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首《康定情歌》，让甘孜藏族自治州的首府康定为世人所熟知。
然而，地处川藏之间的康定，其实是茶马古道上的重镇，而不是一个儿女情长的浪漫之地。
最优秀的人来自康定？
提到康定，人们很自然会联想到“健康安定”的美好祝福，但实际上，康定的“康”，源自藏族传统文化中的康区，在藏语中是边地的意思。藏人习惯于将广大西藏划分为卫藏、安多、康区三部分，清代的《安多政教史》就有“卫藏法区、安多马区、康人区”的描述，藏谚则将这一描述生动概括为：“最好的宗教来自卫藏，最好的马来自安多，最优秀的人来自康。”
地处康区东部边缘的康定，属高山峡谷地形，悬崖峭壁、深谷幽幽。城区的东北部是郭达山，东南为跑马山，城西绵延着子耳坡山，属折多山余脉。折多河发源于折多山，自西南穿城而过，在城东郭达山麓与雅拉河汇合，折向东南，最终流入大渡河。简而言之，康定处在一个三山环抱、二水汇流之地。正因如此，古代藏族先民才将这里称为打折多，也就是打河（雅拉河）和折河（折多河）汇合处之意。早先的打折多只是一块默默无闻的草场，每逢夏季，藏民便在这水草丰美的地方放牧。宋朝以前几乎无人居住，真正令其进入历史视野的是川藏间的茶马互市。康藏高原海拔高，气压低，气候干燥，当地居民“宁可三日无粮，不可一日无茶”。
▲ 地图上勾勒出的线路，为茶马古道川藏线与滇藏线。康定为古代由蜀入藏的必经之地，是茶马古道上的重镇。制图／国家基础地理信息中心西藏不产茶，因而全赖川茶供应，所以早在唐宋时期，川藏之间的茶马互市就开始了。主要的茶马贸易线以雅安、天全、荥经、名山、邛崃等茶叶产地为起点，经康定，往康区、西藏和青海等地，称“南路边茶”，而打折多就是南路边茶进藏的第一站。来往的商人和马帮在此搭帐休息，至元明始有少数人定居下来。
随着茶马贸易的发展，打折多作为贸易线上重要的中转站，各行各业皆因茶而兴。逐渐兴旺起来的打折多，开始被朝廷关注，元廷在这里设置长河西鱼通宁远土司。
到了明代初期，汉文文献中开始出现“打煎炉”的名称，《明实录》中即有记载，“故元四川分省左丞瓦喇蒙遣理问高惟善等，自西番打煎炉、长河西来朝，上故元所授银印”——高惟善代表前朝四川省左丞瓦喇蒙，从打煎炉、长河西出发，向新皇帝贡上了元廷所授的银官印，数年后高惟善给朝廷的报告也曾提到“打煎炉原易马处”。这里的“打煎炉”，就是对藏语地名打折多的对音转写。
那么，“打煎炉”是什么时候变成“打箭炉”的呢？清康熙十九年（1680）刑部奏疏中有“打箭炉地方”的记载，说明至迟到康熙十九年已改“煎”为“箭”。▲ 康定城东有一组栩栩如生的茶马古道雕塑群。旧时人们就是这样，沿着折多河河谷地带，进入西藏。摄影／邱邦俊虽然《明史》里已经有打箭炉的记载，但这部二十四史中的收官之作，要到乾隆四年（1739）张廷玉最后定稿，进呈刊刻才算完成。因此，明代是否已经出现了“打箭炉”这个地名，着实是要打个问号的。
“打箭炉”与“打煎炉”，虽一字之差，但却有本质的不同。“打煎炉”为打折多的对音转写，那么“打箭炉”呢？
清光绪《打箭厅志》记载，此地“相传汉武侯南征遣将郭达，安炉造箭之地”。这就是说，打箭炉的起源被认为与三国时期的蜀汉丞相诸葛亮有关，孔明“五月渡泸”南征孟获时，曾派遣部将郭达在此安炉造箭。
▲ 照片中的背夫，随身携带一根T形拐杖，当地人称作“打杵子”，休息时可以顶在茶包下。供图／FOTOE
当然，这一说法与史实相悖，诸葛亮出兵路线，乃是取道宜宾渡大渡河南下，不可能会选择这样一个既不在行军线上，又不是南征后方的荒野空谷安炉打箭。但是传来传去，最后却连康熙皇帝都相信了这一说法，他在《圣祖仁皇帝御制泸定桥碑记》里写道：“打箭炉未详所始，蜀人传，汉诸葛武乡侯亮铸军器于此，故名。元设长河西宣慰等司，明因之。凡藏番入贡及市茶者，皆取道焉。”既然九五之尊御笔认同了诸葛亮“安炉打箭”的说法，此后清代的《雅州府志》《打箭炉志略》以及《打箭厅志》也就相沿成习，越传越盛了。在当地的康巴藏民口中，还流传着打箭炉来由的另一传说：三国之前，成都是藏人居住地。诸葛亮来到成都，与藏王商议借“一箭之地”，藏王思忖一箭射及之地并无多少，便一口答应下来。谁料诸葛亮却密遣部将郭达，连夜将箭带到百里之外的地方。到了射箭之日，这边一箭射出去，事先安排好的人就在林中拾箭毁掉。诚实的藏王带着藏民一路寻找，到了今天的雅安仍寻不到这支箭，只好拖着牦牛尾巴翻越二郎山，最后到了打箭炉，才在东郊山顶将箭寻获，于是汉藏双方，遂以打箭炉分界。
▲ 穿城而过的折多河与雅拉河在郭达山麓汇聚，再向东奔流汇入大渡河。康定老城区沿河呈带状分布，夜幕降临，灯光将湍急的折多河映衬得宛如飘动的光带。摄影／姜曦
自康熙年间以来，作为康藏高原的东门户与川藏交通联系的主要枢纽，打箭炉很快成为汉藏杂处、百货完备的小都会，集康区经济、政治、军事、宗教、文化中心于一地。雍正七年（1729）设打箭炉厅（此为中央设置的地方行政单位，长官为同知），次年清廷在此修筑城墙，人们开始简称打箭炉为“炉城”。
后来藏王得知上当，遂出兵追杀郭达。郭达无路可走，逃上东郊山，藏王下令放火烧山，郭死于火中，当地人便称这座山为郭达山，而那支箭至今仍插在山上……这个传说看似与“郭达造箭”说不同，但从“诸葛亮”“郭达”“箭”等元素看，却又与前者相互交织在一起。
▲ 跑马山下，郭达将军的塑像弯弓向天。摄影／姜曦与打箭炉名字经历了由藏语地名谐音、雅化，进而典故化的过程一样，打箭炉城内的一些小地名，也带上了多元杂糅的色彩。“公主桥”就是其中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传说这座桥的命名，是为了纪念唐代的文成公主入藏，而历史上的文成公主进藏是取道青藏路，并未路过此地。
实际上，“公主桥”倒是应该从藏语音译为“贡曲桥”，它是一座坐落在“贡曲岗”下，横跨“贡曲河”，连接打箭炉城区和南郊的石拱桥。在清代的早期史籍里，这座桥还被音译为“贡诸桥”或是“工竹桥”。只是到了晚近时期，“贡诸桥”才变成了与汉语发音近似的“公主桥”，又附会出文成公主入藏的美丽传说。
康区终于安定
从“打折多”到“打煎炉”再到“打箭炉”，地名的演变轨迹十分清晰。相比之下，从“打箭炉”演变为现今的“康定”，就显得有些突兀了，这与晚清时期康藏地区疾风骤雨般的政局不无关系。
清代的康区，名义上归于四川省辖下，实际上既不同于四川的行省制，也不同于西藏的政教合一制，而是众多土司统治之下的土司制。清代在康区设有宣慰使、宣抚使、安抚使、长官使等官职，共计有一百多名土司。多数土司是清王朝屡次平叛或用兵西藏过程中逐步建立的，彼此之间没有统属关系，西藏地方无权管辖，相对四川当局也有很大的独立性。▲ 电视剧《尘埃落定》改编自藏族作家阿来的长篇小说，描写了藏族土司制走向覆灭的过程。
由于边地各土司所属之土地、人民政事，均归各土司直接管辖，根本不容清廷设在打箭炉的同知——地区长官置喙，川边地区逐渐处在统而不治的状态。有清一代，朝廷也常为康区土司叛乱所困，仅仅是一个小小的瞻对（今新龙县）土司，清政府就前后大规模用兵多达八次。到了晚清时期，川边地区又爆发了震惊朝野的巴塘事件。巴塘民众因对新任驻藏帮办大臣凤全的筹边措施（开垦康人心目中的“神山”）不满而发起骚乱，先后袭杀了凤全及其随从五十多人，并杀害法国传教士二人，杀害及殴伤教民多人，烧毁巴塘、盐井、亚海贡三处天主教堂。鉴于英军刚于1903-1904年入侵西藏，英国人外交辞令中的“该处距缅界不甚遥远”一句，引起清廷的高度警惕。于是，当时还是四川省内一位三品道员的赵尔丰，受命出征平叛。他在打箭炉储足三个月的军粮后，即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六月，由打箭炉出关向巴塘进军，从此开始了他经营川边七年的戎马生涯。堂堂大清朝廷命官竟被地方势力肆意杀害，这在西藏史无前例。局势本已相当紧张，又牵涉到洋人的性命，遂给了他国介入的口实。就连本来与此事无甚关系的英国驻华公使，也照会清廷，要求“竭力襄助，以免滋蔓”。
赵尔丰为了这趟战事，专门募集了五营新军，称“边军”。边军兵员都是蜀中各地丁壮，又装备了“九子洋枪”，战斗力很强，平叛战事因而呈摧枯拉朽之势。不出一月，即攻克巴塘，半年之内便“歼灭巨寇，底定全边”。清廷趁势提出，对整个康区实行改土归流，仿宁夏、青海之例，设置川滇边务大臣。
光绪三十二年（1906）七月，清廷正式任命赵尔丰为川滇边务大臣，位同封疆大吏。这位川滇边务大臣于次年七月上《巴里塘改土归流请设道府州县折》，全面废除土司制度，宣布“无论汉人、蛮人，皆为大皇上百姓”，重绘了康区政治地图。其中，原本就在清廷掌控下的打箭炉厅，升格“康定府”，除原打箭炉厅地之外，又兼辖一厅（理化厅）两县（稻成县、河口县）。康定之名，由此而始，沿用至今。“康”即指康区，“定”者意为该区平定、安定。新地名和众多边疆地名一样，带有浓厚的开疆拓土、祈求安宁的含义。至此，藏语地名打折多完成了它的雅化与汉化历程。今天的康定，作为川藏南线的必经地，吸引着八方游客慕名而来。跑马山下，郭达将军的雕像弯弓向天，在他身后，美丽的雅拉河和折多河在此汇流，相拥东去，仍旧低喃着这座小城的古老名字。图文来源：
CHINESE HERI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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