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个专题里其他几位大师，比如胡适、蔡元培、傅雷等都赫赫有名，与他们相比，这一集的主角在大众层面的知名度也许没有那么高，但是在学界，他却是当之无愧的一座高山。1929至1937年，他主持的十余次殷墟发掘，使殷商文化由传说变为现实，将中国的历史向前推移了数百年，被视为人类文明史上最重大的发掘之一。他，就是我们这一集的主人公——中国现代考古学之父李济。
很多人有所不知的是，李济这样一位洋博士出身的考古大家，其实本来是地地道道的农家子弟。1896年，李济出生于湖北省钟祥县双眼井，家人为他取名“李顺井”。小李济的早期教育归功于他的父亲李权。李权是位学问不错的教书先生，在全县有一个最大的学馆。有意思的是，李权有一个很奇特的教育思想，他认为小孩子刚读书的时候，要先让他学最难的，再学容易的，这样进步会比较大。所以李济并不像别的孩子那样从“人之初、性本善”开始，而是从“盘古首出，天地初分”学起；先读《幼学琼林》、《三字经》，后念“四书”，接着直接选学《周礼》。
▲李济（1896-1979）
现在的父母们都非常重视教育、也研究各种教育理论。不知道李权的这套理念是否有一些启发意义？当年因为李权是钟祥县闻名的大秀才，没有人敢指责他违背传统的教育习惯。从结果来看，他的这一套独特的教育理念似乎非常有效。9岁的李济还没有读完《周礼》，就直接插班到县里最高等小学堂接受新式教育。李济后来回忆说，初尝新教育的滋味，渐渐觉得念书并不是很苦的事。
1907年，也就是光绪33年，李权到北京参加会考，结果得到了一个七品小京官的职衔，分在内务府，他于是把家人从湖北接到北京。火车在煤烟和汽笛中颠簸了三天，11岁的李济跟全家来到北京，这位少年的命运也由此改变。李济将人生比作建筑，尽管自己不算聪明，却“幸运地被包工的运送到建筑场所，构成了三合混凝土的一分子，附属在一个大建筑的小角落上”，“但是那些幼年的朋友们，大半都像洪涛中的沙砾一样，沉到海底去了。”
李济的少年时期，中国正处于在西方压力下，通向现代化的漫长道路上，最初的步伐刚刚迈开。对少年李济来说，决定他人生之路的一个最关键因素就是进入清华。
这里要稍微介绍一下清华成立的背景。1901年，清政府签下充满耻辱意味的《辛丑条约》，向西方八国共赔款4.5亿两白银，其中美国得到其中的3200多万两，折合美金2400多万元。1906年，美国传教士明恩溥到白宫进谒罗斯福总统，建议退还部分庚子赔款，专门开办和补贴中国的学校。罗斯福采纳了这个建议。1908年7月，美国方面向中国政府正式声明，将美国所得“庚子赔款”的半数退还给中国，作为资助留美学生之用，直到退款用完为止。被派遣的学生，必须是“身体强壮，性情纯正，相貌完全，身家清白，恰当年龄”，中文程度须能作文及有文学和历史知识，英文程度能直接入美国大学和专门学校听讲。除此之外，这批赴美留学生所学的专业也被规定好了，80%学农业、机械工程、矿业、物理、化学、铁路工程、银行等，其余20%学法律、政治、财经、师范等。
1909年6月，清朝外交部在清华设立了“游美肄业馆”，一年半后更名为“清华留美预备学堂”。当时还叫“李顺井”的李济糊里糊涂应了考，并没有意识到这是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他被录取进了“备取榜”，排名倒数第三，最终幸运地成了120名新生中的一员。从某种意义上说，清华的7年，完全重新塑造了李济。晚年的李济还回忆了几个非常有趣的细节，比如说，清华学堂开办时，建了特别设计的洗澡间斋务处——相当于今天的训导处，这个洗澡间斋务处有一项特殊任务，就是印票发放给每一个学生，规定学生必须在每一周的固定时间到澡堂去缴票洗澡，但是洗澡的观念并没有深入每一个同学内心，有不少人串通了澡堂的管理员，缴票却不洗澡。
作为留美预备学校，清华进行的是完全西式的教育，所以在课程安排上也与众不同。上午的课，如英文、作文、美国公民、数学、地理、西洋史、生物、物理、化学、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等都一律用英语讲授，也都采用美国出版的教科书；教师一部分是美国人，一部分是能说英语的中国人；下午的课如国文、历史、地理、修身、哲学史、伦理学、修辞、中国文学史等都一律用国语，用中国的教科书，教师是一些中国的老先生，其中很多人是在前清有过功名的。毕业时上午的课必须要及格，而下午的课成绩如何则根本不在考虑之列，所以大部分学生都轻视中文课程。不过李济从小接受严格的私塾教育，古文基础很好，这种课程设置并没有让他受到太大影响。
按照校制，清华学校当时分中等科与高等科两部分，学制8年，包括中等4年、高等4年，刚入校的便是中等科的一年级生。8年学满后即到美国留学。经过7年半的学习，与李济同一批进入清华的120名学生，经过考试淘汰，最终只剩下57人。同年八月，22岁的李济从上海乘“南京号”远洋轮赴美留学。
李济留学期间从心理学改学人类学，并攻读了哈佛大学的人类学博士，在回国后又成为考古学家。这一系列的际遇都与他人生中遇到的良师益友密不可分。
李济的第一个专业是心理学，这与一位叫华尔考（G.D.Walcott）的美国教授密不可分。
李济读到清华高等科四年级的时候，学校请华尔考为他们教授心理学和伦理学。李济觉得“人的智慧可以用科学的方法测量”是件好玩的事，受好奇心驱使选读了半年。受华尔考影响，李济对心理学产生了极大兴趣，所以赴美留学时，他也选择攻读心理学并以优异的成绩毕业。
李济后来又从心理学改学人类学，这是为什么呢？这就不得不提到他所在的克拉克大学的老校长霍尔（C.S.Hall）教授。霍尔提倡学生到图书馆自由阅读，他认为只有这样，学生才能发现自己真正的兴趣所在。那时候人类学在美国刚刚兴起，克拉克大学图书馆里有一些著名人类学大师的著作，李济一下子入了迷，之后又在老校长霍尔教授的鼓励下，改学人类学。
大家猜得出，李济改学人类学后，最支持他这个决定的人是谁吗？是著名的新月派诗人徐志摩。他们当年一同乘船到美国的，不过徐志摩当年是以自费留学生的身份去的。他们到了克拉克大学后的第一学年同住一个公寓，关系很好。徐志摩最初读的是历史系，第二年从克拉克大学转到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学银行学。1920年暑假后，徐志摩远渡大西洋去了伦敦，而李济则进入哈佛大学研究院深造，从此开始各自人生道路。徐志摩认为李济很适合做学问，他评价李济是:“刚毅木讷，强力努行，凡学者所需之品德，兄皆有之。”1931年徐志摩因飞机失事而遇难。消息传来，李济也异常悲痛。
▲徐志摩
1920年暑假一过，李济转到哈佛大学人类学系读博士学位。他也成为当时哈佛大学人类学研究院第一位外国留学生。当时哈佛有一位讲授体质人类学的讲师E.A.Hooton——李济将他的名字翻译成“虎藤”，听上去很像日本人的名字。虎藤严苛的学术训练，给了李济终生受益的本领。当虎藤知道李济暑假没有其他安排之后，就邀请他每天来博物馆打半天工。他交给李济一批箱子，里面有500件埃及人头骨，让他每天花一半时间来开箱、洗刷、整理头骨，然后按钟点付钱。李济用了大半个暑假来做这个工作，他后来回忆这段经历时说：“这次整理头骨的经验，让我对于处理人骨，特别是人头骨有了亲身体会，这对我后来进行生体测量的实践以及处理安阳殷墟出土的人头骨很有裨益。”后来，在安阳殷墟挖掘现场，很多年轻的考古人员大都是在李济的指导下经历了整理人骨的训练。
李济在回国之前便已名声大噪，这是为什么呢？李济准备的博士论文是《中国民族的形成》（The Formation of the People of the Middle Kingdom），他认为中国民族的主要成分有5种，第一种是黄帝子孙，圆头窄鼻；第二种是通古斯，长头窄鼻；第三种是藏缅族群，长头宽鼻，第四种是孟-高棉语群，圆头宽鼻；第五种是掸语族群。此外，还有3个次要成分，分别是匈奴族系、蒙古族系和矮人。这篇论文得到的评语是“极佳”。
李济的论文引起了著名哲学大师罗素的注意，罗素在他的名著《中国问题》中提到了，李济的论文让他“得到了某些颇有启发的见解”，他还大段引用了部分文字。这使李济一下子声名大振。1923年6月，李济获得哈佛大学的人类学博士学位，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也是中国的第一位人类学博士。
李济后来从人类学博士变身为考古学家，这个巨大的转变又是怎么完成的？说到这里，我们就必须提及另一位大名鼎鼎的学者——丁文江。他是李济的一个重要伯乐。
李济在美国留学时，有一次翻阅由纽约自然历史博物馆主办的《馆刊》，发现扉页是一位中国地质学家的半身照片，他的名字叫丁文江。作为中国地质学的开山大师，丁文江在中国地质事业初创时期发挥了巨大作用，被称为“百科全书式的人物”。李济从哈佛毕业回国后，应张伯苓的聘请，去南开大学担任人类学、社会学教授，第二年起还担任了南开大学文科主任。在这个过程中，李济终于见到他仰慕已久的大学者丁文江。此时，后者正担任中国地质学会秘书长。丁文江对李济也非常赏识，把他推荐给地质学界、古生物学界的一批国内外专家认识。
1923年，中国考古界发生了一件大事：这年夏天，在河南新郑，当地老百姓在挖掘水井时，意外地挖出了一座古墓——这就是后来人们俗称的“新郑李家楼春秋大墓”。丁文江听到这个消息后，鼓励李济前往考古，还为他凑了200元经费，希望李济能对郑公大墓遗址做进一步的研究、寻找该地区内是否有任何新古器时代的遗存。可遗憾的是，当李济等人赶到新郑时，大墓已经被挖掘得差不多了。当时兵荒马乱，李济后来回忆，他们到达新郑后，在距离原挖掘地点30米处挖了少量几个试验坑，但很快就传来土匪即将到达该地的消息，他们不得不中断工作，撤离新郑。此次新郑行，李济仅在出土铜器的土坑中找到几块人骨，收获不大。然而，这是李济第一次参加田野考古发掘工作，也为以后取得不少宝贵经验。
虽然新郑大墓的挖掘并不成功，但客观上给李济赢得了另外一次机会，那就是与著名的美国史密森研究院弗利尔艺术馆（Freer Gallery）的合作。自新郑之后，考古工作在中国北方一些地方陆续展开，美国、法国、瑞典等国的考古学家和学术团体闻讯，纷纷赶来“寻宝”。此间，弗利尔艺术馆的汉学家，也组织了一支“中国考古发掘队”来华。其中有一位名叫毕士博(Carl Whiting Bishop)的专门委员，听说李济是中国第一位荣获哈佛大学人类学博士的学者，即来信邀请李济参加他们的团队，一同从事田野考古工作。
面对这份邀请，李济觉得有些突然，心里还颇为犹豫。他又找到他十分敬重、年长他11岁的丁文江商量，丁文江回答说:“一个从事科学工作的人，如果有机会采集第一手的资料，切不可轻易放弃这种机会。”至于如何与外国人共事，丁文江建议“直道而行”，就是有什么条件尽量事先说清楚。于是李济马上给毕士博回信，提出两个条件：一个是在中国做田野考古工作，必须与中国的学术团体合作;另一个是在中国掘出的古物，必须留在中国。不久后毕士博回信说:“我们可以答应你一件事，那就是我们绝不会让一个爱国的人，做他所不愿做的事。”李济于是加入毕士博等人的行列。
由此可见，在李济考古生涯的起步阶段，丁文江发挥了关键性的影响。可惜丁文江在1936年赴湖南考察时，不幸因煤气中毒而去世。这也是中国科学界的巨大损失。
李济的另一个重要人生节点，是回到清华，进入当时名动天下的国学研究院。
1925年，清华大学筹备国学研究院。李济被聘为特约讲师，讲授普通人类学、人体测量学、古器物学和考古学。“国学研究院”是中国教育界的创举，吴宓为首任研究院主任，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是研究院所请的第一批教授，后来他们被并称为“四大导师”，能和他们在一起，对李济来说当然是一种很高的荣誉。
▲《清华学校研究院同学录》中的教员合影，从左到右：李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
李济当时只有29岁，比好些研究生还年轻。有一位当年的清华学生在回忆录里写道：刚报到时，看到几位导师很庄重地坐在前排，学生们也分不出谁是谁。后来他看到一位头戴瓜皮帽、留着辫子、身穿长袍、神情有些委顿的老人，悄悄向旁边人打听:“这大概就是李济先生了吧？”其实他看到的那位老先生应该是王国维，不过在青年学生心目中，考古的就必定是位老先生。
李济到清华，是他的伯乐丁文江向梁启超推荐的。梁启超当时担任中国考古学会会长，虽热心考古，却不熟悉现代考古学，他希望清华能开考古、人类学一类的课程。梁启超从1926年冬天起，曾多次跟李济商量，打算让他的二儿子、在美国学考古的梁思永回国跟他一道工作。梁思永回国后，应李济之邀参加了后来的史语所的工作，并从1931年第4次挖掘工作时开始进入殷墟。梁思永是考古组里受现代考古正规训练的第一人，他的加入使考古组的田野工作在方法和质量上都有很大提高。在抗战期间，当李济把自己花了多年研究拟定的殷墟陶器总报告的细目最终完成时，第一个替他审查的就是已重病卧床的梁思永。
其实清华本意聘请李济为教授，但李济难以放弃考古队的工作，按当时规定，兼职教学则不能聘为教授，所以聘为特别讲师。但他的待遇与其他四位导师完全相同，都是每月400块大洋，其中美国弗利尔艺术馆发300块，清华发100块。近来一张1926年的清华国学院毕业证书被人翻拍，在网上颇为流行，证书落款写着校长曹云祥，教务长梅贻琦，导师王、梁、陈、赵、李等五人。
清华的国学研究院，名动天下，四大导师之名可谓尽人皆知，引领了一时国学研究的风骚。可是，因为种种原因，李济的名字似乎湮没在了历史之中，逐渐不为人所知。这不能不说是一个莫大的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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