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库 子部 类书类 钦定古今图书集成.理学汇编.经籍典 卷一百五十

钦定古今图书集成理学汇编经籍典

　第一百五十卷目录

　诗经部总论二
　　宋欧阳修诗本义〈时世论　本末论〉
　　欧阳修崇文总目序〈诗经类〉
　　程大昌诗议〈序　一古有二南而无国风之名　二南雅颂为乐诗诸国为徒诗　三南雅颂之为乐无疑　四四始品目　五国风之名出于左荀　六證左荀创标风名之误　七逸诗有豳雅豳颂而无豳风以證风不得抗雅　八论豳诗非七月　九辨诗序不出子夏　十辨小序缀语出于卫宏　十一辨序　十二据季札序诗篇次　十三论毛诗有古序所以胜于三家　十四论采诗序诗因乎其地　十五论南为乐名　十六论关雎为文王诗　十七论诗乐及商鲁二颂〉

经籍典第一百五十卷

诗经部总论二

宋欧阳修诗本义

时世论

按《郑氏谱》，《周南》、《召南》，言文王受命，作邑于丰，乃分岐邦。周邦，周、召之邑，为周公旦、召公奭之采地。使施先公太王王季之教，于己所职，六州之国，其民被二公之德教尤纯。至武王灭纣，巡守天下，陈其诗以属太师分而国之，其得圣人之化者系之周公，谓之《周南》，其得贤人之化者系之召公，谓之《召南》，今考之，于诗义皆不合，而其为说者又自相牴牾，所谓被二公之德教者，是周公旦、召公奭所施太王王季之德教尔。今周、召之诗，二十五篇，《关雎》、《葛覃》、《卷耳》、《樛木》、《螽斯》、《桃夭》、《兔罝》《芣苢》，皆后妃之事。《鹊巢》、《采蘩》、《小星》，皆夫人之事，夫人乃太姒也。《麟趾》、《驺虞》皆后妃夫人之德化之应。《草虫》、《采蘋》、《殷其雷》，皆大夫妻之事。汉广汝坟羔羊摽有梅江有汜，野有死麇，皆言文王之化，盖此二十二篇之诗皆述文王、太姒之事，其馀三篇《甘棠》、《行露》、言召伯听讼，《何彼秾矣》乃武王时之诗，乌有所谓二公所施先公之德教哉？此以谱考诗义，皆不能合者也，谱言得圣人之化者谓周公也，得贤人之化者谓召公也，谓旦奭共行先公之德教，而其所施自有优劣，故以圣贤别之尔。今诗所述，既非先公之德教，而二南皆是文王、太姒之事，无所优劣，不可分其圣贤，所谓文王、太姒之事，其德教自家刑国，皆其夫妇身自行之，以化其下，久而变纣之恶俗，成周之王道，而著于歌颂尔。盖谱谓先公之德教者，周召二公，未尝有所施，而二南所载文王、太姒之化二公亦有不得而与，然则郑谱之说，左右皆不能合也。后之为郑学者又谓谱言，圣人之化者，为文王贤人之化者，为太王王季，然谱本谓二公行先公之教，初不及文王，则为郑，学者又自相牴牾矣。今诗之序曰《关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风，故系之周公；《鹊巢》、《驺虞》之德，诸侯之风，故系之召公。至于《关雎》、《鹊巢》所述，一太姒尔，何以为后妃？何以为夫人？二南之事，一文王尔，何以为王者？何以为诸侯？则序皆不通也，又不言作诗之时世，盖自孔子殁，群弟子散亡，而六经多失其旨，诗以讽诵相传五方异，俗物名字训往往不同，故于六经之失，《诗》尤甚。《诗》三百馀篇，所作非一人，所作非一国，先后非一时，而世久失其传，故于诗之失时世尤甚。周之德盛于文武，其诗为风，为雅，为颂，风有《周南》、《召南》；雅有大雅、小雅，其义类非一，或当时所作，或后世所述，故于时世之失，周诗尤甚。自秦汉以来，学者之说不同多矣，不独郑氏之说也。昔孔子尝言《关雎》矣，曰哀而不伤，太史公又曰周道缺诗，人本之衽席，《关雎》作。而齐鲁韩三家皆以为康王政衰之诗，皆与郑氏之说其意不类，盖常以哀伤为言。由是言之，谓《关雎》为周衰之作者，近是矣。周之为周也，远自上世积德累仁至于文王之盛，征伐诸侯之不服者，天下归者三分有二，其仁德所及，下至昆虫、草木，如《灵台》、《行苇》之所述，盖其功业盛大，积累之勤，其来远矣。其盛德被天下者非一事也，太姒贤妃又有内助之功尔。而言诗者过为称述，遂以《关雎》为王化之本，以为文王之兴自太姒始，故于众篇所述德化之盛，皆云后妃之化所致，至于天下太平。《麟趾》与《驺虞》之瑞亦以为后妃功化之盛效，故曰《麟趾》、《关雎》之应，《驺虞》、《鹊巢》之应也何其过论欤？夫王者之兴，岂专由女德？惟其后世因妇人以致衰乱，则宜思其初有妇德之助以兴尔。因其所以衰思其所以兴，此《关雎》之所以作也。其思彼之辞甚美，则哀此之意亦深，其言缓，其意远，孔子曰哀而不伤，谓此也。司马迁之于学也，杂博而无所择，然其去周秦未远，其为说必有老师宿儒之所传，其曰周道缺而《关雎》作，不知自何而得此言也，吾有取焉。昔吴季札闻鲁人之歌，小雅也。曰思而不贰，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犹有先王之遗民焉。而太史公亦曰仁义陵迟，《鹿鸣》刺焉。然则小雅者亦周衰之作也。周颂《昊天有成命》曰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所谓二后者，文武也，则成王者，成王也，犹文王之为文王，武王之为武王也。然则《昊天有成命》当是康王已后之诗，而毛郑之说以颂，皆是成王时作，遂以成王为成，此王功不敢康，宁执竞曰执竞，武王无竞，维烈不显成康，上帝是皇，自彼成康，奄有四方。所谓成康者，成王、康王也，犹文王、武王谓之文武尔，然则执竞者，当是昭王已后之诗，而毛以为成大功而安之，郑以为成安祖，考之道皆以为武王也。据诗之文，但云成康尔，而毛郑自出其意，各以增就其己说，而意又不同，使后世何所适从哉？《噫嘻》曰噫嘻！成王者亦成王也。而毛郑亦皆以为武王，由信其己说以颂，皆成王时作也。《诗》所谓成王者，成王也。成、康者，成王、康王也，岂不简且直哉？而毛郑之说岂不迂而曲也。以为成王、康王，则于诗文理易通，如毛郑之说则文义不完而难通，然学者舍简而从迂，舍直而从曲，舍易通而从难通，或信焉而不知其非，或疑焉而不敢辨者，以去《诗》时世远，茫昧而难明也。余于《周南》、《召南》辨其不合，而《关雎》之作取其近似者焉，盖其说合于孔子之言也。若雅也、颂也，则辨之而不敢，必而有待焉。夫毛郑之失，患于自信，其学而曲，遂其说也。若予又将自信，则是笑奔车之覆而疾驱以追之也，然见其失不可不辨，辨而不敢，必使余之说得与毛郑之说并立于世，以待夫明者而择焉可也。

本末论

《关雎》、《鹊巢》，文王之诗也，不系之文王，而下系之周公、召公，召公自有诗，则得列于本国，周公亦自有诗，则不得列于本国，而上系于豳。豳，太王之国也，考其诗则周公之诗也。周、召，周公、召公之国也，考其诗则文王之诗也。《何彼秾矣》，武王之诗也，不列于雅而寓于召南之风；《棠棣》，周公之诗也，不列于周南而寓于文王之雅。卫之诗，一公之诗也，或系之邶，或系之鄘，或系之卫，诗述在位之君而风系已亡之国，晋之为晋久矣，不得为晋，而谓之唐。郑去咸林而徙河南为郑，甚新而遂得为郑。自汉以来其说多矣，盖诗之类例不一，如此宜其说者之纷然也。问者曰：然则其将奈何？应之曰：吾之于《诗》，有幸，有不幸也。不幸者，远出圣人之后，不得质吾疑也；幸者，诗之本义在尔。诗之作也，触事感物，文之以言美者美之，恶者刺之，以发其揄，扬怨愤于口，道其哀乐喜怒于心，此诗人之意也。古者国有采诗之官，得而录之，以属太师，播之于乐，于是考其义，类而别之，以为风雅而比次之，以藏于有司，而用之宗庙、朝廷，下至乡人聚会，此太师之职也。世久而失其传，乱其雅颂，亡其次序，又采者积多而无所择。孔子生于周末，方修礼乐之坏，于是正其雅颂，删其繁重，列于六经，著其善恶，以为劝戒，此圣人之志也。周道既衰，学校废而异端起，及汉承秦焚书之后，诸儒讲说者整齐残缺以为之义训，耻于不知而人人各自为说，至或迁就其事以曲成其己学，其于圣人有得、有失，此经师之业也。惟是诗人之意也，太师之职也，圣人之志也，经师之业也，今之学诗也不出于此四者，而罕有得焉者，何哉？劳其心而不知其要，逐其末而忘其本也，何谓本末？作此诗述此事善则美，恶则刺，所谓诗人之意者，本也。正其名、别其类，或系于此，或系于彼，所谓太师之职者，末也。察其美刺，知其善恶，以为劝戒，所谓圣人之志者，本也。求诗人之意，达圣人之志者，经师之本也。讲太师之职，因其失传而妄自为之说者，经师之末也。今夫学者得其本而通其末，斯尽善矣。得其本而不通其末，阙其所疑可也。虽其本有所不能达者犹将阙之，况其末乎？所谓周、召、邶鄘、唐、豳之风，是可疑也。考之诸儒之说既不能通，欲从圣人而质焉又不可得，然皆其末也。若诗之所载事之善恶，言之美刺，所谓诗人之意幸其具在也。然颇为众说汨之，使其义不明，今去其汨乱之说，则本义粲然而出矣。今夫学者知前事之善恶，知诗人之美刺，知圣人之劝戒，是谓知学之本而得其要，其学足矣又何求焉？其末之可疑者阙其不知可也。盖诗人之作诗也，固不谋于太师矣，今夫学诗者求诗人之意而已。太师之职有所不知，何害乎学诗也？若圣人之劝戒者，诗人之美刺是也。知诗人之意则得圣人之志也。
崇文总目序诗经类
昔孔子删古诗，三千馀篇取其三百一十一篇，著于经。秦楚之际，亡其六。汉兴诗分为四，一曰鲁人申公作训诂，号鲁诗；二曰齐人辕固生作传，号齐诗；三曰燕人韩婴作内外传，号韩诗；四曰河间人毛公作，故训传号毛诗。三家并立学官而毛以后出，至平帝时始列于学。其后马融、贾逵、郑众、康成之徒皆发明毛氏其学，遂盛魏晋之间，齐鲁之诗废绝，韩诗虽在而益微，故毛氏独行，遂传至今。韩婴之书至唐犹在，今其存者十篇而已。汉志婴书五十篇今但存其外传，非婴传诗之详者，而其遗说时见于他书，与毛之义绝异，而人亦不信，去圣既远，诵习各殊。至于考风雅之变，正以知王政之兴衰，其善恶美刺不可不察焉。
程大昌诗议序
三代以下儒者孰不谈经，而独尊信汉说者？意其近古，或有所本也。若夫古语之可以證经者，远在六经未作之前，而经文之在古简者亲预圣人援證之数，则其审的可据，岂不愈于或有师承者哉？而世人苟循习传之旧，无能以其所当，据而格其所不当，据是敢于违古，背圣人，而不敢于是正汉儒也。呜呼！此诗议之所为作也。
一　古有二南而无国风之名
《诗》
有南雅颂，无国风，其曰国风者非古也，夫子尝曰雅颂各得其所，又曰人而不为《周南》、《召南》，未尝有言国风者，予于是疑此。时无国风一名，然犹恐夫子偶不及之，未敢遽自主执也。左氏记季札观乐，历叙《周南》、《召南》、小雅、大雅、颂，凡其名称与今无异至列叙诸国自邶至豳，其类凡十有三，率皆单纪国土，无今国风品目也。当季札观乐时，未有夫子，而诗名有无与今《论语》所举，悉同吾，是以知古固如此，非夫子偶于国风有遗也。盖南雅颂，乐名也，若今乐曲之在某宫者也。南有周召，颂有周鲁商，本其所从得而还以系其国土也，二雅独无所系，以其纯当周世无用标别也。均之为雅音类，既同又自别为大小，则声度必有丰杀廉肉，亦如十二律，然既有大吕，又有小吕也。若夫邶、鄘、卫、王、郑、齐、魏、唐、秦、陈、桧、曹、豳，此十三国者，诗皆可采，而声不入乐则直以徒诗著之本土，故季札所见与夫周土所歌单举国名，更无附语，知本无国风也。
二　南雅颂为乐诗诸国为徒诗
春秋战国以来，诸侯、卿大夫士赋诗道志者，凡诗杂取无择，至考其入乐，则自邶至豳无一诗在数。享之用《鹿鸣》、《乡饮酒》之笙，《由庚》、《鹊巢》射之，奏《驺虞》、《采蘋》,诸如此类，未有或出南雅之外者，然后知南雅颂之为乐诗，而诸国之为徒诗也。鼓钟之诗曰以雅、以南，以籥不僭，季札观乐有舞象箾南籥者，详而推之，《南籥》，二南之籥也，箾雅也。象舞，颂之维清也。其在当时亲见古乐者，凡举雅颂率参以南，其后文王世子又有所谓胥鼓南者，则南之为乐古矣。《诗》更秦火，简编残阙，学者不能自求之古，但从世传训，故第第相受，于是刱命古来所无者以为国风参匹雅颂，而文王南乐遂包统于国风部汇之内，虽有卓见亦莫敢出众拟议也。杜预之释左氏亦知《南籥》当为文乐矣，不胜习传之久，无敢正指，以为二南也。刘炫之释鼓钟虽疑雅南之南当为二南，亦不敢自信，惟能微出疑见，而曰南如周南之意而已。夫诸儒既不敢主二南以为南，而诗及左氏，虽皆明载南乐，绝不知其节奏为何音、何类，其赞颂为何世、何主，惟钩命决之。书叙载四夷凡乐适有名南者，郑氏因遂采取以傅足其数，孔颖达辈率皆因袭其说，凡六经之文有及于南者，皆指南夷南乐，以应塞古制甚无理也。且夫周备古乐如韶夏，濩武各取一代极盛者，用之何有？文王象舞而独采夷乐以配，此其谬误不待辨而白也。假设其时欲以广取为备，乃四夷之乐独取其一，何名为备，反覆讨究？凡诸儒之所为南者揆之人情，则无理质之古，典则无据，至于箾之舞象籥之奏南，凡季札之所亲见者明言其为文王之诗，苟是南也，而非二南之南，则六经之文凡其谓南者，果何所指邪？此予所以敢违诸儒之说而断以为乐也。
三　南雅颂之为乐无疑
周之燕祭自云韶等类兼采异代以外，其当代之乐惟南雅颂三者，随事配用诸序，序所作为具言，其所以大抵皆入律可奏也。《清庙》之诗，凡三十一，其不指言祭祀者八，而皆作之于庙也。至于商十二诗，其存者五，皆配声以祀，知非徒诗也。鲁之颂虽不皆于祀乎，用之而其始作也。固已得请为颂矣，其节奏必皆依颂成声，故得齿于商周而无嫌也。语曰夫子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夫雅颂得所于乐正之后，非乐，而何子谓伯鱼曰女为《周南》、《召南》矣乎，为之为言有作之义，既曰作则翕纯皦绎，有器有声，非但歌咏而已。夫在乐为作乐，在南为鼓南，质之《论语》则如三年不为乐之，为吾以是合而言之，知二南、二雅、三颂之为乐无疑也。
四　四始品目
南雅颂以所配之乐名邶，至豳以所从得之地名，史官本其实，圣人因其故，未尝少加损也。夫子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其曰得所者复其故列云尔。既曰复其故列，则非夫子创为此名也。季札观鲁在襄之二十九年，夫子反鲁在哀之十一年，却而数之六经之作，上距季札无虑六十馀年，《诗》之布于南，于雅、于颂、于诸国前乎？夫子其有定目也久矣，则不待夫子既出而创以名之也。学者求圣人太深，曰六经以轨万世，其各命之名必也有美有恶，或抑或扬不徒然也。重以先儒赘添国风一名，参错其间，四诗之目万世不敢轻议，又从而例其义，曰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也。四者立而大小高下之辨起，从其辨而推之有不胜其驳者矣。颂愈于雅，康宣其减鲁僖，乎雅加于风则二南其不若幽厉矣。先儒亦自觉其非又从而支离其说，曰风有变风，雅有变雅，不皆美也。夫同名风雅中分正变是明以玙璠命之，而曰其中实杂珷玞，不知何以名为也。且其释雅曰雅者，正也，则雅宜无不正矣。已而觉其诗有文武焉，有幽厉焉，则又自正而变为政，自政而变为大小、废兴，其自相矛盾类如此。又有大不然者。东周之王位号以世，虽齐威晋文其力足以无上，而頫首归尊称之曰王不敢少变，信如先儒所传，实有国风而风又非王者，总统列国之称，则夫子间《黍离》于卫、郑，其遂以天王之尊下伍列国矣。累百世儒者至此不敢极辨，盖皆心知其不然而无说以为归宿，故宁置之不谈而已。此皆始于信四诗而分美恶，故虽甚善傅会者愈凿，而愈不通也。且《诗》、《书》同经，夫子删定，《诗》有南、雅、颂，犹《书》之有典谟、训诰、誓命也。诰之与命，谟之与？训体同名异，世未有以优劣言者，其意若曰是特其名云尔。若其善恶得失自有本，实不待辞费故也。是故秦穆之誓上同汤武文侯之命，参配傅说世无议者正惟不昡于名耳，而至于诗之品目独譊譊焉，是非谓之不知类也乎。
五　国风之名出于左荀
国风之名，汉人盛言之而挈著篇首，则自毛氏始，戴记迁史，凡援说国风，或引为自己所见，或托以夫子所言，盖皆沿习前传，不足多辨，尝究求其元，则左氏、荀况氏既云尔矣。曰风有《采蘩》、《采蘋》，曰风之所以为风者，取是以文之也。是时去孔子不远，已有若言矣。左氏之非丘明，前辈多疑之，其最不掩者，有曰虞不腊矣，世未更秦，未有腊名，是不独不与夫子同时亦恐世数相去差远矣。又况其托说于君子，曰者乃明出左氏臆见，故如指《采蘩》、《采蘋》为风援引颂文而冠商鲁，其上皆春秋以后语，非如季札所列是其鲁府古藏本真也。岂可概徇世传，疑其授诸夫子也哉？荀况之出虽附近夫子其源流，乃出子弓。子弓者，古云仲弓也。雍之所得既非参赐之比，而况之言又不纯师也。中庸率性，子思亲受之其家而成性。存存克己复礼，皆《易》、《论语》中，夫子笔舌所出也。况乃概曰人性本恶，其善者伪也。若以善为非性，则礼也，道义也，皆非天赋而自外来。设使己欲已克，本性已成，元无此礼，本无放失，循何而复？不蕴道义则本自无有，亦何存之得存哉？此其学术已明，戾夫子不可信据矣。犹有可诿，曰传授或偏见，解不至。至唐虞，象刑典谟既尝两出又皆虞史所书，亦帝舜本语，而况直曰治古无象刑而有肉刑也。夫六经明有其文者，况犹忽忘以为无有，则讹诗为风，其可坚信以为有所传授乎？
六　證左荀创标风名之误
汉人赘目国风以参雅颂，其源流正，自况出也。何以知其然也？汉之诗师莫有出申公之先，而其诗派亦无能与鲁诗为匹者。申公之师则浮丘伯，而浮丘伯者，亲况门人也。高后时，浮丘伯尝游京师，文帝时申生又以精诗为博士。刘歆所谓诗始萌芽者也。汉诗自毛公以外得立学官者，凡三家。齐辕固事景帝，始为博士，独韩婴在燕，申生在鲁，最为蚤出，然终西都之世、鲁派之盛，如王臧、孔安国、王式韦，贤贤子元成尝皆以诗显，名为世所宗。辕韩之学绝不能抗，则汉世诗派大抵皆自况出也。譬之水，然源浊则流浊，所受则然何怪乎？况说之蔓，衍于汉哉？左氏之生，在况先后，则未易亟断，然而创标风名以比雅颂，则二子同于一误也。抑尝深求其故则亦自有，盖札之言诗尝曰其卫风乎？又曰泱泱乎？大风也哉，是语也。谓康叔太公之馀风形见于诗者，若此其盛云耳。左荀之在当时，其必尊信乎札言而不究其所以言，意札之谓风者，与雅颂配对，又会十三国者徒诗而无他名，徒国而无附语，遂并齐卫二诗概取风名，加配诸国，于是乎风与雅颂遂有名称与之相敌，后儒因又加国其上而目曰国风。毛氏正采国风之目，分寘十三国，卷首而作大序者。又取司马迁四始而扩大之，遂明列其品，曰风、雅、颂，分为四诗，是谓四始，诗之至也。四始立而国风之体上则掩没二南，使其体不得自存，又上则包并后稷、平王，使王业在位，下齿侯国，其失如此，究求所始，皆左荀二子误认季札本意而已。此其误之所起而可考者如此，然是说也，予虽有见而去圣人绝远，乃欲以百世末学回数，千载积久尊信之语，于儒家俱无拟议，之后多见其不知量也已然。其敢于自信者，季札夫子格言遗训交相證定，非予出臆说焉耳矣。
七　逸诗有豳雅豳颂而无豳风以證风不得抗雅

周官之书，先夫子有之。其籥章所吹逸诗有豳雅、豳颂而无豳风，则又可以见成周之前无风，而有诗雅颂正，与季札所见名称相应也。太师比次诗之六义，曰风也，赋也，比也，兴也，雅也，颂也，列以为六，盖类而畅之，犹曰诗之各有其理者，如此而已耳。郑司农于此遂取季札卫风一语以实其说，而曰国风者，古固已有，如太师所掌也。是郑氏亦觉六经夫子无言诗之有风者，而特并沿六经以證夫风之有本耳。故予得以断谓左荀之失起于误认札语也，且郑不知此之六目，特释其义，而未尝以命其名也。试言其类，吉甫之赠，申伯也。自叙所著曰其诗，孔硕其风肆好，是正六义，中取风以为之义者也。然而夫子釐雅颂以正其所，而崧高部汇自属大雅，足以见雅之体可以包风，风之义不得抗雅，其證甚明也。
八　论豳诗非七月
周礼籥章吹豳诗、豳雅、豳颂，则豳疑于入乐矣。然予尝取周官凡尝及乐者，反覆推考，以类證类，然后知籥章之谓豳诗豳雅豳颂者，非今《七月》等诗也，盖自大司乐以下诗之入乐者皆枚数其篇，若名如《九夏》之王夏、肆夏，大射之《驺虞》、《狸首》，是其证也。而未尝有如籥章所吹概举。诗、雅、颂，三体无分，其为何篇何名者也，夫既于篇章无所主指，固不可亿其为诗矣。设如所云，即诗雅颂自是三类，使一类但有一诗，岂其不为三诗乎？今考诸豳为诗凡七，独《七月》一篇与迎气祈祭相入至，《鸱鸮》以下六篇皆明指周公居东时事。既与迎气祈祭绝不相类，又无缘可混雅颂，以为名郑氏，必欲附会，乃取《七月》而三分之，曰此风也，此雅也，此颂也。一诗而杂三体，吾不敢亿断其然乎？不也。然独质诸《论语》，夫子以雅颂得所始为乐正，则雅颂混为一诗，其得为正乎？既不得为正，岂不为夫子之所刊削也乎？且又有不通者用以入乐，其全奏乎？抑断章而吹乎？使其全奏则一乐，所举凡三，夺其伦籥章，其失职矣。使断章而取，自应别《七月》而三奏之，不应杂三体以为一诗也。郑氏既欲曲取《七月》以实籥章，而籥章所吹，诗也，雅也，颂也，是已鼎立为三，细而推之，三者之中，诗之名既可以该括雅颂，而《七月》一诗又惑，于诸儒所谓国风中若从籥章之旧而谓之诗，则是于四始，独遗国风，于是又舍籥章本文而自出己语，独改豳诗以为豳风，而曰此诗即籥章氏所吹者也。此可以见其迁就无据之甚矣。欧阳文忠公疑别有豳诗，于今不存，所谓理至之言不得不服者，吾取以为断也。盖古今事有偶相类者。夫子闻韶于齐，而齐亦有角招徵招释者，读招如韶，后世因其语而和之曰角招徵招，是诚韶之遗音在齐者，今去古日远。安知前人此说不有传授，亦未敢必谓其非也。赖孟子载此诗本语曰畜君何尤？又从而辨之曰畜君者，好君也。然后今世得以知其为景公君臣相说之乐，而非舜韶也。今郑氏以籥章所吹之豳，诗、雅、颂适与豳同，而遂取是三体于《七月》一诗，则招同于韶，且又在齐，其亦可指，以为虞舜九成者矣。天下事正不可如此牵合也。
九　辨诗序不出子夏
《诗序》，世传子夏为之，皆汉以后语，本无古据，学者疑其受诸圣人，噤不敢议，积世既久，诸儒之知折衷夫子者，亦尝觉其违异而致其辨矣。予因参己意而极言之，夫子尝曰《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是说也夫子非以言《诗》也。或者鲁太师挚之徒奏乐，及《关雎》，而夫子嘉其音节中度，故曰虽乐矣，而不及于淫，虽哀矣，而不至于伤，皆从乐奏中言之，非以叙列其诗之文义也。亦犹宾牟贾语武而曰声淫。及商者谓有司失传而声音夺伦耳，非谓武王之武实荒放无检也。今序误认夫子论乐之指，而谓《关雎》诗意实具夫乐淫哀伤也，遂取其语而折之曰忧，在进贤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贤才，而无伤善之心焉。是《关雎》之义也。其与夫子之语既全不相似，又考之《关雎》，乐则有之，殊无一语可以附著于淫哀伤也，夫其本圣言而推之者尚破碎如此，其他何可泥名失实而不敢加辨也欤？至他序，失当与诗语不应，则有昭然不可掩者矣。《荡》之诗以荡荡上帝发语，《召旻》之诗以旻天疾威发语，盖采诗者摘其首章要语以识篇第，本无深义，今序因其名篇以荡乃曰天下荡荡，无纲纪文章，则与荡荡上帝了无附著。于《召旻》又曰旻，闵也，闵天下无如召公之臣也，不知旻天疾威有闵无臣之意乎？凡此皆必不可通者，而其他倒易时世、舛误本文者触类有之。又如《丝衣》之序引高子，曰以缀其下，自是援引他师解诂以释诗意，决非古语。世儒于其不通者则姑敛默而阙疑焉。大抵疑其传授或出圣门焉耳。然则不能明辨著序者之主名，则虽博引曲喻深见古诗底蕴，学者亦无敢主信也矣。
十　辨小序缀语出于卫宏
谓序诗为子夏者，毛公、郑元、萧统辈也。谓子夏有不序诗之道三，疑其为汉儒附托者。韩氏愈也，诗之作托兴而不言其所从兴，美刺虽有指著而不斥其为何人。子夏之生，去诗亡甚远，安能臆度而补著之欤？韩氏所谓知不及者，至理也。范晔之传卫宏曰九江谢曼卿善毛诗，宏从受学，作毛诗序，善得风雅之旨，于今传于世。而郑元作毛诗笺也，其叙著传授明审如此，则今传之序为宏所作何疑哉？然以子夏而较卫宏，其上距古诗年岁远，近又大不侔。既子夏不得追述，而宏何以能之，曰晔固明言所序者，毛传耳。则诗之古序非宏也，古序之与。宏序今混并无别，然有可考者，凡诗发序两语，如《关雎》，后妃之德也，世人之谓小序者，古序也。两语以外续而申之，世谓大序者，宏语也。郑元之释《南陔》曰子夏序诗篇义，合编遭战国。至秦而《南陔》六诗亡，毛公作传，各引其序，冠之篇首，故诗虽亡而义犹在也。元谓序出子夏，失其传矣，至谓六诗发序两语，古尝合编，至毛公分冠者，元之在汉，盖亲见也。今六序两语之下明言有义亡辞，知其为秦火，以后见序而不见诗者所为也。毛公于诗第为之传，不为之序，则其申释先序时义，非宏而孰为之也？以郑元亲见而證先秦，故有之序，以六序缀语而例三百五篇序语，则古序宏序昭昭然，白黑分矣。
十一　辨序
宏之学出于谢曼卿，曼卿之学出于毛公，故凡宏序文大抵祖述毛传，以发意指，今其书具在，可覆视也。若使宏序先毛而有，则序文之下，毛公亦应。时有训释，今惟郑氏有之，而毛无一语，故知宏序必出毛后也。郑氏之于毛传，率别立笺语以与之别而释序，则否知纯为郑语，不俟表别也。又况周自文武以后，鲁自定哀以前，无贵贱、朝野，率皆有诗。诗之或指时事，或主时人，则不可概定其决可揆度者，必因事乃作，不虚发也。今其续序之指事，喻意也。凡《左传》、《国语》所尝登载则深切著明，历历如见，苟二书之所不言而古书又无明證，则第能和附，诗辞顺畅，其意未有一序而能指言其人其事也。此又有以见序之所起非亲生作诗之世目、击赋诗之事，自可以审定不疑也。然则晔谓续序之为宏作真实录矣，且夫诗之古序亦非一世一人之所能为也。采诗之官本其得于何地，审其出于何人，究其主于何事具有实状致之太师，上之国史。国史于是采案，所以缀辞其端而藏诸有司，是以有发篇两语而后世得以目为古序也。诗之时世，上自周，下迄春秋，历年且千百数，若使非国史随事记实，则虽夫子之圣亦不得凿空，追为之说也。夫子之删诗也，择其合道者存之，其不合者去之，删采既定，取国史所托二语者，合为一篇而别著之。如今书序之未经散裂者，《史记》、《法言》叙篇传之，同在一帙者，其体制正相因也。经秦而《南陔》六诗逸，诗虽逸而序篇在，毛公训传既成，欲其便于讨求，遂釐剟诸序，各寘篇首，而后卫宏得缀语以纪其实，曰此六诗者有其义，而亡其辞也。此又其事情次比可得，而言者然也

。十二据季札序诗篇次

十二　据季札序诗篇次

予论二南国风，既与左荀汉儒大戾，而世之信。四子盖略与夫子等，若非，即四子之说而有以屈服之，则予犹不能自信而能取信于人乎？左荀汉儒，其理若事既详辨之矣。而予意所向欲求典刑来自夫子，或如季札观鲁之类，辨之而极其明，措之而不可易，乃有以立，今信而释前疑也。世远无古书可考，则不免试于毛传乎求之，求之既久，忽于析类标卷之间见其名称略与札同，而时有赘出者，因从赘出者而删削之，其类例所列，乃遂上与札语，配合无间，因得以确然，自信曰季札所见品式其尚未磨，而毛公之误其尚可正也哉。盖自周南以及召南、邶豳十三国，小雅、大雅、颂皆古诗之名品次第略见札语，而亦毛传散在篇卷者然也。毛氏之标篇记卷也。于二雅、三颂，每一更卷，特曰某诗之什，卷第若干，而其或雅、或颂，则别出一简，列寘左右，未尝举而加诸记卷之首也。独至于周南、召南十三国者，则皆枚数国名，升而系诸各卷诗名之上，如曰周南《关雎》传第一，邶《柏舟》传第三，而后别出国风一目，布之左简，二体既异而其书类例，由此不能自相参合，且多与札语牴牾矣。以毛氏之所自标者，而参较言之，则二南、十三国者之比雅颂，既皆长添国土于每卷之上矣。以札语而较毛传则二南十三国之左，遂又赘添国风一名以己例，则自为差戾视。札语则有所增溢，盖尝详而求之，则知其所从差，而正其所以误。削去国风二字而下《周南》、《召南》与？夫自邶至豳，凡十三国名者补寘，今毛氏国风部位则二南、十三国、二雅、三颂皆列寘毛诗二字之下，而标卷悉用诗名，截然一贯无有殊异。而三百十有一篇者与季札所见名称、位置色色相合矣。其乐名之附国土者，则《周南》、《召南》、《周颂》、《鲁颂》、《商颂》同为一类；其徒诗之系国土者，则十三国而无乐名，又自一类；其小大二雅不系国土，独志音调，又自一类，彼此参会，悉无舛误，此予所以得循毛传以正毛失，而喜古则未泯者，此也。毛传篇卷散裂难考，今取其本目著之于前，而用予所意定者随著之后，苟信予说而即此观之，不待求之毛传，固已昭昭可晓也。
十三　论毛诗有古序所以胜于三家
孔子世家古诗三千馀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者，三百五篇，然而今诗之著序者顾三百一十一篇，何也？龚遂谓昌邑王曰大王诵诗三百五篇。王式曰臣以三百五篇谏谶纬之书，如《乐纬诗》、《纬尚书》，璿玑钤其作于汉世者，皆以三百五篇，为夫子删采定数，故长孙无忌辈推本其说，知汉世毛学不行，诸家不见，《诗序》不知，六诗亡失也。然则先汉诸儒不独不得古传正说而宗之，虽古序亦未之见也。夫既无古序以总测篇意，则往往杂采他事，比类以求，归宿如战国之人相与赋诗，然断章取义无通概成说，故班固总齐、鲁、韩三家而折衷之，曰申公之训、燕韩之传或取春秋杂说，咸非其本义也。然则古序也者，其诗之喉襟也。欤毛氏之传固未能悉胜三家，要之有古序以该括章指，故训诂所及会一诗以归一贯，且不至于漫然无统。河间献王多识古书于三家之外，特好其学，至自即其国立博士以教，与左氏传偕行，亦为其源流本古故耳。然终以不得立于天子学官，故竟西都之世不能大显，积世既久，如《左氏春秋》、《周礼》，六官儒之好古者悉知，本其所自，特加尊尚，而毛传始得。自振东都大儒如谢曼卿、卫宏、郑众、贾逵、郑元，皆笃乡传习，至为推广其教而万世亦皆师承，昔之三家乃遂不能与抗，则古序之于毛公，其助不小矣。班固之传毛也，曰毛公之学自谓出于子夏，则亦以古序之来不在秦后，故以子夏名之云耳。毛亦未必能得的，传而真知，其何人也？若夫郑元直指古序以为子夏，则实因仍毛语无可疑也。子夏之在圣门固尝因言诗而得褒予矣。曰起予者，商也。则汉世共信古序之所由出者必以此，然子贡亦尝因切磋琢磨而有会于夫子之意，其曰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是亦夫子语也，而独以序归之子夏，其亦何所本哉？
十四　论采诗序诗因乎其地
古者陈诗以观民风，审乐以知时政，诗若乐语，言声音耳。而可用以察休戚得失者，事情之本真在焉，故也。如使采诗典乐之官稍有增损，则虽季札师旷亦末以用其聪与智矣，是故诗之作也。其悲欢、讥誉、讽劝、赠答既一一著其本语矣。至其所得之地与夫命地之名，凡诗人之言既已出，此史家宁舍国号以从之，无肯少易，夫其不失真如此，所以足为稽据也。及其裒辑既成，部居已定。圣人因焉定之以南者，既不杂雅，其名雅者，亦不参颂，其不为南、雅、颂而为徒诗者，亦各以国。若地系之，率仍其旧圣人，岂容一毫加损哉？知此说者其于诗无遗例矣。故南，一也，而有周、召，以分陕命之也。颂，一也，而有周、商、鲁，以时代别之也。诗陈于夏而类著于豳，周人因后稷先公赋诗之地也。自《七月》以后，多为周公而作，察其言往往刺朝廷之不知豳，大夫作以美公也。在盘庚时商已为殷，且颂又有殷武，今其颂乃皆为商。唐叔封唐在燮父时已为晋矣，至春秋时实始有诗，今其目乃皆为唐，又其甚者。三监之地自康叔得国时已统于卫，今其诗之在顷襄文武者乃复分而为三，曰邶、鄘、卫，凡此数者猝而视之，若有深意，徐而考实证，类正从民言之便，熟者纪之耳。本无他意也，后世事有类此者。中国有事于北狄，惟汉人为力，故中国亦不为汉，而北虏犹指中国为汉，唐人用事于西，故羌人至今尚以中国为唐，从其称谓，熟者言之。古今人情不甚相远也。《王》、《黍离》诸篇既徒诗而非乐不可以参之南、雅、颂，故以诗合诗，杂寘列国，如冀州之在禹贡，下同他州，不必更加别异，知于帝都之体无损也，不独此也。《木瓜》美齐而列于卫，《猗嗟》刺鲁而系诸齐，《召穆之民》、《劳卫》、《武宾之初筵》不附其国而在二雅，推此类具言之，若事为之说则不胜其说，而卒不能归一也。今一言以蔽曰本其所得之地而参贯，彼此俱无疑碍，故知其为通而可据也。且夫子尝自言述而不作六经，惟《春秋》疑于作，而夏五郭公亦因故不改，乃至于《诗》特因其旧而去取焉。其肯自己立程邪，故因其所传之乐而命之名，本其所作之地而奠其列，是所谓信以传信也，亦所谓述而不作也。
十五　论南为乐名
或曰卫宏之言，南曰化自北而南也。今二南之诗有江、沱、汉、汝而无齐、卫、鄘、晋，则其以地分南北，为言不无据也。曰十五国单出国名，而周、召独缀南。其下以汉人义类自相参较，则既不一律矣。而谓其时化独南被未能北及者，意其当文王与纣之世也。然而纣犹在上，文王仅得以身，受命而居，西为伯召公，安得伯爵而称之，况又大统未集，周虽有陕，陕外未尽为周，周虽欲限陕而分治之，召公亦于何地而施其督莅邪？又如《甘棠》之诗正是追咏遗德，疑其尚在召公国燕之后，于是时也。周之德化既已纯被天下，无复此疆彼界矣。《驺虞》、《麟趾》盖其推而放诸四海无不准者，岂复限隔何地？而曰某方、某国甫有某诗，则宏之即周、召分地而奠南北者非笃论也。周公居中王畿在焉，故所得多后妃之诗；召公在外地皆侯服，则诸侯、大夫、士、庶人皆有诗可采，亦各随其分地而纪系其实，宏乃因其及后妃也。而指为王者之化，因其在侯服也而命为诸侯之风，然则王化所被一何狭？而不畅邪？此皆不知南之为乐，故支离无宿耳。
十六　论关雎为文王诗
或曰古语曰周道阙而《关雎》作，又曰康后晏朝《关雎》作，戒使南而果乐也。安得纯为文王之乐也？曰从作诗者言之，固可命以为作，从奏乐言之，岂不得谓之作乎《关雎》？文王固已有之，为夫晏朝者之不能宪祖也，遂取故乐奏之，以申儆讽，其曰作犹始作，翕如之作则虽人更百世，南更万奏，犹不失为文乐也。宏之序《鱼丽》也固尝枚数《棠棣》列著文武内外之治，是为文武之诗矣。至其正序《棠棣》，乃曰闵管蔡之失道，故作《棠棣》焉。夫文武之时，安知管蔡失道而预作一诗以待之邪？左氏所说，盖曰厉王怨郑，欲引狄以讨，除之其于阋墙，外禦之义全与文武不类，于是召公、穆公纠合周族，歌文王所从燕乐兄弟者，以感动王。其于《棠棣》言作，盖振作之作，而非著作之作。且又吊二叔而封同姓者，明言周公为之，而宏之于二义皆迷失其本，遂谓闵管蔡而著此诗，此其为误，岂不重复可笑哉？苟疑夫《关雎》作于康后，而非文王之南，其以《棠棣》之作于召、穆公者，例而言之，斯释然矣。
十七　论诗乐及商鲁二颂
或曰子以徒诗不为乐，则籥章之于豳诗尝并豳雅、豳颂，而比竹以吹矣。则安得执为徒诗也？曰此不可亿度也。古来音韵节奏必皆自有律度，如从今而读雅颂，等之其为诗章焉。孰适而当为雅，孰适而当为颂也。乃其在古必有的，然不可汨乱者，所谓雅颂各得其所者是也。然则列国之诗，其必自有徒诗而不堪入乐者，不可强以意测也。或曰颂有美无刺，可以被之管弦矣。雅之辞且具讥怨，亲出其时，而可明播无忌欤。曰此不可一概言也。若其隐辞寓意虽陈古刺今者，诗之乐之皆无害也。至其片言政乖民困，不可于朝燕诵言，则或时人私自调奏而朝廷不知，亦不能绝也。朝廷不知而国史得之，录以示后，以见下情壅于上闻，而因为世戒，是或自为一理也欤，其可悉用常情而度古事哉？或曰季札所观之诗，其名若次皆与今同，而独无商鲁二颂，是鲁虽有诗而不得其全，岂得尽据札语而證定他诗邪？曰此其所以古而可信也，僖虽有颂，未必敢与周颂并藏，商颂虽赖周太师以存，鲁未必遂亟得之。后经夫子鸠集删次，乃为今诗，则札之观鲁，其不见宜也。或曰：《诗序》今与经文并置学官，如是说，行独奈何？曰：不相悖也。周馀黎民，靡有孑遗，《崧高》、《维岳》峻极于天，周民其果无馀乎？《崧岳》其果极天乎？而圣人存之不废，盖不以其辞妨实理也。诗而一语不附事实，圣人且所不删则序之发明，于诗为不少矣。而又可废乎？《礼记》之书，万世通知汉儒所为，今其有理者亦偕古经列寘学官，则于《诗序》乎何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