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加洛文稿
前言
张加洛同志是中共掖县(莱州市)党组织的早期领导人之一，是胶东地区抗日武装发起人和主要领导人。一九三七年十月，张加洛同志受中共山东省委指派回到掖县，与郑耀南等同志一起组织发动了掖县玉皇顶武装起义，组建了胶东抗日游击第三支队，并创立了山东省第一个抗日民主政权。
掖县玉皇顶武装起义，在掖县党的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重大意义。当年，年仅十八岁的张加洛同志出任中共掖县县委书记，他不负历史重任，以青年人的聪明才智和意气风发、朝气蓬勃的开创精神，发挥了极其卓越的领导才干，为发动掖县抗日武装、建立胶东抗日根据地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为纪念张加洛同志，市委、市政府决定由莱州市政协文教和文史委办公室编纂《张加洛文稿》专辑。
这部纪念专辑采用自传体，图文并茂，记述了张加洛同志青少年时期的成长经历，以及创建三支队、政权建设等一系列的重大历史。他全面总结了胶东地区抗日武装发动的经验教训，为恢复三支队在抗战初期的应有地位，做出了不懈努力，付出了巨大的心血，充分体现了一个共产党人所具有的坚持真理、实事求是的品格与精神。
张加洛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是为党的事业奋斗的一生。他的一生，表现出了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崇高的历史使命感。他忠诚于党的事业，具有坚定的党性原则；他思想解放，坚持原则而不僵化，一切从实际情况出发，具有强烈的创新意识；他善于灵活运用党的政策和策略，深谋远虑，坚定而不固执，具有杰出的领导才干。所有这些，都是值得家乡人民永远学习和怀念的。
在张加洛同志逝世一周年之际，《张加洛文稿》的编辑出版，这是一件很有教益的事情。它对了解莱州市党的历史，缅怀莱州市老一辈革命家，弘扬莱州市人民奋发进取的优秀作风，都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借此机会，表达对张加洛同志的深切怀念与敬仰。
编者 二○○四年四月
后记
《张加洛文稿》是在市委、市政府的统一部署下，于二○○三年八月开始组织力量，对张加洛同志撰写的几百万字文献资料进行了筛选汇编，历经八个月。
在汇编过程中，张宙星同志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的资料与图片，并参与编纂工作。对此，我们表示由衷的谢意。同时，感谢张顺邦、陈德政、刘洪波、王寿成、王书忠等同志参与本书的校对，感谢莱州市党史办、史志办等部门的支持，感谢市领导和各界人士的关怀。
对选用材料有删节、订正、纠正错别字等，特此说明。
由于我们编辑水平所限，纰漏之处在所难免，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编者 二○○四年四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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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传
（一）我的祖先
讲到我的祖先，听老辈人说，张家的祖宗叫张春，由四川成都移来。为什么要迁徙胶东之滨?谁也说不清。六、七十年代，我回老家单山，看到《张氏祖谱》,内记张氏始祖何朝何代由何地迁此，传了多少代，记述甚详。
《张氏祖谱》是抗战前由族长倡议，经几位私塾老先生补述的。“文革”中各家各户的“影” (俗称“老影”,即悬挂供奉的祖谱)全被烧毁了。亏有此本《张氏祖谱》在族人某某手中保存下来，他去世之前交给我族近支的二叔张子文。 “文革”一场大劫过去后,逢春节各家各户又供奉祖辈，但没有“影”了，叫苦连天。子文二叔所藏之祖谱，给众多人家补了近几世的家谱, 这是十分简化的“影”。以后，我回老家看到的就是这种简化的小型“影”，是抄在一张尺把见方的纸片上，用玻璃框 镶起来，再也不是以前那种裱糊的大张“影”了。
张氏宗祖传说祖居四川成都府成都县，县东口有石狮子的地方即是。兄弟三人(长名春，次名聚，三名x)于明弘治二年(《张氏祖谱》记载:明洪武二年，差误)迁于莱州府掖县城北单山之阳(即山之南)落籍。次祖徙居平里店，三祖徙居土台口。虽是徙居异村，都亡而葬于本籍即单山村。
张春兄弟三人何时东迁，到达山东半岛，这就无人记载。传说张春兄弟是被铁丝捆着才东移的，说张家的子孙脚上小拇指都有这种印痕，其实这是无稽之谈。即使捆绑，也不会触及小拇指的。老父亲就讲过此话，还伸出脚趾为证。如果真有捆绑之事，东迁并非自愿，而是被迫的。三个兄弟 同走，也可说是全家或合族的行动，是大迁移。但为什么要举家迁移?或遍地灾荒，或强迫移徙，或兵连结祸，究竟真情如何，实难说明。
张家兄弟始徙于单山，历传四百余年，宗支繁衍，代有后徙。除老二、老三迁于平里店、土台口之外，以后数世还分别迁于小兰埠、东尹家、邓家、西灶、保旺、过西、连郭口等疃村，更多的是下关东，在那里落户的也不少。
单山的张家，传承到我这一辈，已分了五个支系。我的族系，按祖谱所载，支属如下:
始祖:张春、孙氏、李氏，生二子:长美英，次美豪。
二世祖:美英、王氏、滕氏，生一子廷珍。
三世祖:廷珍、王氏，生四子，次子应举。
四世祖:应举、战氏，生三子，次子学曾。
五世祖:学曾、潘氏，生三子，次子云腾。
六世祖:云腾、滕氏，生三子，长子尔权。
七世祖:尔权、潘氏，生二子，次子永宁。
八世祖:永宁、唐氏，生二子，次子福洪。
九世祖:福洪、王氏，生一子，大名。
十世祖:大名、杨氏，生三子，长子自超。
十一世祖:自超、李氏，生二子，长子悦，次子愉。
十二世祖:愉、盛氏，生一子，景尚。
十三世祖:景尚、徐氏，生四子，长子君弼、次子君贤、三子君恩、四子君宝。
十四世父:君恩、邓氏(邓福琴)，生二子:广和、广挺;二女:淑桂、淑珍。
十五世:广和(我)、王氏(王岚)。
十六世:宙星。
供祖这种习俗，是辈辈相传，成为一种供祖敬老、不忘世代祖先之仪，已经构成一种习俗礼教。张家在单山西疃街路北过道里，有一处老人屋(即祠堂，又叫“老影屋”), 正房三间，内挂五幅“影”，中间一幅稍大些，两侧各两挂，是对称的。据说，这就是五个大的支系，为本族各家所供。张姓凡是死去的，都会按辈数填上名字。填“影”补写名单的事，全是由村中私塾先生承担起来。
老人屋的院子不大，东西长南北窄，有两棵松柏，高大 挺直，层层苍绿，增添了静穆肃敬的气氛。老人屋平时不开放，只有到了春节至正月十五才开放，接受各支老少爷们焚香膜拜。
老人屋还有专职的“管事”，是私塾张书云老先生的儿子。我十几岁时，他己五十多了，中下个夫，苍白发，脸型略长，眼睛大大，穿了一身补丁发白的棉袄。他看I老人屋可认真啦，常常拿一根棍子，轰赶闯入“庙堂”的孩子们。孩子们都怕他，只要他在门口一站，老远就溜了。进老人屋者，统统是男性，包括小孩在内，女性是不能进的，这个过道里有个大嫂，二十多岁，过门有三、四年了，无事就抱着娃娃串门。这个大嫂，中上身躯，长得结实，为人十分开通，见人常戏谑说笑，不论对谁，都不在意，嘴巴呱嗒呱嗒的，又说又笑，说她是泼妇，还不够，她心底是好的，她说：“老人屋是咱张家门里的，为什么只让男的进，不让女的进，没女的，谁生养这些孙男嫡女？呸！我要进个样给他们看看。＂她抱着孩子闯进去了。这位“管事＂也只能眼巴巴看着她进去又出来。这位大嫂的强悍是有名的。从此，也有踏进老人屋街门窥探的妇女和老太太，再没有发生驱赶之事。
我小时由东北回到老家，听父亲多次讲过三代宗亲的名字，父名张君恩，祖父张景尚，曾祖张悦。张悦这个名字讲错了，大概父只见过祖父，未见过曾祖父，加上父亲又不认识字，把祖伯当成祖父。这个差误是在老父亲去世后，我回乡见到祖谱才发现曾祖是张愉，而不是张悦。
追溯父、祖和曾祖三代是什么成份，尤其是父与祖这两代的成份，干系颇大。查我的三代，一概贫农。就拿单山村来讲，一村分三疃，东疃以原姓为主，后疃以盛姓，西疃即张姓。西疃还有个西南王家。东疃各有个中小地主，西疃没有地主，有几家富农，最大的一家名张元阁，有四、五十亩地，养了三个大骡子，一架大车，雇了两个伙计。5K元阁办学，又开有小杂货红铺，他的老小都参加劳动，只能算l是个上等的富农，是个土财主，构不成地主。张元阁辈数高，人品尚好，颇有人缘。疃里还有不过三、五户等而下之的富农，如张春令，家有三、四十亩地，也拴了一架大车，两个骡子，也有个雇工。张春令本人不劳动，靠在北京有个猪肉杠（经营猪肉），每年赚百八、上千，供其耗用。张春令当过乡长，不欺压乡民，他在北京吃大烟，玩妓女，但对乡亲均好。有困难者，他都肯慨然帮助，在乡亲中没有什么恩怨。张春令除祖宅外，在疃后街空地南有一所住宅，内一间是卧室，外二问通着，摆了桌几凳子，供玩需消夜。这两个通间，比茶肆酒房可说是乡居中最“雅”的了。他在街上过道行走，见人都是先打招呼，不管穷富，按辈数该怎么叫就怎么叫，这一点给乡人的印象至好。我小时候只见过他发了一次“威”。那时，他还在当乡长，给他家赶大车的族兄弟叫“京＂的，是个彪形大汉，大力气，抬棺他总扛棺头。春节期间，他喝多了酒，大喊大叫，张春令在门口喊了一句：“你吃饭了？！是人肚子还是驴肚子？！”张京就不语了。其他富农关门养个骡子、小大车，都是自赶自用，土地二、三十亩。除此之外，中农有一部分，但贫农是大多数。我家三代以来，都是地地道道的贫农。当然，这些我未看见过，只是听老父亲和乡邻述说的，是符合真情的。那时，村中大多数是贫困户，都希望将来能置一些土地，养上个大骡子，闩上大车，日子过得好一些。这些是大多数人的愿望。在此心理情绪下，绝不会掩饰家业的实情。对于祖辈前世过得好的，也不会说成穷户。
（二）父辈的故事
我父亲有兄弟四人，姊妹三人。据说父辈兄弟四人都染上烟酒（烟是吃大烟’。这怎么得了？大烟无情，不仅把家业吃下去，还会把身子骨吃瘦。兄弟四人吃大烟是否吃得那么厉害？据说有的只吸过几口，烟瘾并不严重。这样的贫家哪有什么去换吃大烟呢？从祖父起加上四个兄弟，个个嗜酒，村中小酒馆，他们是常客。他们兄弟喝酒不是用酒杯，而是用大瓢，一瓢瓢地喝，这又是一笔大的开销。本身就不富裕的穷家，何能经得起这样折腾？
一个贫苦之家，所有男人都这么狂喝昏抽，那日子该怎么过呀？！这对一家的女人来讲，又有什么法子呢？反正女人是扳不过男人的。在那种年月，女人是靠男人活的，男人没治，女人也亳无办法。
女人不当家，扭转不了局面，反正谁也管不了谁，终于惨局出现了。先是祖母在正屋东间上吊死了。祖母没能耐撑这个家了，好说歹说没人听的，日子实在是过不下去了。一天黄昏，她在街上迷迷糊糊听人说：“你别活啦……”这话她和别人说了，别人认为她是怨苦难挨，随便说说罢了。就这样，她回到破旧的北屋东间，用绳子上吊死了。当时祖父是否在世，父母没有说清楚。不到年把，我二伯母又在东屋上了吊，人说这是被婆婆勾去的。
一家人连续吊死两口，这在疃居中，也属破例的，真是罕见少有啊！很快村内村外，一个声地传遍了。老家有个不成文的习俗，即谁家吊死了人（差不多都是女的），不管起因如何，不管是老是少，一概都属虐待致死，这是塌天大事，绝不能轻而罢休。我祖母徐氏，娘家在单山村东南七里路的诸冯村。噩耗一来，女方娘家气不可遏，立即约集本族的男女老少，一大家子人，火速涌到男方家里＂争气＂。
＂争气＂的人，心齐得很。由本族辈高年长者带头，到死者的男家，为首的几个女人（推选厉害泼辣，能争善辩的）排排坐在炕上，大声呵斥片起来：“你们怎么把人逼死啦！＂“要偿命！”“你们还要不要王法？”＂把人逼死啦，你们也别想过啦！”……什么痛快的话都喷口而出，劈头盖脑地一通责骂。这一帮子凶神恶煞般的女人，纷纷出手，捉住男方，混打一阵。有的砸锅，摔家具，口口声声向男方索命。这样一困，就是几天，吃呀睡呀，都挤在男方了人邻居家里，不答应条件，就不走人！此刻，男方的族人长者，便出面积极掺和调解，不使事态扩大。但女家条件十分苛刻，决不让步，最后男家只好卖地，卖房子，借钱，出大殡，大请客，谢罪赔礼，答应了一切条件才算了事。我的祖母、二伯母吊死，都是严格按此程序，才罢工了息事的。
两人次吊死人，两次大＂争气＂，只好把仅有的几亩地都卖光了。一家数几口人，三个姑姑早已先后出嫁，四个伯叔弟兄，实在过不下去了，只好分家。有什么可分的呢？所剩只是一个北屋和东屋加上个院子。北屋被大伯、四叔分了去。二伯父出门闯J关东，大伯、父亲和四叔上海打渔，勉强维持。四叔没有娶上老婆，终其一生。大伯父叫张君弼，不知他们事迹，他夫妇如何，其情渺然。二伯父叫张君贤，是全家唯一有文化的人，读了几天书，可以写信会文。他老伴去世后，又续了一房，生有一女（名欣）。二伯父去世后，二伯母改嫁到西由小原家。抗战前我父亲去看过她，她从不回单山家看看，因为改嫁了，不能再回原婆家。
张加洛的母亲遗像
分了家，无房无地，怎么过？我父亲从此以后受雇在船上打渔，常年不在家。我母亲带着一个二、三岁男孩，小名普，母子俩生活维艰，难以维系，只好回到娘家。
我姥娘是后邓家村，在单山疃西南方向，中间穿过西由镇大疃的街西头，与单山疃相距五里路。我姥娘也是一个贫家，有几亩薄地，养了一头杠子驴（即公驴）。姥娘的娘家是靠海边的仓上村，世世辈辈都在海上打渔。我姥娘打小就参加劳动，她那双脚只轻微地扎裹了一下，是一双铲头形的大脚。大脚女人在农村是没人要的，只有穷找穷，才能找上个主，她十四岁过门，一天，上街挑水，人们讥笑她的一双大脚，还喊了姥爷的“外号＂（在老家很避讳这种＂雅＂称的）。她挑水回家来，竟哭着在地上打起滚来。这已是多年前的往事了。她生了两个姑娘，一个儿子。大姑娘先去了东北，在俄地经商，她的婆家在本县城北十里堡的淇水村。二姑娘就是我母亲邓福琴，嫁到单山疃张家了。
姥爷姥娘很怜悯我母亲，我姥娘更是如此，她对我母亲说：“他（指我父亲）能挣好了，再强没有，挣不好，你就在家住，养你一辈子。”这是多么博大通情的心怀啊！俗话说：“嫁出的姑娘，泼出的水呀！＂我母亲常年住在娘家，和未出阁一样，丝毫没有感到不适的地方。她把娘家看成是真正的家啊！我母亲针线活很好，也能下地上场院，挣几口吃的。生活还是艰辛的。
我父亲上海打渔，其间多少也捎点钱回来，略资补助。就这样，我母亲带着普年复一年地在娘家过下去。只有到了旧历年，我母亲和普，便回到单山疃婆家那座北屋供奉＂老爹老母＂。供品如插枣的大饽饽、圣虫（用面柱卷起来的蛇，称“大虫＂）、盒饴（用刻的花板磕印出来的各样面食）、几碗肉、鱼及香火、蜡烛、烧纸等。这些面食、肉肴都是供祖不可少的。穷家即使平时吃不上，为了供养祖先，也得欠债备齐办好。上述这类供品，全由我姥娘家提供。
我母亲与普相依为命，生活愈是穷苦，孩子愈加重要。这是在弧独无依之中，增添了莫大的慰藉与寄托。这样，才真正感到人生的美好和欢愉，是多么难得的精神支柱啊！普这个可怜的小孩，当他略记事的时候，在人间只活了三个冬春，就夭折了。这对我母亲真是揪心灌顶的打击啊。她终日长恸，而贫苦生活那是另一种无法过下去的灾难啊！姥娘用木板打了一小棺，给普换上一套仅有的新衣裳，把他埋在姥娘家疃头祖地一个角落上。人小，坟堆也少。最初，我母亲天天伏在那小坟上哭天号地，悲惨无比。直到闯关东回乡后，我母亲还去找那个小小的坟堆。哪里还有啊，早被平得无影无踪了。
张加洛的父亲遗像
我父亲在海上一去就是十年，都是在船上打网或做搬运工一类活儿，听父亲说，一次船被狂风打翻，他抱3一块木板泅水上岸，才保住性命，我父亲长得粗壮，干活麻利，生性又厚道，我母亲就说过：“你爹傻乎乎的。船上装油桶，他从不挑拣，总弄得一身油污。”
普死后，我父亲把大烟戒了，他要立业，说老是给船主驶船，也不是法子。老家去东北的人不少，叫“闯关东”，赚钱谋生，我姥娘同疃一个叫邓俊亭的人，他在东北黑河做生意，颇有些发了（即发财’。他很熟悉那一带的风情路数，表示愿意带我父母一同去。这么一带，便是我父母一生 中绝大的转折，再不安贫守穷了。
我姥娘听说我父母要去东北，她舍不得，就决定带上儿子邓福云(小名牢靠)及儿媳三人，也随我父母跟邓俊率去 东北了。这就一变，成了一大家子的转移了。姥娘家中只剩 下我姥爷一个人，多么孤独与凄苦呀?一个人怎么过呀?只 过了二、三年，我姥爷便孤寡地死了。他是去天王庙村赶 集，在一家小饭馆喝了酒。他一个人过日子，念及家人，悒郁不乐，以酒消愁。他大概是酒喝多了，天黑后沿大街穿越 街西头村，一路向西南方向趔超走去，走到半路, 一头栽倒 就没气了。诚朴苦寒的老人，年岁只有五十大几，就这样了 结!人死了，亲人不在不能埋葬。是由本家爷们出面代为备 置棺木,在自家田“土”丘起来(即用砖石封闭装有尸体的 棺材)，专候亲人来收葬。
我听母亲说,举家去东北那天，姥爷送行，跟在雇请的 大车后面，过了一疃又一疃，送了一程又一程，走出了二、 三十里路。我姥娘和父母都劝他回去。我母亲说:“爹，回 去吧!我们上去几年就回来!”说着，就哭出声来。姥娘也 哭了，姥爷也跟着撒泪了。姥爷也许有预感:终年相伴的亲 人要永远离开了，要诀别了。这是生离死别啊!我母亲每追 忆至此，总是泪流满面,伤感倍至。这种悲伤的情形，在簧 困的农村里，又何止一家呢?!
我母亲给我说过，姥爷是个勤奋的人，为了盖房子，他 终年累月地从地里积了一点钱，到北山(三山岛)买石头， 次次用手推车推石头，每次只能推回几块。再有钱,就再日去推回几块，来回就是二十几里。这样，在三、两年，就积 存起一些打屋基的石头。又数年才把旧房拆除，盖起农村中 最一般的正屋房子。我稍大一些，几次去姥娘家，就看看这 些做屋基的石头，想像姥爷当年积钱推石头的情景。以后我 姥娘、舅母、舅父先后去世，两个表弟在外，家中无人，这 所房子就为别人使用了。八十年代初我表妹叫“兴”的，来 京查病，我嘱她女儿回去将舅家的老屋拍个照片给我。不久 照片寄来了，我看着这一张照片，浮想联翩，沧桑巨变，逝 者如斯矣。
一九八九年九月，我由烟台回乡，特地去后邓家看看这 处房子。过道没有变，房子已不是旧屋了。在过道坐着几个 休息的人。我提起老舅名字，中青年人自然不会知道，其中 一位六十大几的人，还认识我舅舅。提起那座老屋，他还记 得。而今时迁物非，新的房主是谁我勿须问询。一切旧的东 西，永远过去了。我也无可能再去后邓家了。
从老家到东北黑河，路途遥远，得先坐海船上大连，再 乘火车到长春，倒中东路去哈尔滨，再搭乘江船，由松花江 转到黑龙江，最后才抵达黑河。
这一路上转来倒去，是何等艰难啊!况且是一大家人的 走动，如果无人带领，不知会遇到多么大的困难。邓俊亭带 着这一大家男女老少，奔向遥远的东北，是仗义自愿的。他 见我父母一家如此贫困，走投无路，甘愿帮衬，帮助上路。 这是了不起的举动，谁愿沾此麻烦，还要承担风险?他比我 父亲略大几岁，约四十岁。
如果没有邓俊亭，我父亲还是常年在海上转悠，无所作为。可是到了黑河，却开拓了一番新的天地。我父母后来把握了这一转机，加上个人发奋苦斗，终于获得新生。机缘和拼搏，一个人一个家族，以小比大，皆莫不如此。我父母一直不忘邓俊亭的恩德。我父亲是很知感恩的人，他说：“没有你俊亭大爷，去不了黑河，也就没有今天啦！”我母亲也说过：“亏了你俊亭大爷的拉帮啊！”邓俊亭到了晚年回到老家，家境一般，过得背累一些。我父亲常去看望他，缺钱送钱，逢年过节，总要备些肉鱼送上。他二人一生中，最是知交的。
我父亲对我姥娘家更是这样。他以青春运蹇之际，我母亲常年住娘家这一事，就视为是一大恩德，更遑论又属此种亲戚关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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