诞辰130周年 | 王伯祥的出版情缘

这是新闻出版博物馆的第 100 篇文章

1890年2月27日，现代文史学家、版本目录学家王伯祥先生出生于苏州。

王伯祥，江苏人，名钟麒，字伯祥，曾先后任职于商务印书馆、开明书店，编辑史地、国文教科书和大型史学丛书。尤其是他在开明期间主编的《二十五史》《二十五史补编》在史学界有极高声誉。2010年正值王伯祥先生诞辰120周年，我馆馆刊曾特辟专栏，王伯祥之女、中国青年出版社校对科原科长王清华，王伯祥之子、国家图书馆副研究员王润华，王伯祥外孙、华南师范大学教授卢元镇，分别以专文、日记摘编、口述历史节选等形式，回顾这位已逝长者的生平。

王伯祥先生诞辰130周年之际，我们节选卢元镇的《王伯祥的出版情缘》及子女对父亲的回忆，来表达对出版前辈的纪念。

▲王伯祥（1890年2月27日－1975年12月30日）

▲王伯祥（20世纪20年代初）

江浙一带人杰地灵，文人墨客辈出。民国初期，一批苏州学人来到上海，其中就有我的外祖父──著名的文史学家、版本目录学家王伯祥先生，与他携手东行的还有叶圣陶、顾颉刚、俞平伯等一批同好。

初到上海的王伯祥独辟蹊径，选择了一条自己的道路：旧学今辨。他白天在书肆淘书，晚上在书房苦读，以新文化的视点对旧学进行卓有成效的开发。而从事这一开发的前提是对版本目录的了如指掌、对古文注释的得心应手，因此成就了他在版本目录学和训诂学方面的贡献。

……

1921年，因北京大学长期欠薪，又适逢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王云五为推行新文化运动广揽人才，王伯祥持胡适给王云五的介绍信到上海商务印书馆谋职，任史地部编辑。其间，他加入了中国文学研究会。“五卅”运动时，曾与郑振铎等创办《公理日报》，抗议英帝国主义的暴行。在商务的十多年里，王伯祥先生编了不少史地教科书，同时还写了《三国史略》《郑成功》《太平天国革命史》《中日战争》等专著，并发表了不少文史方面的论述。

在此期间，《禁本本国史》值得一叙。1924年，胡适邀顾颉刚编写《现代初中教科书·本国史》。然而顾的祖母突然去世，令他悲痛欲绝而辍笔，大部分书稿交由王伯祥完成。此书问世后，受到读者热烈欢迎，几年内竟加印50余次，为商务印书馆大大地赚了一笔。 

▲《禁本本国史》

这本史书很别致，既不按编年陈述，也不给重要人物作传，而是将中国历史进行了独到的分期：分为域内文明的成人（上古，秦以前）、中国民族文化的蜕变（中古，从秦初到五代之末）、中国民族的争存（近古，从宋初到明末）、东西文明的接近（近世，清朝），以及中国文明的现代化诸时代（现代，中华民国）。撷取某一历史时期最有价值、最有代表性的事件和人物，以说明这一时期的发展倾向和时代特点。书中每一节次都可以独立成文，通畅易读，很适合作者“借题发挥”，进行史论。

…… 

1932年“一·二八”兵燹给王伯祥造成的灾难是双重的。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是夜十一时许，倭贼突破闸北，飞机下弹毁商务印书馆。从此，此沪北各地遂化为大修罗场，毁家丧生者不可胜数。是诚生平最深刻之一日也。”日寇的飞机不仅炸毁了商务印书馆的编辑部和东方图书馆，而且炸了印刷厂，焚毁了厂房、机器和纸型，葬送了商务印书馆的绝大部分家当。

战火中，王伯祥在闸北仁余里的住所也未能幸免，成为一堆瓦砾。最让他痛心的是，其如燕衔泥筑成的书房和珍藏的全部图书，被当地的地痞流氓洗劫并纵火延烧，全部化为灰烬。他们夫妇和六个子女几成难民，幸亏叶圣陶、陈乃乾、丁晓先等老友及时相助，才未流落街头。

受到重挫的商务印书馆难以为继，开始遣散职员，王伯祥也在其中。此时，恰逢开明书店老板章锡琛延揽人才，王伯祥经先一步进入开明的叶圣陶介绍，就此开始了他一生中成果最为丰厚的学术生涯。

……

1932年，王伯祥初到开明书店，负责编写中学国文教材、教学参考书与活页文选。编写发行教材是开明书店最大的财源，而撰写教学参考书则是推销教科书的有效手段。活页文选是开明书店的首创，实际是变相的教科书。

▲《开明国文读本参考书》扉页

王伯祥编写的《开明国文读本参考书》是极富特色的。首先是选材新，文白兼收。如第二册中选入了多篇当代名家散文，有冰心、蔡元培、叶圣陶、俞平伯等的作品。其次是注解全面、细致。“凡教学中应行注意之各事项靡不具备”，共有解题、诠释、敷衍、参证、习问五类。“敷衍”指的是文体说明、文义文情阐发、文法文章风格流变等。如对俞平伯的散文《雪晚归船》注释的文字量，竟是原文的两倍。《红楼梦》片断“宝玉题园”的诠释高达80条之多。第三是学术水平高，使用价值强。诗文中的参证，将与正文相类或相反的文章一并取来，互资取证，“俾读者有左右逢源之乐，而教师收相得益彰之效”。《开明国文读本参考书》当时得以精装出版，可见深受广大师生的欢迎和学界的认可。

不久，王伯祥升任经理室秘书。当时，开明书店编审委员会的召集人是叶圣陶。1937年“七七”事变后，战云密布。“八一三”前夕，老友叶圣陶离开开明书店，在苏州青石弄建房住下。叶走后，王伯祥接替他兼任编审委员会召集人的职务。

▲1971年王伯祥与叶圣陶（左）在王家留下的最后合影

王伯祥早在1924年就提出了编纂出版《二十五史》的计划。他主张将近代史学家柯绍忞编修的《新元史》增列进去。柯绍忞综合前人研究蒙古汗国和元史之有关成果，撰成《新元史》257卷。他在编写《新元史》过程中，参考中外著作70多种，纠正了《元史》中的多处错误，补正了不少疏漏，统一了人名地名的译名，比宋濂的《元史》翔实、精细、正确得多。王伯祥看到《新元史》的价值，根据《二十四史》里收了《唐书》再收《新唐书》，收了《五代史》再收《新五代史》的体例，认为收了《元史》，完全可以加收更完美的《新元史》，这是王伯祥对《二十五史》的贡献之一。

王伯祥主张《二十五史》采用殿本缩印，因为殿本有考证，更有实用价值。殿本《明史》没有考证，他就把王颂蔚的《明史考证攟逸》拆散开来，附在每篇后面。这是王伯祥的贡献之二。

王伯祥在各史后面编了一个参考书目，如《史记》，分“本书之异本”“关于本书之注释训诂者”“关于本书之考证质疑者”“关于本书之增补整理者”“关于本书之赏析评论者”“关于本书之博闻广证者”。列举《史记》版本多达60种，可见这个参考书目的内容极为丰富。这是王伯祥的贡献之三。

书中将汪辉祖的《史姓韵编》改编成《人名索引》，把《史姓韵编》里未列入的人名，像《新元史》和《史记》中《匈奴传》《西南夷传》，以及其他各史中少数民族和外国传中的人名也收入其中。这是王伯祥的贡献之四。

这四大贡献是周振甫先生在纪念王伯祥诞辰100周年大会上列举的。

为了收编进《新元史》，王伯祥曾向北洋政府当局据理力争，多次交涉，才使之得到“正史”的名分。

基于上述贡献，所以郑振铎先生称颂《二十五史》是一部“扛鼎之作”。

▲《二十五史》内封

王伯祥更重要的贡献还在于编了《二十五史补编》……在编刊《二十五史补编》时，他在两年多的时间里，阅读、注释、考订、校勘了8800多页，1400多万字书稿，而且过目不忘，被人称为“活词典”。

王伯祥由周振甫、卢芷芬两位协助，还搜求到未刊本约170多种，加以刊行。他又将收集到的信息编成一个补编目录，进一步四处访求，加以增订，后来竟超过240多种。

……

在编定《补编》目录时，王伯祥曾经跟南北的史学家、目录学家广为通信。他们对《补编》的编刊极为赞许，纷纷寄来信函，商斟体例、提供建议。王伯祥为人谦逊，多次提到《补编》的编刊，都推说这不仅是少数人的意愿，而是许多专家的公意。应该说，这是一部由他集思广益，而又独力编成的巨著。

顾颉刚在《补编序》中称这部书是“史学界中一绝大快举，使我们眼福可夸耀于前人者，开明书店之力也”。茅盾说，“叶圣陶先生创作《倪焕之》，是文学界的扛鼎之作，那末顾颉刚先生的编《古史辨》，应该也可以说是疑古学上的扛鼎之作。王先生的编定《二十五史补编》，是史学界的扛鼎之作。”

还要说说《二十五史》和《二十五史补编》的营销。在编印这两部巨著之初，就已经考虑到了读者的购买力，考虑到了市场，因此采用了拍照缩印制锌版的技术，将九页原稿剪贴拼合成一页。当年王伯祥的女儿清华、汉华、漱华，夏丏尊之女夏满子都参与了剪贴工作。书籍用圣经纸印刷，成书后成精装九大册，加封套仅售36元，而当时商务版的《百衲本二十四史》，定价高达到二三百元，普通史籍至少要100多元才能买到。读者杨荫深说，它翻阅既方便，携带更不困难。它几乎成为我毕生常带的书籍，开明真正做到了为读者服务。

王伯祥在编上述二书的同时，还指导和协同卢芷芬、周振甫两位编了《二十五史人名索引》。卢、周二人就读于无锡国专，他们尚未毕业就投奔到伯祥先生门下，卢后来成了伯祥先生的女婿（笔者的父亲）。

……

在编写人名索引的同时，王伯祥着手编写《二十五史地名索引》。他对中国历史地理非常熟悉，对地理沿革的归理驾轻就熟，因此很快编就成书。然而就在付印的过程中，存放在梧州路开明印刷厂的锌版与《二十五史》锌版一起被日寇战火全部焚毁，令人扼腕。

所幸的是，《二十五史补编》《二十五史人名索引》的纸型保留了下来，新中国成立后，中华书局将这两种书用原纸型重印出版。

以上几部关于二十五史的书，均请清末民初的大史学家章钰题签。章钰之子章元善与王伯祥、叶圣陶、顾颉刚、俞平伯交情笃厚，并称“姑苏五老”。

▲王伯祥累积70余卷的日记

开明书店从创建之日起，就注重图书馆的建设，王伯祥自始至终担任图书馆馆长。开明图书馆当然比不上商务印书馆的东方图书馆，不仅历史渊源不够久长，经济实力也不够雄厚，但经过王伯祥十余年的苦心经营也初具规模。图书馆最初设在梧州路开明书店旧址。可惜在“八一三”战乱中难逃劫数，在一把大火中统统化为灰烬。

抗战期间开明书店紧缩在福州路的弄堂里，在一座三层楼的一半地盘里还隔出了一百多平米设立了图书馆，在财力十分困难的条件下还挤出经费购置了许多很有学术价值和收藏价值的名书，如高丽版的《医方类聚》和在日本精印的伪满版《清实录》等。新中国成立后开明书店并入中国青年出版社，王伯祥以第一任秘书长的身份，以物尽其用为由，将这两部书分交人民卫生出版社和科学院历史所收藏。

基于对东方图书馆毁失的憾恨，王伯祥在“一·二八”大火之后就开始在一本《书目答问补正》的基础上做增补工作。他添加了自己的所见所闻所学，把清末张之洞编的一本推荐性的书目，变成了一本知见性的书目。北京大学朱天俊教授在此书的序中这样写到：“翻开影印本，处处可见先生用娟秀而流畅的行书写成眉批、校注题记、跋语文字，宛若繁星洒落在影印本的字里行间，朱墨交替，潇洒自如，于细微处见精神，伯祥先生读书之认真，做学问之刻苦，令人崇敬。”

▲王伯祥摄于北京小雅一廛（1973年）

1945年抗战胜利，上海开明与重庆、昆明、长沙、桂林等内陆分店合流，由范冼人任经理，朱达君、王伯祥、卢芷芬三人任襄理。1946年，开明书店成立20周年，王伯祥曾写“开明二十周年纪念献辞”，他写道：“辛未之冬，室罹倭烽。荡然无归，越居沪东。开明见招，勉以同功。窃不自揆，亦尔奋庸。荏苒岁月，十五年中。拾遗补阙，靡役弗从。同仁过爱，始迄交融。专业见委，不敢怠封。籀典辑史，甘老蠹丛。陈编时出，亦颇自雄。抗战间作，四海辍舂。九有鼎沸，摇簴倾钟。长夜不旦，道远任重。行者居者，分途折冲。八载以还，终见州同。心均迹异，幸守厥宗。新知旧雨，遂合云踨。廿周纪念，盛会适逢。抚今追昔，能无愧功！所愿一德，共矢靖恭。安不忘危，乐当备凶。相成相须，明快从容。庶几永保，开明之风。”

这篇献辞总结概括了他与开明15年的关系，与同仁的手足之情，以及他在这十余年中的作为。

1949年5月上海解放，次年9月王伯祥举家北上，从此定居北京，先在演乐胡同落脚，后在小雅宝胡同常住，自称“小雅一廛”。公私合营后，开明书店与青年出版社组建为中国青年出版社，归团中央管辖。开明书店原来振飞的两翼：文史类图书与青少年读物，合营后一翼被砍斫，成了单翅。王伯祥在开明已英雄无用武之地。

此时“三反”“五反”运动兴起，王伯祥独顶“资方代理人”头衔，在政治运动的暴风骤雨中惶恐异常。幸亏时任常务董事的邵力子及时与统战部门斡旋，运动的波澜在中国青年出版社戛然而止。王伯祥到工商局领命，从张附砚同志手中接过“基本守法户”的运动结论证书，旋即交付出版社新领导，同时递交了辞呈。其后，应挚友郑振铎之邀重返北京大学，受聘于文学研究所当研究员。在这期间，王伯祥在古籍研究方面作了大量工作，先后出版了《史记选》，点阅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点读了《资治通鉴补》等等。

▲王伯祥（右）与郑振铎（中）摄于上海（20世纪20年代末）

从1921年离开北平的北大，到1951年回归北京的北大，这一轮回之中的三十年，王伯祥以其在商务的十年，及其后在开明的二十年，完成了他作为文史学家、版本目录学家，同时又是出版家所承担的非凡人生使命。

王伯祥去世后，他的《李太白年谱》《庋榢偶识》《中国史读本》《书目答问补正（批注本）》等相继问世，《史记选》一版再版，成为大学通用教材。 

子女回忆（节选）

王清华《怀念父亲》

▲王伯祥与他的女儿们，左起为清华、濬华、汉华、漱华

父亲做事不管巨细，总是认真不苟，言而有信，从不马虎。抗战时期，上海的公共交通很拥挤，还常常遇到司机出言不逊。父亲不愿意受这个气，就决定放弃乘车，从此步行上下班。我每天跟着父亲从霞飞坊步行到四马路上班，父亲决不迟到早退。早晨准点出门，走在马路上我的步子没有父亲的大，走着走着就拉开了距离，我就赶紧小跑追上。父亲无论开会、赴约，都特别守时。记得叶家好婆去世后在嘉兴寺开吊，父亲与我约定翌日8时来我住所相随同去。第二天早上我早饭还未吃完，父亲就走进院子叫我的名字，并问我“好了没有？”我一看时钟正指8点，连忙说“好了”，放下碗筷，踏出院子，跟着父亲就走。1961年，我与士敭调离北京，那时父亲已很年迈。我几乎每年都会回京探望父亲，父亲每次问明我请假天数，到期虽有依恋之情，但决不强留。

我直到结婚才离开父母，在印象里父亲只要有空，就坐在写字台前，不是看书就是写字。父亲爱书成癖，看见喜爱的或有用的书，一定会想方设法买回来。由于家庭负担重，经济不宽裕，有时为了买书，难免与母亲发生龃龉。父亲爱读书，也珍惜书，新买的书翻阅后总要写上书根或加上题跋，上书架时要分门别类，整理得一落齐。书架及写字台，每天必亲自掸扫、揩抹，从不要人代做。借出去的书归还时偶尔有书角卷曲或封面污损，父亲总为此皱眉，痛惜不止。

我家从提篮桥迁到梧州路后，经济上已复苏，住屋也宽敞了，父亲的藏书也多起来，非但重购了几大部丛书，还新添了一壁《丛书集成》。那时我与汉妹都已在开明书店做临时工，参加剪贴《二十五史》。父亲晚上抽时间教我们读点文言文，《岳阳楼记》《先妣事略》及《项脊轩志》等就是在那时学的。因为业余时间有限，父亲又忙，教的次数并不多，但却印象深刻，终身受用。

回忆起在父亲身边时，经常受到他的教诲，得到的东西比查字典、翻工具书要深广得多。可惜我结婚以后就不能与父亲朝夕相见了，节假日回去探望他时，姐妹们多半有了孩子，热闹哄哄，很难再有跟随父亲沉浸在知识中的那种幸福感了。直到今天当我翻查工具书后仍不能满足时，就会想到要是父亲能在身边该多么好。思念至此，总感到无限惆怅与遗憾。

王润华《家父往事》

▲我馆赴宁波采访王伯祥后人：左起王漱华、王清华、王润华（2008年4月）

我父亲与吴宾若、顾颉刚、叶圣陶先生是苏州草桥中学的同学，曾共同创办诗社“放社”，后又创办《学艺日刊》。毕业后我父亲应宾若先生邀请，去甪直县立第五高等小学教书。叶先生比我父亲低一年级，毕业后也应邀到甪直去教书了。我家兄弟姐妹多，小学教书养不活家，父亲于是就到集美大学陈嘉庚那里去教书。过了几年，顾颉刚到北京后，把我父亲请到北大预科当讲师。叶先生跟了一位盲诗人爱罗先珂到了北平，也和我父亲一样，在北大预科当讲师。父亲离开北大，是因为那时欠薪欠得很厉害，他没办法，就拿了一封胡适的介绍信，到上海商务印书馆找王云五。王云五当即就把父亲留在了编辑部。竺可桢也在编辑部，他搞地理，我父亲搞历史，史地部就这两个编辑。还有周予同、丰子恺等都是在商务印书馆时认识的。

我父亲人缘很好，在文人圈子里有“活字典”之称，要查什么东西到伯翁那里去找，有的时候还打电话给伯翁，“帮我查一查这个是啥字”，都能得到满意答复。甚至有的不用查书，电话里就回答了。版本图书馆的副馆长孟超是我的上司，和我家住在同一个胡同里。他见到我问我，你爸爸身体好吗？我可以去看看他吗？我说可以。这下孟超成了我家常客，来干嘛呢？今天借二三本书，过几天再来换几本。一直到最后我父亲问，怎么孟超不来了？才知道已经去世了。所以，谁都愿意到我父亲那儿来，跟他聊天、请他帮忙查本书。家里的工具书比较全，有殿版的《图书集成》，放在大书橱里，还有《金石说》。

我父亲的记忆力特别强。后来年纪大了拿不到书，就叫我，“大弟，来来来，这个书架上第三行的第二本”，拔出来就是他要的那一本！父亲一生留下了许多著作，其中《四库全书总目题要》是他标点的，由中华书局出版，还有王夫之的《黄书》《噩梦》也是他校点的。他到了北大的文学研究所后，还出了《史记选》，在开明书店时有《春秋左传读本》。

和我父亲关系很好的还有章锡琛先生，这从住的地方就能看出来。我父亲到开明以后，住在提蓝桥仁安里，章家是14号，我家是21号。我家隔壁着火了，房子开始漏水，住不了了，就搬到租界与华界交界处的祥茂里。我们搬家后不久章家也搬了，搬到了开明书店附近的梧州路。我家搬到祥茂里后，隔壁有家日本人来闹事，半夜来踢门，又住不了了。章先生就说，到我这里来住，我那里三上三下，我住楼上，你住楼下。那时，我的四姐姐和他的二儿子结婚了，变成了姻亲。

内容来源：《新闻出版博物馆》2010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