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穆宗爱新觉罗·载淳（1856年3月23日－1875年1月12日），清朝第十位皇帝，年号“同治”。咸丰六年（1856年）三月二十三日生于北京紫禁城储秀宫，为清文宗咸丰帝长子，生母为孝钦显皇后叶赫那拉氏。1861年—1875年在位，在位13年。同治十三年（1875年）一月十二日，同治帝病逝，终年19岁，其寿命是清朝十二帝中最短。
同治帝在位期间，清政府镇压了太平天国起义，剿灭了西、东捻的作乱。并且先后平定陕西、甘肃的回变，同时兴办洋务新政，史称“同治中兴”。
咸丰十一年（1861年）八月二十一日，咸丰帝病危，召御前大臣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肃顺及军机大臣穆荫、匡源、杜翰、焦祐瀛代写朱谕，立载淳为皇太子，并命上述大臣赞襄政务。载淳生母那拉氏和钮祜禄氏尊为皇太后。第二天咸丰帝去世，6岁的载淳即位，年号祺祥。
咸丰死后慈禧太后勾结奕訢发动北京政变，即“辛酉政变”，捕杀肃顺、端华和载垣，斥革其他五人，两宫太后垂帘听政，改年号为同治。同治帝在位13年，前12年是在两宫太后垂帘的情况下虚坐龙椅的傀儡皇帝，最后只亲政了一年。
同治六岁登基，在位十三年，十九岁病死，十三年皇帝，十九年的人生，是有幸还是不幸？有幸是出生在帝王之家，享受着“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尊荣，过着锦衣玉食，钟鸣鼎盛的生活，没有兄弟跟他竞争，顺利地登上了皇帝的宝座。但同治也是不幸的，一是早年丧父；二是童年无乐；三是婚姻不幸；四是母子不和；五是英年早逝。
同治帝即位之初，政事由两太后管理，同治帝只是读书。清政府利用湘军并借列强之师助剿太平军，同治三年（1864）将太平天国运动镇压，接着李鸿章率淮军于同治七年将捻军也镇压。
当时，朝廷主要分为三股政治势力：其一是顾命大臣势力，其二是帝胤势力，其三是帝后势力。三股政治势力的核心是同治皇帝，哪股政治势力能够同帝后势力相结合，它就会增加胜利的可能性。朝廷大臣实际上分为两部分：一半在承德，另一半在北京。即：前者是以肃顺为首的“承德集团”，后者是以奕訢为首的“北京集团”。在北京的大臣，又发生了分化，一部分倾向于顾命大臣，大部分则倾向于帝胤和帝后势力。从而出现错综复杂的局面。“承德集团”随驾，主要人物有赞襄政务八大臣：载垣、端华、景寿、肃顺和军机大臣穆荫、匡源、杜翰、焦祐瀛等。
同治朝遇上了难得的历史机遇：国内处于“太平天国”和“义和团”的动乱之间；国际处于英法联军与八国联军两次入侵之间，如同处在两次大风暴中间的缓冲期。同治之前的道光、咸丰，之后的光绪、宣统，都没有这样的有利条件。这就给同治朝实行新政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两宫太后垂帘听政，议政王奕主持政务，互相配合，推行新政。在奕集团的主持下，新政的主要措施是：成立总理衙门、设立同文馆、办新式学校、派人出洋、办厂开矿、修筑铁路等，实行学习西方近代化举措，开始走向开放、进步。
设立总理衙门，全称为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一般称作“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于咸丰十年（1861年）十二月初十日正式批准成立。它的实际职能是总揽新政的中央政府机构，是面对世界局势、完全创新的机构。它不仅掌管清廷与各国间的外交事务，而且包括对外贸易、海关税务、边疆防务、海军建设、新式工矿业，以及建新式学校、兴修铁路、矿务等，实际上它相当于清廷的内阁兼外交部。这是二千年来第一个专门处理外事的中央机构，由亲王一人总领，实为首席大臣，其他大臣从军机大臣、大学士、尚书、侍郎等中指派充任。下设独立公所，计有英、法、俄、美和海防五股。其中，俄国股，兼理俄、日两国外交事务；英国股，兼理奥地利交涉事务；美国股，掌办对美、德、秘鲁、意大利、瑞典、挪威、比利时、丹麦、葡萄牙各国交涉事务；法国股，兼理法国、荷兰、西班牙、巴西各国交涉事务；后设海防股，掌管南北洋海防等。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主旨是办理同西方关系事务，创办近代化事业，它的出现是中国走向近代化的一个标志。随之，设立驻外使领馆。
出洋考察，西方国家两次破门而入，清朝才被迫开门而出。中国走向世界，世界也走向中国。清朝向西洋考察，同治五年（1866年）正月二十一日，斌椿率三名同文馆学生及自己的儿子广英（为照顾其父同行），离京从上海乘轮船出洋，经过一个月零八天的航程，到达法国马赛。他在欧洲游历110多天，访问了法、英、荷兰、丹麦、瑞典、芬兰、俄国、普鲁士、挪威、比利时等国，于九月十八日回到北京。斌椿写出《乘槎（chá）笔记》，第一次记录下亲眼所见诸如火车、轮船、电报、电梯、机器印刷、蒸汽机、摄影、起重机、抽水机、显微镜、幻灯机、纺织厂、兵工厂等。还第一次参观并记述了欧洲博览会、芭蕾舞、大英博物馆、国家议院、近代报社、高等学院，以及法国的凡尔赛宫、凯旋门等。他看到了西方近代的科技与文明。
军事举措，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在上海、南京、福州相继办起了近代军工厂，聘请洋员充当技术指导。这就是所说的“洋务运动”，包括举办新式军用工业，编练新式军队，加强国防建设等，宗旨是“求强”与“求富”。奕强调学习“西学”，制造“西器”。他认为，“采西学”、“制洋器”早在清曾国藩初康熙大帝时就进行过，如今再搞是发扬光大祖制和传统。同治三年，清政府开办大型兵工厂，计有江南制造局、金陵制造局、福州船政局、天津机器局、西安机器局等20余个。而规模大、有典型性的为江南、金陵、福州、天津、汉阳等几个兵工厂。
江南制造总局，是曾国藩与李鸿章共同创办的一个规模最大的军事工业。同治四年（1865年），李鸿章委托海关道员丁日昌买下设立在虹口的美商旗记铁工厂，把上海、苏州两个洋炮局搬至上海，成立了大型军事工业制造局。同治六年，曾国藩主张在该厂制造轮船，又在上海海关拨出两成关税，为造船经费之用。此后，工厂逐年扩充，计有洋枪厂、洋炮厂、炮弹厂、火药厂、轮船厂、炼钢厂、子弹厂、水雷厂，并设有学校和翻译馆，其规模较为宏大。同治七年，造船厂造出了第一艘轮船，取名“惠吉”，至中法战争前共制出15艘军舰，最大者为2800吨，小者只有数百吨。
文化方面，培养洋务人才。开办外国语学校、实业学堂、近代军事学校、派遣留学生等。同治朝新，从京师八旗子弟中选出10名学生，教员则由英国教士包尔腾担任。同文馆除了聘请洋人教授外语，还请徐树琳教授儒家经典。同治朝开设的新式学校，还有江南制造局附设的机械学堂、福州船政局附设的船政学堂等。福州船政学堂又称“求是堂艺局”，是同治五年(1866年)由左宗棠主持福州船政局时附设。这所学校是近代较早开设的一所以学习自然科学为主的新式学校，同时又有军事学校的性质，以培养海军和造船人才为目的之一。
派留学生出国，同治十一年（1872年），首批30名“幼童”奔赴美国留学，史称“幼童出洋”。这些留学归国的青年，后来逐步成为中国政界、军界、学界、工商界等方面的知名人物和科技骨干，为中国近代建设做出了贡献。
外交事务，同治十二年六月十三日，在紫光阁接见日本特派大使。之后，俄国、美国、英国、荷兰等国公使向他递交了国书。同治十二年十二月，应越南国王要求，同治派遣两广总督瑞麟帮助越南抗法。由于台湾高山族人误杀漂流到台湾的琉球人，日本以此为借口侵略台湾。同治十三年三月二十九日，同治派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桢赴台湾部署防务。通过谈判，订立《北京专款》，日本撤出台湾，清政府赔偿白银50万两。
说两句同治中兴，其发生有历史渊源，适逢1860年清政府与英法媾和，及太平天国被消灭，政治上出现了一个和谐时期，下开洋务运动。
当中国的历史步入近代时，各种屈辱接踵而来。而造成这一切局面的，无疑是清政府的腐朽统治。在经历了道咸衰世的清王朝，竟突然出现了一段短暂的中兴时期。因主要发生在同治年间，故称同治中兴。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学界关于同治中兴有着不同的看法。具体表现为两种截然对立的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同治中兴”是促进中国近代历史进步的一个阶段。其依据主要是洋务运动的兴起。在洋务运动期间，洋务派先后提出“自强”、“求富”的口号，创办了一系列近代企业。这在客观上刺激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实业救国”思潮的出现也与此密切相关。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同治中兴”事实上只是慈禧太后、恭亲王奕訢等人的自我吹捧。所谓的同治中兴，只不过是清朝统治者精心编造的一场骗局。它非但没能达到中兴的目的，相反地却加剧了国内的矛盾和社会危机。
客观的说，对同治中兴全盘肯定或者全盘否定都是不足取的。同治中兴固然有功绩，但绝非清朝所宣扬的那样。在我看来其历史功绩主要表现在：
其一，彻底平定了太平天国运动和捻军起义，使中国形式上再次得到了统一。同治年间，清政府以曾国藩的湘军和李鸿章的淮军为主要依靠力量，先后平定了太平天国运动和捻军起义，从而使得中国避免了一次大分裂。以历史的眼光来看，太平天国的革命精神值得肯定。但其对近代中国的破坏性明显多于建设性，消极意义大于积极意义。清政府平定太平天国运动，固然是为了维护其封建统治，但在客观上确实是避免了分裂局面的延续。
其二，为洋务运动的开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客观上推动了中国的近代化进程。纵观古今历史，任何变革的出现，都是需要相应的环境的支撑。正是在同治中兴的环境下，洋务运动才得以顺利开展，一大批新式企业才得以建立，从而迈开了中国近代化的第一步。客观的说，同治中兴一定程度上为中国近代化的开启提供了某种前提，这一历史意义是必须要予以肯定的。
其三，与西方列强保持了一段相对友好的时期，引进了西方科学文化知识，促进了国人的思想解放，为今后的社会变革某种程度上奠定了思想基础。同治中兴期间，清王朝与西方列强并未爆发大规模的战争，形成了所谓的中外和好的局面。也正是在这一期间，西方的科学知识大量传入我国，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最终在此时被付诸了实践。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正是有了同治中兴，才使得清朝能够苟延残喘半个世纪，拖到20世纪才宣告寿终正寝。然而，同治中兴与同治皇帝关系并不大。同治皇帝继位时才6岁，根本就不具备治理朝政的能力，因此大权掌握在以肃顺为代表的顾命八大臣手里。不过，很快慈安太后、慈禧太后联合恭亲王发动政变，扳倒了顾命八大臣。随后，慈安太后、慈禧太后在恭亲王的支持下，以“垂帘听政”的方式掌握了大权。
什么是“垂帘听政”呢？就是每次接见王公大臣时，年幼的同治皇帝坐在龙椅上。他身后坐着慈安太后和慈禧太后，他们之间用一幅帘子进行遮隔。在接见过程里，同治皇帝几乎不会开口说话，形同木偶，由慈安太后和慈禧太后发布指示，对军国大事作出决策。1873年，同治皇帝总算亲政了。可1874年底，他就因病离奇去世。屈指一算，同治皇帝亲政的时间只有1年多。这一年多时间，他大部分时间都在积极筹备修建颐和园的事情，以及与反对修建颐和园的王公大臣斗嘴。
所以，同治皇帝对同治中兴没有作出像样的贡献。幸运的是，同治皇帝有一帮全力辅佐他的王公大臣。在朝廷里，有恭亲王为首的中枢重臣。恭亲王被授予议政王称号，任职领班军机大臣、领班总理衙门大臣，身兼宗人府宗令和总管内务府大臣，总揽清朝内政外交，权倾朝野。难能可贵的是，恭亲王对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汉人大臣非常信任，放手让他们做事。
与僵化保守的霸气贵族相比，恭亲王的眼界更为开阔。他已经意识到清朝落后于西方列强，主张与西方列强开展和平外交，主张学习外国科技以加强中国军事实力，并推动建立了近代中国第一个正式外交机关——总理衙门。
恭亲王对同治中兴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同治时期人才辈出，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汉人大臣为代表。他们这三人有一个共同的特性，就是书生带兵，却挽狂澜于既倒，平定了太平天国运动和捻军，强行为清朝续命半个世纪。接下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在恭亲王的支持下，分别在各自封疆的领域发起了洋务运动。
曾国藩在安徽安庆开办了中国第一家真正意义的兵工厂——安庆内军械所，生产了中国第一台蒸汽机、中国第一艘蒸汽机轮船，开洋务运动风气之先。后来，曾国藩在临死前又送出了中国第一批留美幼童。左宗棠在福建创建了福州船政局和福建船政学堂。福州船政局是中国近代最重要的军舰生产基地，被李鸿章誉为“开山之祖”。福建船政学堂是中国近代航海教育和海军教育的发源地，培养了大批人才。
李鸿章创建了中国近代四大军工企业中的三个，并督办创立了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上海机器织布局、天津电报总局、唐胥铁路、上海电报总局、津沽铁路等一系列民用企业，涉及矿业、铁路、纺织、电信等各行各业，填补了中国在这方面的空白。
综上而言，同治中兴的军功章上，还得有恭亲王、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的名字。
尽管中兴不易，但不得不承认的是，经过同治中兴的清王朝，似有一种回光返照的迹象。但无论如何，其江河日下的趋势并没有因这次中兴而得到彻底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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