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句丽人口中的汉族构成小考

如果说高句丽建国前，其族源主要是高夷、貊人、夫余人的话，那么从建国时起，高句丽族在建立和发展的过程中，汉人则是形成高句丽人的最重要的民族构成。

汉族是由华夏族发展演变而来的，构成华夏族主体部分的是黄帝轩辕部落与姜炎部落，故此，我们常言自己为“炎黄子孙”。根据历史记载，早在史前部落联盟时期，华夏族系就与以太皞伏羲氏为代表的东夷族系通婚。位于吉林省集安市境内的高句丽3319墓，在墓前南约9米的东西两侧，对称地立有两块大石，相距约27米。其中东侧石质为灰色深积岩，长104厘米、宽54厘米、厚109厘米，斜面向神道摆设，用刀偏锋阴伐凿刻一半身人像，人身结构程“十”字结构。关于“十”图纹，在我国上至新石器时期的彩陶纹饰，下至秦汉时期的铜镜、瓦当和壁画图案中都有大量文化遗存。在红山文化、仰韶文化、马厂文化的彩陶纹饰，还有内蒙古的分河和阴山，江苏连云港将军崖……青海海西等地丰富的原始岩画中，都普遍存在这种文化符号；在以后殷商甲骨文和金文和两周、秦汉时期的铜镜、瓦当以及壁画中，也都大量出现了“十”字文物符号。[1]从美术史上可以推断，“十”字文物符号表示上古时期华夏民族崇拜的万物之神——太阳。《楚辞》王逸注：“高阳，是为帝‘颛顼’”。《山海经·海内经》记载：“黄帝妻雷祖，生昌意……生韩流……生颛顼。”据考证，高阳氏是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的太阳神，由此可见，3319号墓的太阳神应该是高句丽民族崇拜的祖先神——高阳氏颛顼帝。因为《晋书·慕容云载记》载：“慕容云字子雨，宝之子也。祖父和，高句丽之支庶，自云高阳氏之后裔，故以高为氏焉。”[2]由此，我们可以推断，汉族是构成高句丽的一大族源。

1、高句丽建国前的汉族迁入

在先秦时期，已有华夏民族进入了中国东北地区，成为了东北地区诸多古民族之一，他们中的代表就是箕族和古燕族。箕族由箕子率领，大约有五千人左右，先落脚于辽西的孤竹族附近；后至古朝鲜之地，也就是今朝鲜半岛北部地区。古燕族大量进入东北，是在秦开攻破东胡以后，分布的范围在今辽东及右北平诸郡，其辖区内必然有众多的燕人居住。到秦灭亡燕国后，更有大批的燕人流入东北地区，其中包括王族在内。作为汉族先民之一，箕族和古燕族与当时东北地区其他民族一道，为开发、建设中国东北地区做出了卓越的历史性贡献。

秦末汉初，中原人为躲避战乱而大规模迁入这一地区，“天下叛秦，燕、齐、赵民避地朝鲜数万口”[3]，另据《后汉书》载“辰韩耆老自言：‘秦之亡人，避苦役适韩国’”。[4]汉代杨雄著《方言》，已把大同江流域与中国东北南部、河北北部视为一个方言区，说明这里已是汉族聚居区之一，这都证明乐浪、玄菟诸郡中有相当数量的汉人。由此可见，在高句丽建国前，原“五部”地区便有相当数量的汉族人口，但是否为构成卫氏朝鲜时期的高句丽族的主要族源，笔者认为尚无足够史料佐证，但社会结构受到迁徙而来的汉族影响是不争的事实。

高句丽建国的核心地区——国内陆区在战国后期就已经被纳入燕国的版图，这可以从文献和考古两方面得到印证。西汉始元五年（前82），第一玄菟郡也就是后世史书中的南沃沮地区和临屯、真番郡一同并入乐浪郡。七年之后，西汉元凤六年（前75），为了加强东北边境的力量，西汉政府将辽东郡长城以东的部分划出来，另立一郡，复置已经省并的玄菟郡，这就是第二玄菟郡。高句丽故地“五部”的范围，也就是汉第二玄菟郡的整个辖区。据《汉书·地理志》载，玄菟郡有三县，四万五千六户，口二十二万一千八百四十五。[5]，平均每县15002户，73948口，基本是5口之家。又据《三国志·高句丽传》载，高句丽户三万，[6]较之以往玄菟郡的户数，减少15006户。这减少的户数，主要即是迁出的汉人。由此可见，第二玄菟郡的原住民中，汉族所占几乎是三分之一。尽管在高句丽建国时有大批汉族迁走，但留下的亦不在少数。

2、两汉时期汉族流入高句丽的情况

《三国志》卷30《魏书·东夷传》记载：“汉武帝元封二年，伐朝鲜，杀满孙右渠，分其地为四郡，以沃沮城为玄菟郡，后为夷貊所侵，徙郡句骊西北，今所谓玄菟故府也。”[7]在乐浪郡发现了大量古墓群或汉墓群，如平壤市周围有贞柏里、石岩里、将近里、悟野里等汉墓群；在乐浪地区也有大量汉墓群，并且大同江（浿水）也有大量汉墓群。此地的汉墓群总数据大正十五年（1925）朝鲜总督府调查的数字为1386盔，这个数字足以证明汉人在高句丽大量存在，并且深刻影响了高句丽文化。

西汉时，政府对边郡的当地首领往往按照势力、功劳大小授予不同的封号，大者、有功者封王，其余封侯。高句丽在东明王和琉璃王时代还没有获得汉朝的册封，而只是汉朝玄菟郡高句丽县下的诸多侯之一，在第三代王也就是大武神王时代，高句丽为汉朝对夫余作战有功，被册封为高句丽王。西汉时期，高句丽和边疆各族都服从于汉朝的统治。两汉之际，新朝在内忧外患中崩溃后，中原大乱。高句丽则乘机四处征伐，不但征服了整个第二玄菟郡，而且兵锋直指乐浪、沃沮县，将第一、第二玄菟郡都纳入自己的统治范围，成了一个颇具规模的边疆民族政权。其后，中原稳定，高句丽则顺服，成为边疆地方民族政权；中原强大，又变为割据政权，叛服不常，直至被唐消灭。此间，既有因躲避战乱等原因主动迁徙而来的汉人，更有高句丽侵袭汉朝边郡，劫掠而来的汉族人口。

大量史料记载了汉人进入高句丽境内的情况。东汉末年，群雄并起，百姓为躲避战乱逃投高句丽的人很多。《三国史记》载；“（故国川王）十九年，（汉建安二年，197）中国大乱，汉人避乱来投者甚多。”[8]《三国史记》既然把197年汉人逃投高句丽作为重要事记于史，并说明“来投者甚多”，再联系秦末大乱，燕、齐、赵民投朝鲜者有数万口，则人数当也有数以万记。又如山上王二十一年（建安二十二年，217），“秋八月，汉平州（治今辽宁辽阳市）人夏瑶以百姓一千家来投，王纳之，安置栅城”。[9]足见其人口亦不在少数。随着大批汉族人口的到来，也带来了汉族地区的先进生产工具和技术，大大提高了高句丽的社会发展和变革，加快了高句丽政权的封建化进程。桓仁下古城子遗址中发现与汉代文化相近器物，可作佐证。下古城子东十余公里的高力墓子村1986年出土铁攫，形制同抚顺莲花堡遗址、吉林省梨树县二龙湖城址出土的铁攫相近，年代最迟不晚于西汉，出土的铁攫亦具汉代风格。此外，城内还出有一种陶片，夹砂陶质或夹砂红褐色陶质，内含少量滑石粉，胎质松软，均手制，估计年代也应较早。下古城子西的四道河子乡大甸子石棺墓出土的青铜短剑、窄身、长锋、形制与旅顺尹家村12号石棺墓出土者极其相似，应为Ⅻ式，属辽东地区第四期遗存。两墓出土的环状石器也十分相似，而且墓葬结构又大体相同。尹家村12号石棺墓的年代当为战国晚期至秦汉之际。两者不仅年代相近，文化上也有一定联系。沙子镇秋皮沟村大夹板沟墓葬出土的铜铃，不论形制和纹饰，都与内蒙古宁城黑城古城址出土的汉代铜铃一致。与河北省阳原西汉年墓出土的铜铃亦相近，铜镞与内蒙古朝鲁库伦城出土的汉代铜镞形制相仿。因此，该墓的年代约为西汉初期。桓仁镇凤鸣村石室烧土墓附近出土铜钗，侧面刻饰的卷云饰，酷似汉代瓦当上流行的纹饰，内蒙古宁城黑城古城址出土的汉代瓦当，其面上就饰有这种卷云饰。[10]从这些与汉文化有密切关系的墓葬看，这一地区早期应有相当数量的汉人居住。集安市旧城下汉土城址也发现与汉代文化有关的遗物。在今鸭绿江右岸，浑河以东的集安县城高句丽石城下发现汉代土筑城桓遗迹，出土遗物年代相当于战国至汉代，土筑城垣的结构、形制与西汉十分相象。附近搜集到战国的刀币、布币、汉代的五铢钱。时中郡丰清里三十三号墓发现有巩铁斧，并有铁矛。[12]时中郡深贵里七十三号墓出土绊钉。[13]朝鲜慈江道渭南郡发现的遗址，出土了铁制的锄、镐、镰、半月刀、锛、匕首等。[14]这些遗址遗物时间大约为公元前三世至二世纪，文化内涵都属于汉文化，也反映了汉人在这一地区活动十分活跃。

此外，高句丽还通过“寇抄”汉郡掠夺汉人来壮大自己。如《册府元龟·外臣·备御二》记载：建安元年（121）“高句骊王宫死，子遂成立……明年（122），遂成还汉生口诣玄菟。降诏曰：‘遂成等桀逆无状……连年寇抄，驱掠小民，动以数千，而载送数百人，非向化之心也。’”[15]这说明，高句丽人在东汉前期还不强大时已经时常掠夺汉人，并“动以数千”。

 

3、魏晋南北朝时期汉族流入高句丽的情况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大分裂时期，一方面，中原地区连年的战乱促使大量汉族人口为躲避战乱而东迁至高句丽地区；另一方面，高句丽更是趁中原纷乱之际，加快蚕食东方诸郡，攻占这些原属中原郡县的同时，也吞并了这个地区的汉族人口。

长寿王在位前后，高句丽的汉族姓氏多了起来。例如广开土王二十二年（东晋凤翔元年，413）出使东晋的长史高翼，[16]长寿王十二年（南朝宋元嘉元年，424）出使刘宋的长史马娄[17]，长寿王二十四年（北魏太延二年，436年）前往和龙迎燕王的将领孟光，[18]长寿王二十六年（北燕冯弘太兴八年，438）杀死冯弘的孙漱、高仇，[19]长寿王四十二年（北魏文成帝兴光二年，455）出使北魏的长史董腾等。[20]关于高氏，有的可能是高句丽族，而有的很可能是流落在辽东的渤海郡高氏。据《魏书·高崇传》载，“高崇，字积善，勃海蓨人，四世祖抚，晋永嘉中与兄顾避难于高丽。父潜，显祖初归国。”[21]不难推知，渤海郡的汉族高姓，在永嘉之乱时投奔辽东者并非少数，未回迁者亦不足为奇。

另外，明文见于史载流入高句丽的汉族还有数次，如《三国史记·美川王》记载：“（美川王乙弗）三年（302）秋九月，王率兵三万侵玄菟郡（郡治时在今天沈阳市附近），虏获八千人，移之平壤……十四年（313）冬十月，侵乐浪郡，虏获男女二千余口。”[22]这说明，美川王时期有万人以上的汉人被掠夺入高句丽区内。这种人口掠夺不绝于史料，“故国壤王二年（385）夏六月，王出兵四万袭辽东。……遂陷辽东、玄菟，虏男女一万口而还。”[23]

此外，被中原王朝派往东北地区征高句丽的将士，在战场上因为各种原因进入高句丽，而成为高句丽的居民。如《魏书·天象志》记载：“至太延二年（436）三月，燕后主冯文通去国奔高丽”。[24]冯弘带去了大批汉人及汉化鲜卑人，在袭杀了冯弘之后，这些人口也被高句丽所吞并并融合。大兴二年（319）十二月，晋平州刺使崔毙联络高句丽、鲜卑、段氏和宇文氏,进攻慕容廆，慕容廆用计，联盟瓦解，兵败，毙俱，“与数十骑”奔高句丽。[25]《资治通鉴》记载：“晋显宗咸康二年（338），慕容皇讨慕容仁。甲申。城破，杀仁，仁之司马佟寿（冬寿）郭充奔高句丽”。[26]

魏员外散骑侍郎李敖出使高句丽时，得知其“东至栅城，南至小海，北至旧夫余，民户叁倍于前魏时”。民户的数目，应包括彼时高句丽全域的户数，但彼时的高句丽的领域已不包括北沃沮以及夫余旧地（这两地皆在勿吉的控制之下），因此，其所云户数仅包括高句丽故地（第二玄菟郡地）、岭东七县故地，以及玄菟、辽东、乐浪、带方故地。据《三国史记·东夷传》载，三国时东沃沮仅5千户人家，东秽亦仅2万户，合计2.5万户，尚不及同一时期高句丽的3万户人家这一数目。如果三者加起来，三国时仅有5.5万户，乘3，得15万零6户。如果考虑到上述三地的人口繁衍，北魏时岭东地区、高句丽故地各翻一番，那么这三倍于前魏的户数中，玄菟、辽东、乐浪、带方的汉人应有5.5万户流入高句丽居民之中，这5.5万户绝大部分是汉族。[27]另外，于公元436年，燕王冯弘率龙城人东迁高句丽，“方轨而进，前后
八十余里”，其人数不在小，而其中均为汉人或汉化了的鲜卑人。因此，在北魏之时，有数万户汉人加入到高句丽中是不成问题的。北齐天保三年（522），北齐文宣帝遣使高句丽，“求魏末流人”，一次即遣回五千户，当有二三万之众。[28]由此便可窥见，当时流入高句丽的汉人数目之巨。关于在高句丽做官为宦的汉人贵族，还可以从考古发掘中得知其存在情况。据《集安高句丽王陵》介绍，禹山3319号墓是一座大型阶坛积石墓，墓上有大量砖瓦，并发现有“丁巳”（公元357年）纪年的卷云纹瓦当，出土东晋青瓷器。其墓的外形为高句丽风格，而内部却保留了汉式传统，从而认定墓主人应是亡入高句丽并生前位居高官的汉人。[29]

从考古学所得到的资料看，在高句丽占领东北四郡之后，这些地区可能长期仍由谙熟农耕的汉族人耕种，不可能马上由高句丽人经营，应该说有相当一部分还是掌握在汉族地主和农民的手中，有半个多世纪其故地的汉人社会尚完好地保留着，一些贵族之家的砖室封土墓的发现证明了这一点。仅以乐浪、带方两郡为例，从姓氏来看，彼时尚有王、韩、孙、佟数族土著汉人大姓，而王、韩二姓，自卫氏朝鲜时就是乐浪地区的望族。另外，在高句丽占领的乐浪地区，常有从辽东或辽西迁徙而来的汉人或汉化的鲜卑人，人所共知的冬寿，以及“幽州刺史”慕容镇就是两个代表人物，从其发掘的壁画墓[30]来看，他们役奔高句丽时皆有部众或民户，移居乐浪地区后，依然是汉族大地主，其气派不亚于地方割据的王侯，所以造成后人往往错将他们的墓冢视为高句丽某某王的王陵。因此，实际上这些地区继续由留居的
汉人经营，郡县故地的封建经济得以继续发展。

从民族融合来看，是这些地区的汉族融入了高句丽族，从而使汉族在高句丽的发展中成为最大的一股族源；但从文化性质来看，则是高句丽在很大程度上被汉化。正是在这种历史情况下，先进的生产方式成为促进高句丽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加快了高句丽政权封建化的形成并最终确立。

 

4、隋唐时期汉族流入高句丽的情况

历史上汉族最后一批大规模流入高句丽，便是发生在隋征高句丽期间流落于此地的随军将士。婴阳王九年（隋开皇十八年，598），高句丽王高元率骑兵万余进犯辽西，成为隋丽战争的导火索。隋文帝发兵三十万，由大将宇文述率领进攻高句丽，结果大败，只剩2700人逃回辽东。有不少士卒流落高句丽。婴阳王二十二年（隋大业七年，611），隋炀帝以高句丽不遵臣礼为由，调集一百一十万大军征伐高句丽。此后，又两次征讨高句丽，每次都以失败-57-而告终，隋士兵陷于高句丽者甚多。据《册府元龟·奉使部》所载，陈大德于贞观十五年（651）奉使高句丽所见，许多人“自云家在某郡，隋末从军没于高丽，妻以游女。与高丽错居，殆将半矣”，“隋人望之而哭者偏于郊野”。[31]这些流落高句丽的隋朝军民也是最后一批融入高句丽的汉族移民。

5、汉族流入对高句丽的影响

大批汉人流入或留居辽东、乐浪、高句丽占领区，为官为民，为发展高句丽的政治、经济、文化促进社会进步与民族融合，发挥了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众所周知，高句丽是一个使用汉字的民族，这已是中外学界的共识。汉字在浑江流域、鸭绿江上中游地区的出现，至少应在战国后期。1977年，在集安阳岔乡高台村大湖东侧发现赵国青铜剑一件，剑身两面刻有铭文，正面两行二十字，为“七年相邦阳安君邦右库工师吏虒朝冶吏疱执剂”，背面有五个字：“大攻尹□□”，集安地区还出土了大量汉字字样的中原货币。此外，高句丽人还使用汉语来表情达意，无论是在古文献的记载中，还是在考古学为我们提供的资料中，都可以找到足够的证据。在《三国史记》中所罗列的诸多郡县的名字中便有明确的印迹，如“水城”亦名“买忽”，“水谷城”亦名“买旦忽”等。高句丽人用汉字汉语记事，通过考古发掘可以得到许多宝贵的文字史料，大量出现在建筑物上的石刻、器物、金石铭文、砖瓦铭文、碑碣、墓志上。而且大量汉籍传入高句丽。高句丽人用汉语创作的诗歌、口头流传下来的神话、传说也非常丰富，足见高句丽人的汉语水平不仅应用广泛，而且功底深厚。除此之外，高句丽的哲学思想也深受汉族影响，其五行思想和儒学都对高句丽社会影响颇深。不仅如此，高句丽在教育、体育、美术、音乐、舞蹈、科技诸方面都因汉族人口的汇入而受其深刻影响。


从内陆到高句丽的汉族移民，不管最初是出于什么原因，在历史的发展中，他们都逐渐融入了当地社会，为当地的发展贡献了力量，为高句丽政权由奴隶制向封建化的过渡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高句丽人的重要构成部分。

 

注释：
[1]何新：《中国远古神话与历史新探－十子图纹与中国古代的日神崇拜》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89年出版。
[2]《晋书》卷124《慕容云载记》，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3108页。
[3]《三国志》卷30《魏书·东夷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848页。
[4]《后汉书》卷85《东夷列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819页。
[5]《汉书》卷28下《地理志》下，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626—1627页。
[6]《三国志》卷30《魏书·东夷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843页。
[7]《三国志》卷30《魏书·东夷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846页。
[8]金富轼撰、孙文范等校勘：《三国史记》，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年版，第202页。
[9]金富轼撰、孙文范等校勘：《三国史记》，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年版，第205页。
[10]梁志龙、王俊辉：《辽宁桓仁出土青铜遗物墓葬及其相关问题》《博物馆研究》1992年2期。
[11]贾士金：《集安高句丽文物考古工作中的新课题》，《博物馆研究》1985年2期。
[12]朝鲜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编：《朝鲜全史》第一卷刘永智译。中国朝鲜史研究会1985年。-58-
[13]朝鲜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编：《朝鲜全史》第三卷，潘畅和鲁学海编译，延边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4-6页。
[14]朝鲜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编：《朝鲜全史》第二卷，转引自姜孟山《试论高句丽族的源流及其早期国家》，《朝鲜史研究》1983年版3期。
[15]《册府元龟》，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2979页。《三国史记》卷15《高句丽本纪第三·大祖大王
纪》中《海东古记》，在末尾注意说，宫于东汉本初元年（146）逊位于同母弟遂成，与《册府元龟》所记异。
[16]《宋书》卷97《东夷列传·高句骊国》，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392页；《南史》卷79《夷貊列传·高句丽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970页。
[17]《宋书》卷97《东夷列传·高句骊国》，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392；南史》卷79《夷貊列传·高句丽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970页。
[18]金富轼撰、孙文范等校勘：《三国史记》，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年版，第225—226页
[19]金富轼撰、孙文范等校勘：《三国史记》，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年版，第226页。
[20]《宋书》卷97《东夷列传·高句骊国》，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393页；《南史》卷79《夷貊列传·高句丽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971页。
[21]《魏书》卷77《高崇列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707页。
[22]金富轼撰、孙文范等校勘：《三国史记》，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年版，第216页。
[23]金富轼撰、孙文范等校勘：《三国史记》，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年版，第222页。
[24]《魏书》卷105《天象志三》，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402页。
[25]《晋书》卷108《慕容廆载记》，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807页。
[26]《资治通鉴》卷95《显宗中之上》。
[27]苗威：《高句丽移民研究》，博士后出站报告，吉林大学2009年5月，第199页。
[28]《北史》卷94《高丽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3115页。
[29]傅佳欣主编：《集安高句丽王陵——1990—2003年集安高句丽王陵调查报告》，文物出版社2004年6月版。
[30]洪清玉：《关于冬寿发现和研究》，《考古》1959年第1期；刘永智：《高句丽壁画墓与中国文化
的关系》，《学术研究丛刊》1982年第4期；刘永智：《幽州刺史墓小考》，《朝鲜史通讯》第4期，1982年；安志敏：《朝鲜德兴里壁画墓的墓主人考略》，《历史与考古信息·东北亚》2002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