巴蜀大区域文化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
《华阳国志》融地理志、编年史、人物传于一体，开创了地方史编纂的新体例，为研究中国古代西南地区的政治、经济、地理、民族、人物等提供了重要史料，颇受历代学者推崇和赞誉。范晔《后汉书》、裴松之《三国志注》、郦道元《水经注》、司马光《资治通鉴》等史书地志多取材于《华阳国志》。
记者：研究并推广《华阳国志》，对传承和弘扬巴蜀文化、推进四川建设文化强省有何重要意义？
马小彬：作为历史名人留下的历史成就与贡献，《华阳国志》是重要的历史记忆，是人类智慧的结晶。研究并推广《华阳国志》，对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软实力和影响力、发挥史志资政育人作用，都具有重要意义。该志中记述的内容是我们研究区域发展史、行业发展史的重要史料。《华阳国志》记载，“蜀沃野千里，号为陆海。旱则引水浸润，雨则杜塞水门，故记曰：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天下谓之天府也”。其对“天府之国”由来的记载，是我们所见古籍中最早的。
《华阳国志·巴志》记有“以茶纳贡”“园有香茗”两处茶事。《茶经述评》等当代茶文化著述认为，这两处茶事可以追溯到武王伐纣的周代。这为研究茶的起源和发展提供了重要史料。《华阳国志》对川人川味川菜的记载也很有意思，《华阳国志·蜀志》称蜀人“尚滋味，好辛香”。如此宝贵而有趣的史料，《华阳国志》中还列举了很多。因此，我们要加强对《华阳国志》的研究与推广，与时俱进，在传播普及方式方法上加强创新，让传统文化更好地滋养文化自信，不断提升四川文化软实力，创造巴蜀文化新辉煌。
□本报记者 刘奕锋
让历史辉映现实照亮未来
——来自崇州市政协的“常璩故事”
“国有史，地有志，家有谱”，方志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承载之一。
“方志大家常璩身上承载了中华民族优秀的精神品格，闪烁着四川人特有的气质风范，是崇州宝贵的历史人文资源。”崇州市政协文化和文史资料委员会（以下简称“市政协文化文史委”）主任余成茜介绍，一直以来，崇州市政协非常注重文史资料工作，深入挖掘常璩及其家族的生平事迹、重要贡献，并认真收集、保留、记录有关资料，在历年来编纂出版的《崇州文史资料》中，有多辑收录了常璩相关内容。2018年12月，由崇州市考古专家施权新主笔、市政协主编的《崇州简史》正式出版，书中有专章、专节系统介绍常璩及其家族渊源，以及《华阳国志》对中国方志修纂、研究的重要贡献，具有非常珍贵的史料价值。
2018年9月，市政协文化文史委接到省政协相关专委会关于文史资料工作计划的通知，其中一项是开展“四川百名历史文化名人”遴选。“2017年首批四川历史名人名单公布时，其中没有常璩，我们感到遗憾，”余成茜说，“省政协开展的这次遴选工作极大地鼓舞了我们的工作热情，紧接着，就传来了第二批四川历史名人遴选申报的消息。”
2019年初，经市政协党组研究决定，将“围绕申报常璩等为四川省第二批历史文化名人开展协商”，纳入市政协当年的主要工作事项之一。4月24日，市政协文化文史委积极撰写社情民意信息《关于申报常璩为四川省第二批历史文化名人的建议》，分别报送成都市政协、崇州市委宣传部、崇州市文旅局等相关单位。5月14日，市政协文化文史委就“四川省第二批历史文化名人”遴选申报暨“四川省百名历史文化名人”遴选工作，特邀施权新、陈柏青、肖俊等专家开展专委会视察和界别协商活动，形成专题推荐材料及时报送省政协和成都市政协相关专委会，积极助力常璩入选第二批四川历史名人名单。
成都市政府参事、崇州市政协委员杨虎参加了此次视察和协商，并提出了很好的意见建议。“可以说，常璩是提倡'天府文化’的第一人，他应是当之无愧的四川历史名人。”杨虎说，“天府之国”原指关中平原，历史上首次将成都平原称为“天府”的是诸葛亮，他在《隆中对》中称赞当时的益州是“天府之土”。常璩在《华阳国志》中详细描述了李冰修建都江堰后，成都平原土地肥沃、物产丰富的环境：“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天下谓之天府也。”因为有了常璩的描述，“天府之国”这一美誉，从此便成了成都平原的代名词。杨虎说，从这个角度来看，常璩不仅是崇州，更是成都、四川，乃至中国的文化名片之一。
“《华阳国志》展现出常璩广博的见识、宏阔的视野和高远的格局。在他身上，除了深厚的爱国情怀，积极上进、勤奋专注的蜀人个性也极其鲜明。”杨虎十分赞赏常璩维护国家统一、反对分裂割据的中华文化“大一统”思想，而且认为，“他能耐得住寂寞，静心著史”。当晋永和九年（公元353年），王羲之在浙江绍兴的兰渚山下以文会友，饮酒赋诗写就《兰亭集序》时，常璩则在闭门潜心著书。遗憾的是，成书后大概不到10年，常璩便溘然长逝。
“在《华阳国志》中，能读出常璩对巴蜀浓郁深厚的感情。它不仅可以让我们了解过去，也能带我们走进当下，循着《华阳国志》能找到现今生活的根源。”作为一名专职作家，杨虎潜心钩沉川西平原历史文化，用文学的方式去梳理、呈现天府文化。他的长篇散文集《西蜀寻隐》于去年出版，其中部分内容也参考了《华阳国志》，挖掘讲述鲜为人知的西蜀故事。“我们要认真提炼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标识，探索将《华阳国志》以当代人更易接受的形式呈现出来，让常璩和《华阳国志》得到更广泛地传播，让历史辉映现实、照亮未来。”杨虎说。
“常璩入选第二批四川历史名人名单，是崇州人的骄傲，也是对外宣传崇州的良好契机。”余成茜介绍，第三轮《崇州市志》修纂工作即将启动，市政协文化文史委将进行深入调研，提出更多有分量、含金量高的社情民意信息和工作建议，为做好常璩等历史文化人物系列专题研究、讲好崇州故事、促进文旅融合发展等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我们建议相关部门、单位密切配合，联合中国方志学会，通过定期在崇州召开全国性的方志文化研讨与修纂学术论坛等形式，提升崇州的文化影响力和城市知名度、美誉度，为建设农商文旅体融合发展示范区提供文化支撑和品质内涵。”
□本报记者 周强
来 源丨《四川政协报》2020年7月28日第4版
图文编排丨张 荣 康
校 检丨谭 雯 琪
责任编辑丨董 彦
审 核丨余 泳 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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