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号
“晋”原本是西周、春秋至战国初年的一个诸侯国。春秋时期，晋国疆土占据今山西大部、河北西南部、河南北部和陕西一角，地跨黄河两岸。战国初年，晋国被韩、赵、魏三国瓜分而亡。司马氏是河南温县人，温县曾属于晋国的领地。建立晋朝的司马炎之父司马昭曾被魏帝受封为“晋公”“晋王”。所以司马炎以“晋”做为国号。[5] 晋朝最初建都洛阳，后迁都长安。被刘聪灭亡后，宗室子弟司马睿在建康重建了晋朝。为了区分两段历史时期，依据其都城相对位置一西一东，故称司马炎建立的都城在洛阳、长安的晋朝为“西晋”，司马睿建立的都城在建康的晋朝为“东晋”。[5] 东晋保有原西晋的江南之地，亦有“中晋”和“江左”之称。汉朝称东汉为中汉，“中晋”一名模仿“中汉”而来。当时的人们以东为左，故而将位于江南的东晋又称为“江左”。[5] 历史
晋朝的建立
公元239年，魏明帝曹叡病死，临终前命太尉司马懿、大将军曹爽辅佐年仅八岁的继位者曹芳。曹芳继承帝位后，曹爽独揽大权，把持朝政。公元249年，曹爽陪同曹芳离开京都洛阳至高平陵扫墓。司马懿趁机起兵，发动”高平陵政变“，控制了洛阳。随后以”谋逆罪“斩杀了曹爽及其亲信，夺取了曹魏军政大权。[25] 司马懿去世后，其子司马师为大将军，辅佐朝政。公元254年，司马师将曹芳废为齐王，拥戴高贵乡公曹髦继位称帝。[26]公元255年，司马师病逝。其弟司马昭继承了大将军的权力，专揽国政。公元260年，魏帝曹髦被弑杀，司马昭立曹奂为帝，即魏元帝。[26] 做为曹魏的辅政大臣，司马懿父子先后更换了三位皇帝，逐步消灭了曹魏宗室势力，将曹魏皇室的权力彻底架空。此后司马家族控制了曹魏的军政大权，为晋朝的建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27] 公元265年，司马昭之子司马炎逼迫魏元帝禅让，自立为帝，即晋武帝。国号“晋”，建都洛阳，史称“西晋”。[6] 太康之治
在西晋建立之前，公元263年，司马昭灭掉了蜀国。[26]西晋建立后，公元280年，晋武帝派兵灭吴。[6]三国鼎立的局面结束了，西晋成为大一统的帝国。[27] 晋武帝在位时，采用无为与宽松的治国策略。[28]设立三省制，颁布《泰始律》为法律依据，保证了社会稳定。[29]为了促进生产，晋武帝发布了《占田法》。《占田法》规定，农民可以根据年龄和性别向政府申请土地进行耕种。一部分失去土地的农民重新获得了土地，开始从事农业生产。[7]
从太康元年（公元280年）到太康十年（公元289年），社会稳定，农业生产得以恢复，百姓安居乐业。人口有了显著的增加，太康元年，全国有2459840户，太康三年，全国有377万户。这是西晋比较繁荣的时期，被称作“太康之治”。[30][7] 贾后乱政
公元290年，晋武帝去世，其子司马衷继位，即晋惠帝。册立太子妃贾南风为皇后，以太尉杨骏为太傅，辅佐朝政。[31]晋惠帝智商有缺陷，生性懦弱，无法处理朝政大事，对贾后言听计从。为了防止贾南风插手朝政，杨骏任用亲信掌管机密要事，掌握中央禁军。因为防范严密，贾南风未能找到干预政事的机会。次年，贾后与楚王司马玮合谋，诛杀了杨骏。大乱从宫廷政变开始了。[32] 杨骏死后，贾后并没能如愿掌权，而是受制于汝南王司马亮。于是她让晋惠帝下密诏给司马玮，利用司马玮与司马亮的不和，诛杀了司马亮。又以司马玮擅自杀害司马亮为名，处死司马玮。[33]先后除掉了掌权道路上的绊脚石，贾后独揽朝政。[34] 贾南风没有儿子，随着太子司马遹的成长，她越来越担心太子将来为帝后会对自己不利。公元300年，贾后捏造罪名废黜并杀掉了太子。[36]赵王司马伦与齐王司马冏以替太子报仇为名闯入宫中，逼迫贾后饮下毒酒身亡。[36]宫廷政变转变为皇族争夺政权的斗争，进一步演变成为“八王之乱”。[37] 八王之乱
西晋初期，晋武帝精心设计了针对宗室成员的分封制。在公元265年、277年和289年，晋武帝进行了三次较大规模的分封，目的就是以诸王驻守在各地，拱卫中央政权的长治久安。“分封”限制在同姓宗族范围内，分封的对象主要是宗室。根据形势的需要，赋予诸王一定的军事权力。晋武帝有能力控制全局，可是到了晋惠帝时期，由于贾后杀掉了皇位继承人，破坏了朝廷中各派势力的平衡，导致诸王纷纷觊觎皇权，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37] 公元301年，赵王司马伦废掉晋惠帝，自立为帝。齐王司马冏、河间王司马颙、成都王司马颖起兵讨伐司马伦，司马伦不敌，被迫饮下毒酒身亡。晋惠帝复位后，委任司马冏辅政。公元302年，司马颙起兵讨伐司马冏。长沙王司马乂趁势在洛阳响应，将司马冏斩杀，此后司马乂控制大权。公元303年，司马颙、司马颖进攻洛阳，东海王司马越趁机拘禁了司马乂，司马乂身死。司马颖进入洛阳后，成为丞相，废掉太子覃，自立为皇太弟。司马越拥立晋惠帝讨伐司马颖，讨伐失败后，晋惠帝被司马颖所俘。公元305年，司马越再次起兵，相继杀掉司马颙、司马颖，将晋惠帝接回洛阳，此后司马越独掌大权。[33] 自公元291年，楚王司马玮参与贾后诛杀辅政太傅杨骏开始，一直到公元306年，东海王司马越将晋惠帝接回洛阳，十六年的时间里，八位宗室子弟为争夺中央政权而引发了巨大的内乱，史称“八王之乱”。[8]八王之乱最初由中央开始，后来波及到地方。参战诸王相继败亡，数十万人民丧失了生命，许多城市被洗劫和焚毁，社会经济遭受到严重破坏。西晋王朝也很快走向灭亡。[37] 西晋灭亡
在八王混战期间，战争接连不断，加之频频出现的天灾，百姓流离失所，无法维持生计，各地出现了大量的流亡人口。公元301年，氐族人李特在益州领导流民暴动。接着，各地的流民暴动就此起彼伏。同时，从汉朝就开始向中原内迁的少数民族，趁乱大规模进入中原地带，由于受到官吏的压迫，生活困顿，也开始起兵反晋。[38] 公元309年，匈奴贵族刘渊派儿子刘聪两次进攻洛阳。公元311年，刘聪攻陷洛阳，西晋王公贵族及百姓死者三万多人，晋怀帝被俘。史称“永嘉之乱”。公元313年，刘聪杀死晋怀帝。[39]晋怀帝的侄子司马邺在长安继位称帝，即晋愍帝。 公元316年，刘聪派大将军刘曜攻入长安，俘虏了晋愍帝，西晋灭亡。[10]西晋建国51年，是一个极其短促的统一王朝，此后中国陷入了长时间的南北分裂状态。[38] 五胡十六国
早在东汉时期，居住在中原周边地区的少数民族，特别是北方的少数民族开始内迁。三国时期，魏、蜀、吴之间不断发生战争，各国人口都骤然下降，边远地区人口不断迁到中原内陆。[40]西晋的八王之乱使得中原、关中地区的生产力受到了严重的破坏，大量流民漂流异乡，暴动此起彼伏。趁着西晋朝廷力量薄弱之际，匈奴人看准时机，进兵中原，灭亡了西晋。少数民族进一步内迁，大量向中原移民。[40] 少数民族的上层人物纷纷建立政权，竞相争夺地盘。参与这场斗争的少数民族以匈奴、鲜卑、羯、羌、氐为代表，史称“五胡。[41]公元304年，氐族首领李雄在巴蜀称成都王。两年后称帝，国号“成”，史称“成汉”。也是在公元304年，匈奴贵族刘渊宣布独立，自称“汉王”。公元308年，刘渊称帝，国号“汉”，史称“刘汉”。[41]此后的一百三十五年时间里，原来西晋的江南、荆湘地区由东晋控制。北部、西南地区先后建立了二十多个国家。其中以成汉、前赵、后赵、前燕、前秦、前凉、后燕、后秦、西秦、后凉、南凉、南燕、西凉、北凉、大夏、北燕为代表，因此后世称为“五胡十六国”。[41]公元439年，北魏皇帝拓跋焘灭亡北凉，统一了中国北方地区。[42]历时135年的五胡十六国时代结束。[4] 五胡十六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持续时间较长的一次大分裂、大混乱时期。不同民族建立的割据政权纷纷出现，战乱连绵不息，经济停滞，百姓经受了深重的苦难。[43]这段时期也是民族大融合的独特时期。中原建立了很多少数民族政权，打破了传统意义上由汉族在中原实行统治的局面。为了使自己的政权稳固并且发展下去，少数民族逐渐接受汉族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先进经验，汉族也开始接纳少数民族，二者最终实现融合。[44] 衣冠南渡
为了躲避战乱，公元307年，晋武帝的从子司马睿渡江至建康。大批宗室、缙绅、士大夫及庶民百姓随之向南迁徙，史称“衣冠南渡”。[9]公元317年，西晋灭亡后，司马睿在建康登基称帝，即晋元帝。晋朝政权得以重建，史称“东晋”。[11] 大批世居中原的汉人选择南下避祸，给当地带去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同时极大地改变了当地原有的文化结构。此后，中国的经济、文化中心开始向江南转移。[45] 东晋北伐
在北方陷入五胡十六国的混乱状态时，东晋政府偏安于东南。为了收复北方失地，东晋持续不断地进行北伐，国家的军政活动几乎都围绕着北伐展开。比较知名的有祖逖、桓温、谢安、刘裕等人组织的北伐活动。[12] 祖逖北伐是东晋最早的北伐活动。公元317年，奋威将军祖逖率军北上，收复黄河以南大片领土。[46]后因东晋内乱，收复的土地得而复失。[47]安西将军桓温于公元346年西征伐蜀，攻克成都，成汉政权灭亡。随后又进行了三次北伐，一伐前秦，大败。二伐羌族首领姚襄，收复洛阳。三伐前燕，大败。桓温去世后，谢安与桓温之弟桓冲先后组织北伐，应对北方政权南侵。[48]中军将军刘裕组织了东晋最后一个阶段的北伐，他先后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北伐。公元409年，刘裕兴师北上伐燕，南燕灭亡。[49]公元416年，刘裕伐后秦，收复洛阳，攻陷长安，后秦灭亡。[50] 东晋北伐是在西晋灭亡、国土沦丧的背景下展开的。北伐是一种“以攻为守”的策略，目的是维护东晋政权的稳定。为了满足北伐的需要，东晋积极地进行了军事经济的建设。推动了农业、手工业、商业的发展进步，以及以门阀为主导的田庄经济的兴起，从而提高了江南的经济水平。[12] 淝水之战
东晋北伐的同时，北方的少数民族政权也在不断建立、更替、兼并，壮大起来的少数民族政权不时侵扰南方。公元377年，前秦君主苻坚经过七年的战争，统一了北方，开始了南征的步伐。[51] 起初，前秦与东晋进行了一些局部战争，摩擦不断。公元383年，苻坚下令进攻东晋，前秦军先锋部队三十万人先行抵达淝水西岸。东晋总指挥谢安派出八万北府军，在淝水东岸与前秦军隔水对峙。晋军派人给前秦军传递信息，两军隔着淝水无法决战，希望前秦后退一步，让晋军渡过淝水后，以决胜负。前秦诸将都反对让晋军渡河，苻坚却认为，前秦军队可以趁晋军渡河过半时出击，必然会取胜。于是，苻坚令前秦大军后退一步。前秦大军一退就无法停止，晋军渡水突击。前秦大军阵脚大乱，一败涂地。[52] 淝水之战是一次以少胜多的战役，改变了南北对峙的形势，遏制了北方崛起的态势。前秦短暂统一北方的局面被彻底打破，北方再度分裂。[53] 东晋衰亡
淝水之战大获全胜后，东晋乘胜北伐，收复淮河流域，将国防线向北推进到黄河以南；克复四川和汉中，全据长江天险，解除了来自长江上游的威胁。东晋获得了暂时的安稳。[53] 公元385年，谢安去世，东晋朝廷逐渐混乱。孝武帝的弟弟司马道子大权独揽，提拔了王国宝、王绪等人，对抗孝武帝的亲信王恭、殷仲堪，朋党之争由此拉开序幕。击败王恭等人后，司马道子的儿子司马元显谋夺了父亲的权力，成为实际的掌权人。为了与地方军阀桓玄抗衡，司马元显决定自己组建一支军队，下令强征世家大族的佃客担任兵役。[54]这一举动引起了世家大族和佃客们的不满，浙东地区发生了民变。[55] 公元399年，五斗米道道士孙恩率领起义军趁乱攻下上虞，又攻破会稽郡，部众骤增至数万人。周边的七郡同时起事，攻杀东晋官吏。东晋政府对浙东民变极其重视，派出北府兵力图扑灭这次动乱。在镇压孙恩起义的过程中，北府军的将领刘裕脱颖而出。孙恩的起义持续了三年，虽然最终事败身死，却对东晋朝廷进行了沉重的打击。[55] 公元402年，桓玄杀掉司马道子、司马元显父子，逼迫晋安帝退位。次年桓玄自立为帝，国号楚。[56]公元404年，刘裕联络北府军中下级军官百余人，起兵讨伐桓玄，桓玄兵败身死。刘裕起兵成功后，掌握了东晋政权。随后，刘裕北伐破燕，接着灭亡后秦。公元420年，刘裕废黜晋恭帝，自立为帝，建国“宋”。东晋灭亡。[13] 东晋建国103年，偏安东南，与北方的五胡十六国并存。东晋灭亡后，中国历史进入南北朝时期。[4] 疆域
领土变迁
公元280年，西晋灭吴实现全国统一。[6]西晋疆域为：东部至东海，南部至南海，西至葱岭，西南达今广西、云南以及越南北部、中部，北抵燕山，东北至朝鲜半岛西北部。[5]直至公元316年西晋灭亡的三十六年时间中，西晋的疆域比较稳定，并无大的变动。[57] 东晋时期，东南疆域比较稳定。四川和北方疆域由于胡人入侵和东晋北伐，时有变化。以公元382年为例，东晋所辖范围：北至淮河及荆州之竟陵、建平，宁州之南广、建都等郡；西至宁州之西河、永昌两郡；西南至宁州永昌郡、兴古郡，交州之下平、九真、九德、日南四郡；东、南则至东海、南海。 东晋疆域被扩展到最大的时期是公元416年，刘裕北伐，平了南燕，灭了后秦：东北有了山东半岛，西北有了关中，北抵黄河。这块疆域存在的时间较短，不久后因为内乱，关中地区又重新丧失。[57] 行政区划
两晋时，地方行政体制为州、郡、县三级制度。[58]
晋武帝统一全国后，西晋有十六州：司、豫、兖、青、徐、荆、扬、交、广、益、冀、梁、幽、并、雍、凉。后来，又将原有各州拆分合并，增加了秦、江、宁、平四州，西晋有二十州的建制。西晋灭亡后，北方疆域被胡人占领，东晋统辖九州：扬、荆、湘、江、益、梁、宁、交、广，另外，徐州的一半也在东晋管辖范围内。[58] 西晋将京师周围的地区设置为司州，以司隶校尉负责治理。司隶校尉除了管理司州事务外，还可以检查官吏百姓，劾奏百官，权力很大。除司州外的其他州，西晋初期设置都督和刺史，都督管理军事，刺史管理民事。晋惠帝末期，都督与刺史两个职责合二为一，由一人统领。非重要州则不设置都督，只设置刺史。[58] 晋朝的州以下为郡国，郡国之下为县。西晋统一后有173个郡国，1232个县。东晋由于政局不稳，北方国土大片沦陷，大量北方民众逃到东晋，东晋设立了许多侨置郡县。司马睿称帝后，在建康侨置怀德县，安置最先到达江南的一批流民。后来晋成帝又设置了南琅邪郡、临沂县。此后东晋政府又设置了62个侨郡安置南下的流民。由于战乱不止，编户流徙不断发生，郡国和县的设置非常混乱。[58] 西晋分封诸王，以郡为国。东晋时，诸王大多不在郡国内，王国徒具虚名。郡国和县设置太守和县令进行管理。[58] 人口
公元290年开始，西晋多地连年旱灾，蝗灾、瘟疫盛行，饥荒严重。各地人口不断迁徙以寻求生存机会。秦、雍等州各族人民向梁、益、荆、豫等州迁移，迁出的汉族人口占当地总人口的1/3，大约有四、五万户。并州的汉族人民在匈奴的威胁下，流徙至冀、豫等州，迁出人口占当地总人口的2/3，约四万多户。冀州的汉族人民迁移到兖州一带，迁出者约有一万多户，占当地总人口的1/30。益州的汉族人民被迫迁移到荆、湘、宁等州，梁州、益州的迁出者约有二十万户，约占当地总人口的9/10。总计迁徙的人口大约将近三十万户。[8] 永嘉元年（公元307年），衣冠南渡开始后，中原人民相继流徙南下，集中在荆、扬、梁、益诸州，截至刘宋之季，南渡人口约有九十万。北方平均八人之中，就有一人迁徙至南方。[59] 与此同时，各少数民族频繁地移居中原腹地。例如，公元318年，氐、羌、胡羯等族十余万人迁徙至河北郡县。公元320年，巴氐部落二十余万人迁徙至长安。公元329年，氐、羌十五万人迁徙至河北。黄河下游一度布满了氐、羌等族，胡汉人口的对比发生了巨大的变化。[60] 由于人口频繁流动，战乱时期缺乏详细而又精确的史料记载，对晋朝人口只能进行粗略的估计：永康元年（公元300年），西晋人口可能达到了3500万。永嘉之祸后，大约在公元317年左右，东晋人口约1050万。东晋末年，大约在公元420年左右，东晋人口约在1578万-1746万之间。[2] 内政
官僚制度
世族门阀制度
东汉后期，出现了一些高门世家，他们之中有的是世代居高官，有的是世代儒门，授徒讲学，注籍的弟子门生成千上万，形成一种社会力量，二者兼而有之的也不在少数。其后代子孙一直延续至晋朝，并处于高位。[61]比如琅邪王氏，王仁在汉朝任青州刺史，他的孙子王祥在魏国任太傅，王祥的侄子王衍在西晋任太尉，另一个侄子王导在东晋任丞相。[62] 西晋采用九品中正制进行人才选拔，由各郡国现任官员与高门大户来品评本地人物，这就使得高门大姓，特别是现任官员更容易垄断官位，保证了门阀世族的政治特权，有助于门阀世族的形成和壮大。东晋是门阀世族的鼎盛时期，朝廷的高级官位几乎都由门阀世族把控。[61]
西晋颁布的《占田法》中，户调式规定各级官吏按照官品来享受荫客的特权。门阀世族的荫客不用缴纳租税，也不用服徭役，因此大量人口依附于门阀世族。门阀世族占有大量人口，也占有广大土地，这是门阀世族得以壮大的经济基础。特别是衣冠南渡后，南迁的流民往往需要依附高门大姓才能生存下来，因此东晋时期的门阀世族非常兴盛，他们不仅在政治上有特权，而且还掌握兵权。琅琊王氏、陈郡谢氏、颍川庾氏、谯国桓氏四大家族都掌握政权和兵权。[61]两晋的政权是以司马皇族为核心的高门大族的联合专政。[14] 三省制
两晋时期，皇帝是军国大事的最高决策者，皇权至高无上。可是在很多时候，由于权臣或者门阀势大，皇权被削弱。例如东晋末期，因为权臣刘裕专政，晋安帝和晋恭帝基本上不能行使皇帝职能。即使是晋朝开国皇帝晋武帝提议征伐吴国，也遭到了贾充、荀勖等世家大族的反对和抵制，拖延达十年之久才得以实施。[14] 辅佐皇帝做决策和处理政务的中央行政体制采用尚书、中书、门下三省制。尚书省是全国的政务中心机构，国家最高行政机关。最高政务官是尚书令，总率百官，位实权重。中书省是执掌诏令、记会时事、典作文书的机构。中书省的官员既要能够掌管机要、决策军国大事，又要能够草拟诏令。门下省是宫内侍从官的办事机构，侍从皇帝左右、顾问应对。皇帝外出时，随侍皇帝身边。门下省的最高官员为侍中，西晋时，皇帝常常让侍中处理各类大小事务。东晋时，皇帝颁发诏书一定要先通过门下省，门下省又有了审核诏书的权力。[63] 九品中正制
两晋的官员培养、选拔、任免采用九品中正制。中正由郡国长官推荐，其主要职责就是品评人才。按照中央的要求，人才划分为九品。由中正根据人才的家世、才能、道德等方面进行评定。吏部委任官员时，官职必须与品第相匹配。西晋时，品评人物高下主要是依据家世，高门大族利用九品中正制维护自己的政治特权，寒门庶士的上升渠道越来越狭窄。东晋王朝的官僚群，除了少数因为军功上位者外，几乎都是高门大姓的子弟。[15] 司法制度
泰始四年（公元268年），晋武帝司马炎颁布了《泰始律》，也被称作《晋律》。《泰始律》于公元264年在汉代律文的基础上开始编写，由名臣羊祜、杜预等十四人耗时二年半完成。全部律文共20篇，共620条，27657个字。再加上属于律令的《晋令》40篇，《诸郡中正六条举淹滞令》，《尚书十二条》。另外还有《晋故事》共30卷。[64]《泰始律》将以往繁杂的汉代律文简约化，是两晋时期唯一通行于全国的法律，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儒家化的法典。[65] 晋朝初期，三省制尚未完全形成，晋朝沿袭了曹魏的九卿制。[66]此后两晋时期，属于九卿的廷尉系统和属于三省的尚书省都可以掌管司法、审讯机构。九卿之中，廷尉做为中央司法最高执行长官，对于州府重大刑事案件，廷尉有复审权。对于品官刑事案件，廷尉可以受理审讯。三省中，吏部尚书掌领刑狱。在地方州、郡、县三级行政体制中，由刺史、太守、令长处理民事，司法为其中的重要内容。[67] 财政制度
晋朝时的财政收入主要来源于田租（土地税）、户调（农户家庭手工产品税）、工商税、徭役制度等。[17]财政支出主要用于军事支出、官员俸禄支出、公共事业支出、皇室支出、佛事支出、外交支出等。[68]
尚书省分置度支曹，由度支尚书执掌全国财税事务，对军国财政大事进行规划调配。形成了一整套面向整个国家的财政管理体制。在财政收入方面，度支尚书参与制定租调征收定额、征收方式、缴纳程序的全过程。直接参与生产管理、经营军屯，甚至关心生产工具的改造创新。度支尚书还关心交通运输、库藏保管等事宜，以便如粟、帛等实物类的物资能够保管、库藏和运输。在财政支出方面，度支尚书对全国的财政支出进行统筹规划。例如，西晋度支尚书杜预“兴常平仓，定谷价”就是按照全国统一支付的方式来开展的。[68] 无论是短暂统一的西晋，还是偏安一隅的东晋，各地负责管理军事的都督几乎都兼管着地方财政。区域性政权与中央形成分庭抗礼之势，中央政府与地方军政长官之间争夺财政权和财源的斗争就一直没有停止过。[68] 赋税徭役
田租与户调
西晋的《占田法》中规定：“丁男课田五十亩，丁女二十亩，次丁男半之，女则不课。”也就是说，应交租的土地田亩数与农户的人丁数目有关，而与农户实际拥有的土地数量无关。[69]农户内的丁男、丁女、次丁男都必须无条件的按照固定的课田数缴纳田租。[70]《占田法》中的户调式规定：“丁男之户，岁输绢三匹，绵三斤，女及次丁男为户者半输。”[69]为了保证官僚集团的利益，户调式规定，各级官僚可以根据官品高低占有土地，荫庇亲族和荫客。[71]例如：一品官员占田五十顷，每品递减五顷，至九品官员占田十顷。这种占田的数额，并非是世家大族可以占有土地的限额，而是政府按照官品重新加给他们的亩数。官吏还可以按照官品荫亲属多至九族，少至三族，还可以荫衣食客及佃客，被荫人可免赋税和徭役。
东晋的户调制大体沿袭了西晋旧制，只是所纳物由绢、绵换成了麻布。[72]田租制却一变再变。公元330年之前，东晋的田租制是西晋田租制的延续，此后到公元383年的五十多年时间里，田租制变为按人口缴纳税米的制度，以扩大田租征收量。按口税米制一直实行到了晋末。[70] 赋税
晋朝的赋税除了占主导地位的田租、户调制之外，还存在其他税制，最主要的是商税。其中包括商品流通税，被称为“关津之税”。盐税、铁税、买卖契约税、贸易税、市租[b]，商旅通过浮桥时必须缴纳的“桁渡税”等。[73]
徭役
两晋时期的徭役制度与服役者的起役与止役年龄密切相关。徭役中规定“成丁、次丁、老、小”等不同年龄采用不同的服役方式。“成丁”为成年人，服全役；“次丁”为半成年人，服半役；“老、小”为超过服役年龄者和未成年者，属于免役范围。成丁始役的年龄为16岁，老免年龄为66岁。13岁到15岁、61岁到65岁服半役。13岁以下、66岁以上免役。[69]此制度一直延续到东晋。[74] 晋朝的徭役种类很多，其中包括：
正役：国家法令规定的每丁每年固定天数的服役，例如为官府修建宫殿、建造城郭、开道、挖渠、建造佛寺等工程；[74]
运役：因军事需要运输粮食与物资，或将田租、户调运送到京城、州、郡、县等地。晋时南北战争频繁，运役不少；[74] 徭役性兵役：或是以兵士服徭役性的劳役，或是以民为兵，服兵士的屯戍之役；[74]
吏役：从事低级官吏的工作，例如在官府打杂的“干吏”，在官府当书手的“书吏”等；[74]
匠役：服役者为从事手工技艺的工匠，以“百工”身份服役于官府；[74]
杂役：除上述劳役外的其他徭役，一般无固定期限、无一定服役范围、无固定任务、无固定章程，名目繁多，例如：巡逻守护城池、修治塘坝、为国家采伐林木、为官吏做杂事等。[74]
西晋时期的《占田法》规定，各级官员可以按照官品高低荫庇亲族和佃客，被荫人可以免除徭役。所有在职官吏、皇族成员、世家子弟以及他们荫庇的亲族、佃客获得了免除徭役的特权。这些五花八门的徭役成为劳动人民的沉重负担。[75] 货币制度
西晋未铸过新钱，在流通中沿用汉魏的五铢钱和各种旧钱。衣冠南渡后，东晋沿用东吴地区原来使用的旧钱。这就造成流通中的货币量严重不足。由于两晋时期长期战乱，国家处于分裂状态。金属货币流通混乱，货币经济处于衰退时期。以布帛、谷粟等实物进行以物易物的方式比较流行。[76] 教育制度
西汉时期设置了太学，生员经过教育、考试，合格的可以授官。曹魏时期，只要愿意学习的人都可以去太学读书，并不强调学生入学的资格。[77]晋朝建立后，世族门阀势力迅速发展。公元272年，晋武帝对太学中的七千多名生员进行了整顿，留下了已经通过考试的生员，将其余生员全部遣返原籍。同时，又在官员子弟中选拔了一批人，令他们进入太学。太学生员的身份向门阀官僚倾斜。[77] 公元276年，晋武帝为贵族官僚子弟专门设置了“国子学”。晋惠帝时期规定，只有五品以上官员的子弟，才有资格进入国子学学习。随着世族门阀制度的建立，门阀贵族的子弟入学只靠门第，不再倚仗自身的能力。国子学的作用渐渐可有可无。东晋时，国子学时废时办。例如晋元帝时期恢复了太学，却没有重建国子学。晋成帝时期，恢复了国子学。到了晋穆帝时期，国子学又被废除。晋孝武帝时期又重新将国子学建立了起来。究其原因，世族门阀靠门第就可以进入仕途，进学校只不过挂名念书而已。[77] 军事制度
两晋时期长期战乱，军队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中央政府可以直接控制“中央军”。地方州郡可以直接指挥“州郡兵”。甚至一个政治集团、大家族都可以直接控制自己的“家兵”“部曲”。[78] 总领中央军的是皇帝、重臣或者权臣。中央军一部分负责京师的安全，被称作“禁军”“中军”。还有一部分负责要冲和重镇的防守，被称作“方镇兵”或者“外军”。中央派遣都督统帅中央军屯驻重要方镇。西晋初期，都督所统辖的军队与地方州郡由刺史统辖的军队是两个系统，并不混淆。随着都督兼任当州刺史的情况普遍化，外军与州郡兵之间的界限日益混淆。东晋时期，都督已经不再是中央派遣的官员，而是最高一级的地方长官。他们所统率的军队，包括都督府兵和州郡兵，实际上都成为地方武装。因为皇权衰弱，各州郡往往不受朝廷节制，一些州郡军的兵力甚至超越中央禁军，对中央造成很大的威胁。因此，孝武帝时期，中央招募北方流民组成“北府军”，北府军戍卫首都建康，并在中央的指挥下对外作战，屡次击败强敌。[78] 两晋时期的征兵主要采用“世兵制”。兵民分籍，民户承担田租、徭役，由州郡县管理。兵户承担兵役、征伐戍守，由军府或者营署统辖。兵户子孙相承，世代为兵。同时，两晋也采用招募的方式做为补充兵源的一种手段。招募对象主要是农村丧失了土地的流民。[78]
经济
春秋、战国乃至秦汉时期，主要的经济活动发生在关东、关中两大区域，合称为中原经济区。两晋时期，战争频繁，少数民族内徙，中原经济区遭受到较大的破坏，经济发展速度缓慢，呈现衰落之势。而随着人口流徙剧烈，特别是“衣冠南渡”后，中原经济区先进的生产技术向江南与边远地区推广，江南地区得到了迅速的发展。长期以来南北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和悬殊性缩小了，全国经济重心出现了逐步向江南地区转移的态势。[16] 农业
土地制度
三国时期，魏、蜀、吴都在所辖地区内推行由汉朝流传下来的“屯田制”，屯田的土地所有权属于国有，国家强制农民或士兵耕种国有土地，征收一定数额田租。三国中，曹魏的屯田规模最大。曹魏的屯田制依据屯田者的身份不同而划分为军屯和民屯。军屯以兵士屯田，其收获物全部归国家所有。民屯强制或者招募流民屯田，国家按照一定比例收租。[79] 晋朝初期，废除了民屯制度，屯田民大都转成了州郡小农土地私有者。军屯制度一直贯穿晋朝始终，不过远不如曹魏时期兴盛。[79]公元280年，晋武帝颁布《占田法》：用法律认可了土地的私有性质。[80]《占田法》中的户调式将“占田”分为两类：一类是一般平民以年龄和性别为标准占有土地，“男子一人占田七十亩，女子三十亩。”另一类是官吏以官品高低为标准占有土地。[69]对于官员来说，除了可以根据官品高低占有土地，还可以荫庇亲族和佃客，土地和荫客数量可传给子孙。因此世族地主的私有土地迅速膨胀起来，势力不断扩大。[80]东晋时期农业经济的发展，主要表现为地主田庄经济的发展，与此对应的分散经营的小农经济逐渐衰落。[81] 生产水平
两晋时期的农业耕种采用的技术方法为牛耕、锄耕区种、火耕水耨三种。牛耕比较普遍实行。锄耕区种往往用于灾荒之年，耕作面积较小时，将劳力和肥料集中于一小块土地上以保证单产较高。火耕水耨是江南地区多水处的一种耕种方式，用火烧掉耕地中的杂草，然后灌水，草木灰可以充当肥料，播种稻谷等农作物。[82]
西晋统一全国后，采取了奖励农桑、表彰生产的经济政策。《占田法》的实施，使得大量流民有了土地，开始进行农业耕种。此外兴修水利也取得了成效，农业得到了恢复发展。[83]西晋末年，八王之乱，少数民族进入中原，汉族势力大量南迁，农业水平降至低点。[84]东晋时，南方经济得到了发展，荒地被大量开垦，农业生产技术有所提高，兴修的水利工程扩大了灌溉面积，农业产量大为提高。[83] 手工业
晋朝的手工业分为官府手工业和民间手工业。官府手工业所有权属于国家，由国家直接经营、管理。其经营范围广泛、门类众多。民间手工业受到诸多限制，发展缓慢。[85]
制钢工艺技术在两晋时期取得了重要成就，推广了“百炼钢”，发明了“灌钢法”。百炼钢需要反复加热锻打，炼制成含碳量高、含杂质少而组织均匀的优质钢。灌钢法起源于西晋，即把熔化的生铁水灌注到熟铁之中，使熟铁生碳得到钢。灌钢法是一种快速的炼钢工艺，可以生产大量的钢铁，是炼钢技术的重大革新。[85] 西晋的丝织工业相当发达，绫、绮、纱、织成、罗纨等各类丝织品均可生产。东晋时期，江南的织锦业也逐渐发展起来。随着脚踏纺车的发明，纺织效率得到了较大的提升。[85] 西晋初年，在益州建有规模较大的造船工场，能够建造楼船及各种战舰。东晋时，造船业更为发达，在荆、湘、江、扬各州和交广闽越一带都有官府的造船工场。[85] 两晋时期，官府和民间的造纸业都很发达。东晋末年，纸张已经完全替代了竹简和绢锦。[85] 晋朝的瓷器烧制技术达到了成熟阶段，瓷器代表作品为通体施以青釉的青瓷。浙江绍兴地区的越窑、温州地区的瓯窑、金华地区的婺州窑、江苏宜兴的均山窑是东晋时期的四大窑区。[85] 商业
西晋统一后，首都洛阳成为全国的政治中心和商业中心，与长江以南地区经济交往密切。弃农经商与官僚经商逐渐盛行起来。八王之乱和五胡十六国的混战中，黄河流域的大量人口被屠戮，城市遭到了毁坏，北方的商业发展趋于停滞。东晋时期，北方人民大量涌入江南，南方经济持续开发，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快速发展。东晋首都建康成为南方最大的商业都市。这一时期虽然南北分裂，南北互市依然不时进行。[86] 海外贸易
两晋时期的对外贸易比较兴盛。海上对外贸易的交通路线向东通过朝鲜半岛诸国和日本，向西越过印度支那半岛和马来半岛，直达印度和斯里兰卡，并间接地联系上西亚和北非。[87] 西晋时，日本使者多次到洛阳访问，馈赠礼品给晋武帝。东晋时，中国与朝鲜半岛的高句丽、百济和新罗都建立了密切联系。印度支那半岛上的大国扶南与中国路途较近，两国商人彼此往返，扶南王也常常派遣使者到晋朝访问。当时，航行于印度洋、马六甲海峡、爪哇海、南中国海之间的商船，搭乘的大都是商人。大秦（东罗马帝国）多次派遣使者来访。中国商船常常航行至波斯湾。[87] 文化
思想
两晋时期，儒学经典仍旧是读书人的首选。不过经过多年战乱的影响，儒学一尊的地位无法维持下去。在分裂和战乱中，多元文化开始丛生，其中玄学的影响最大，占据了两晋学术文化的主要位置。[88][89]玄学又称“形而上学”，是用纯思辨的方法来阐述对经验之外的各种问题的看法。玄学以高度的抽象思维和简明深刻的哲学概括，开创用义理解经的新风。玄学斩断了汉代儒学构建的天人之间的神秘联系，在一定程度上理顺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向理性化的方向进行了发展。[89] 玄学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魏晋玄学的形成期，以何晏、王弼为代表。 第二个阶段是竹林时期，这是玄学的拓展期，以阮籍、嵇康为代表。 第三个阶段是元康时期，这是魏晋玄学的成熟期，以裴頠、向秀、郭象为代表，他们将儒道融会贯通，使玄学发展到了新的高度。魏晋玄学开启了宋明理学，其逻辑、判断、推理方法丰富了中国古代哲学运用形式逻辑论辩的技巧。[90]西晋时，玄学主要在洛阳的世家大族中流行。永嘉之乱后，中国南北分裂，一部分洛阳世族渡江而东，玄学也随之传播到江南一带。北方仍以儒学为主。[88] 文学
正始时期（240年~249年），司马懿、司马昭通过高平陵之变，相继执掌朝政。大肆杀戮异己分子，政治气氛紧张，许多文人都因卷入政治斗争而死于非命。这一时期学术思想上开始盛行清谈玄理之风，产生了玄学。文人常抒发个人在外部强大压力下的的悲哀，隐晦曲折地抨击社会不合理现象，怀疑一切事物，呈现出浓厚的哲理色彩。代表人物是著有82首五言《咏怀诗》的阮籍、著有《与山巨源绝交书》《声无哀乐论》《难自然好学论》等作品的嵇康。[20] 晋武帝太康（280年~289年）前后，文学创作十分繁荣，诗人众多，名家辈出。在文坛上有一定影响的代表人物，晋初有傅玄、张华，太康年间有三张（张载、张协、张亢）、二陆（陆机、陆云）、两潘（潘岳、潘尼）、一左（左思）。其中左思的代表作《三都赋》的文学成就较高。[20][21] 两晋时期，玄学清谈盛行。士人为了逃避惨痛的现实，关注哲学领域，对文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东晋文学普遍采用抽象的语言来谈论哲理，那些专门论述老庄哲理的诗，就叫做玄言诗。玄言诗风行东晋诗坛长达百年时间。东晋后期，山水诗兴起。这一时期文学造诣较高的代表人物有陶渊明、谢灵运。[20][21]陶渊明的诗以田园生活为题材，反映出闲适恬淡、与世无争的意境。其代表作有《饮酒》《桃花源记》《归去来兮辞》《五柳先生传》等。[20][91]陶渊明开创了田园诗，扩大了诗歌题材的范围。[20]谢灵运是东晋名将谢玄的孙子，他喜爱山林生活，是山水诗派的鼻祖。他开创的山水诗是中国古典诗歌中最重要的流派之一。[20][22] 史学
晋朝是中国史学发展的关键时期。晋朝以后，经、史、子、集四部分目确立，史学正式脱离经学成为重要的独立部门。晋朝历朝政府都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史官制度，私家修史之风也非常盛行，史书日渐丰富。例如西晋史学家司马彪所著《续汉书》，西晋学者华峤所著《后汉书》等史书都为后世推崇。[19] 宗教
佛教
佛教在西汉末年传入中国。两晋时，佛教借助玄学传播，不断调整以适应本地的文化和社会需求，在汉地扎根并得到发展。[88][89]释道安、鸠摩罗什、慧远等高僧在佛经翻译和佛教传播中做出了贡献。释道安的思想主要是般若思想。他有很多著作，译出众经十部，一百八十七卷，一百多万字。鸠摩罗什是天竺高僧，在长安居住了十三年，主持译经三百多卷。慧远是释道安的弟子，他宣扬因果报应和神不灭论，讲儒家经典，用玄学来解释佛家教义，使得佛教在上层社会广为传播，在上层力量的支持下，转向社会中下层传播。东晋时期，讲究修炼之说的禅学和因果报应之说在北方比较流行。讲究义理的般若学借助玄学在南方发展较快。[88]由于佛教的传播，两晋时出现了一种新型建筑，即佛教建筑。特别是建造了佛教寺院和高层的佛塔。[92] 道教
当佛教在中国广为传播时，本土的道教也在不断发展。道教提出了“长生不死”的概念，继承了许多原始宗教的巫觋[c]术数，援引老庄思想做为理论基础。同时，道教具有干预政治的愿望，非常适合当时的社会需求。[93]东晋初年，受到玄学与佛学的影响，葛洪著《抱朴子》，系统地阐述了神仙道教的理论。[88]他在著作中反复论证神仙的存在，认为“学以致仙”，消除了人与神仙的不可逾越性。葛洪把世俗伦理道德规范和行善救人看作修仙的必要条件，强调欲修仙道先修人道，融合了神仙道教理论和儒家纲常。对后来的道教发展有着深远影响。[93] 艺术
晋朝时期，绘画、书法、雕塑等艺术领域都有发展。[21]
东晋的大画家顾恺之善于绘画人物，他的人物画传世的只有唐代摹本《女史箴图》，艺术成就很高。此图依据西晋张华《女史箴》一文而作，原文十二节，所画亦为十二段。描写上层妇女应有的道德情感，带有一定的说教性质。因年代久远，现存仅剩九段，为绢本设色，现收藏于大英博物馆。 [24] 顾恺之亦被后人称作“山水画的祖师”，他的《雪霁望五老峰图》是中国最早的传统水墨画，可谓是开山之作。[94]
晋朝书法造诣最高的是东晋的王羲之、王献之父子。王羲之被尊称作“书圣”，他的书法自成一体，无论楷书还是行书，均是笔画灵活、秀丽多变，对后世影响很大。代表作有《兰亭序》《黄庭经》等。[23] 因为佛教在两晋时期盛行，雕塑艺术的成就主要集中在寺庙和石窟里。东晋末年的雕塑家戴逵曾经为会稽山阴灵宝寺雕无量寿佛一尊，艺术成就颇高。[95] 科技
两晋时，数学、天文、历法、地图理论等科学技术得到了发展，一些科技发明极大地提高了生产力。[96][97][98][99][100]
魏晋时数学家刘徽著有《九章算术注》《海岛算经》。《九章算术注》始于曹魏景元四年（公元263年），完成于西晋武帝时期。此书有九卷，创造了许多解决数学实际问题的新方法，例如关于圆周率、球体积、圆锥体积、十进位等的创新。在精确计算圆周率时，刘徽创造了“割圆术”[d]这一重要方法，是中国数学史上第一个使用“极限”的人。他还最早提出了“方程”、分数、正负分数、无理数的相关定义。《海岛算经》是当时官立算学[e]的重要教材。[96][97] 晋朝时，有不少优秀的科学家在天文和历法方面刻苦钻研。东晋河间相虞耸撰作《穹天论》，虞喜作《安天论》，认为天是无穷大的，天上日月五星的运动有规律可循。[98] 为了出行方便，地图理论也发展了起来，西晋的裴秀绘制了《禹贡地域图》，还提出绘图应遵循分率[f]、准望[g]、道里[h]、高下[i]、方邪[j]、迂直[k]等六项原则才能绘制出精确的地图。[99] 西晋时，有两项重大的机械发明大大提高了生产力。一个是机械制造家杜预发明的用水力推动的连机碓和水转连磨，利用水力推动几个碓同时舂米，大大提高了谷物加工效率。另一个是刘景宣发明的连转磨，用一头牛可以牵动八个磨同时转动，节省了劳动强度。[100]
社会
西晋的短暂统一后，中国处于长期的南北分裂状态，战乱频繁。居住在周边的少数民族大量入居中原，，各民族之间的风俗不断碰撞和融合，促成了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的进一步融合。[101] 饮食
两晋时期，南方的粮食作物以水稻为主，兼种菽麦。南方人以米饭、粥为主食，用米为原料的点心也不少，例如粽子。南方人喜食鲜鱼，鱼是南方人的主要菜肴。南方沿海居民还会捕食海蜇，采集海带等水产制作佳肴。北方种麦居多，用麦粉作饼是北方人的主食。牛羊肉是北方权贵餐桌上的美食，普通民众首选肉食为鸡肉。晋朝主要的蔬菜品种有葵、蔓菁、菘、韭、茄子等。[101] 南方普遍种植茶树，南方人喜欢饮茶。北方人受到少数民族的影响，喜食奶酪。[101]
饮酒之风在南北方都很盛行，不仅达官显贵流行饮酒，平民百姓中也不乏酷好饮酒之人。晋朝时如“竹林七贤”等知名文人都好酒，阮籍曾经创作音乐名作《酒狂》，刘伶纵酒放达，自己说：“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东晋后期，饮酒之风愈演愈烈。晋孝武帝就常常沉溺酒色，彻夜宴饮。[101] 服饰
晋人无论男女，均为长发。汉族人通常将头发拢成发髻，贵族男人用“冠”固定发髻，庶民百姓则用“巾”包头，便于劳作。妇女的发式多种多样，除了花样百出的发髻，西晋永嘉年间，妇女中流行头发披散下来，用很长的刘海盖过耳目。东晋太元年间，女子戴假发盛行一时。通常女子的发式上会用步摇[l]、花钿[m]、珥[n]、簪、钗等饰物进行装饰。[102] 文武百官穿长袍，平民所穿衣物一般用麻织造，男子的服饰有衫、襦等。东晋时，士大夫生活优越，衣服的款式越来越博大，广袖长裙，追求自由奔放的境界。妇女上着襦衫，下系裙子。腰间加有束带，带子较长，显得飘逸出尘。[102] 行旅交通
由于交通和通信不便，晋朝人出行一次都极为慎重。旅费可以是钱、米、绢。出行前，一般要择吉日、烧香祭拜路神。晋朝政府会在交通要道上设置关卡，行人经过关卡时，需要提供官府发给百姓出行的证明文件，关卡守吏会核验行人身份及所带物品。[99]
陆路的交通工具有车、辇[o]、舆[p]，以车为最重要。除乘车外，人们也经常骑马出行。水路旅行在晋朝也比较常见，江南地区河道纵横，舟楫是民间的主要交通工具。[99]
由于旅行时间一般较长，有的人自带糗[q]、锅巴、面饼等干粮，有的人在客店或者饮食店解决饮食需求。官吏出行时，饮食由驿站解决。商旅、平民出行，民间开办的客店可供应食品，也可提供炊具，客人自己烹煮食物。除客店外，城市和乡村的交通要道上也有很多饮食店供应食物。[99] 官员出行可以住在传舍驿站，平民百姓出行则住在私人经营的客店中，士大夫们更青睐具有文化气息的僧寺，将僧寺做为外出旅行的住宿之地。[99]
君王年表
庙号 | 谥号 | 姓名 | 表字 | 生卒时间 | 在位时间及年号 |
西晋建立后，追尊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为皇帝[6] |
高祖 | 宣皇帝 | 司马懿 | 仲达 | 179年－251年 | —- |
世宗 | 景皇帝 | 司马师 | 子元 | 208年－255年 | —- |
太祖 | 文皇帝 | 司马昭 | 子上 | 211年－265年 | —- |
公元266年，司马炎称帝，建立晋朝，史称西晋[6] |
世祖 | 武皇帝 | 司马炎 | 安世 | 236年－290年 | 泰始266年－274年 咸宁275年－279年 太康280年－289年 太熙290年 |
—- | 孝惠皇帝 | 司马衷 | 正度 | 259年－307年 | 永熙290年 永平291年 元康291年－299年 永康300年－301年 永宁301年－302年 太安302年－303年 永安304年 永兴304年－305年 光熙306年－307年 |
—- | 孝怀皇帝 | | 丰度 | 284年－313年 | 永嘉307年－311年 |
—- | 孝愍皇帝 | 司马邺 | 彦旗 | 300年－316年 | 建兴313年－316年 |
公元317年，司马睿称帝，恢复晋朝，史称东晋[11] |
中宗 | 元皇帝 | 司马睿 | 景文 | 276年－323年 | 建武317年－318年 太兴318年－321年 永昌322年 |
肃宗 | 明皇帝 | 司马绍 | 道畿 | 299年－325年 | 太宁323年－325年 |
显宗 | 成皇帝 | 司马衍 | 世根 | 321年－342年 | 咸和326年－334年 咸康335年－342年 |
| 康皇帝 | 司马岳 | 世同 | 322年－344年 | 建元343年－344年 |
孝宗 | 穆皇帝 | 司马聃 | 彭子 | 343年－361年 | 永和345年－356年 升平357年－361年 |
—— | 哀皇帝 | 司马丕 | 千龄 | 341年－365年 | 隆和362年 兴宁363年－365年 |
—— | —— | 司马奕 | 延龄 | 342年－386年 | 太和366年－371年 |
太宗 | 简文皇帝 | 司马昱 | 道万 | 320年－372年 | 咸安371年－372年 |
烈宗 | 孝武皇帝 | 司马曜 | 昌明 | 362年－396年 | 宁康373年－375年 太元376年－396年 |
—- | 安皇帝 | 司马德宗 | 安德 | 382年－419年 | 隆安397年－401年 大亨402年－403年 义熙405年－419年 |
—- | 恭皇帝 | 司马德文 | 德文 | 386年－421年 | 元熙419年－420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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