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
德是道之用，然而德也有的上下高低之分，并非德都是道的体现。看历史上各个时代的政治状况，就能分出德的优劣。按唐玄宗所说，则有有德，有无德，有淳德，有上德，有下德，有至德，有不德。保持自然的淳德，这时的德，是无德可称的，没有什么德表现出来，所以这是最好的德。由淳德所指导的政治，是理想的政治，即是自然无为的政治。这种理想，只存在于设想之中，或只存在于所谓的上古时代。人们实际所见到的政治，则是涉迹矜有，有人为的痕迹。一旦有人为的痕迹，就违反了自然无为的原则，在德的层次上，也下降了。这时的德，也可称为有德，因为它有德的表现。但这种德，不符合道的精神，所以又叫无德。后世政治中的德，无非是爱民用贤之类，似乎表现了君主的仁慈与谦虚，但这都是人为，是老子所反对的。
物由道而得以生，这一点大家是同样的。但物得以生之生的发展变化，则有很大的不同，则与道无关，而是物自身活动的结果。道使物得以生，这是道的德，但它不以此为功。圣人也学习道的这种精神，不以事功为己德。
明太祖注：大德周给万物不自矜，听其自然，所以有德即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谓德小而量薄，张其自己之能，反为无德，即是以无德。
明太祖以周给万物为大德，这是他从皇帝地位看天下而自然产生的想法。换句话说，他以为自己能周给万物，或以周给万物为己任。这在皇帝也许是一个不错的理想，但也反映了皇帝支配一切的观念。就算皇帝能够周给万物，也是靠的听其自然，而不是事事指手画脚，这是大德，比起“张其自己之能”的皇帝来，更符合民众的要求。
德应以道为准，符合道的德是上德，不符合道的德是下德。对德的区分，是老子的重要思想，打破了世人关于德的误解。不执著于世人所谓的德，叫做不德，实际上则是符合道的上德，或曰大德。道是人之外的，德是道在人身心的转化。所以讲道必须讲德，但不是世人通常所谓的德。
上德无为而无以为，下德为之而有以为。
唐玄宗非常重视心与迹的俱无，有心无为，还不是最彻底的无为，无心的无为，才是最高的无为。道的无为可以做到彻底的无心，因为它本来就没有心。而人就不可能无心，人的思想与行动，都离不了心的约束。所以，人的无为，无法无心。况且，人的无为是通过对道的思索而认知的，这本来就是心的作用，在这个基础上，怎么可以追求彻底的无心无迹呢？
不思、不勉、不行，就是唐玄宗所说的无心，甚至还要严重。因为不行就不再是心的问题，而是行的问题了。孔子曾说自己到七十时从心所欲而不逾矩，这就是不思而得，不勉而中，但也没有说不行而至。孔子是圣人，圣人也不能不行，何况其他人？宋徽宗区分了圣与贤。圣人根本不用心，甚至不用行，而贤人则还要思、勉、行，至于一般的人，则连思、勉、行，一样都没有，是无自觉的人生。贤人是自觉的人生，而圣人则是无为而自得的人生。
明太祖注：上德无为而无以为，因其措事已定，别无可为，亦不尚巧，即是无以为。下德为之而有以为，以其尚巧也，即有以为，将为德坏也。
明太祖此时已经得了天下，所以他说措事已定，别无可为，亦不尚巧。他要以这种无以为来管理天下，是希望天下安定的意思。凡开国君主，一旦得了天下，首先都要安定，这是巩固统治的要诀。但在安定之后，能否保持这种无为之心，就很难说了。而这正是比较君主治术高低的分水岭。
统治天下是一门大学问，老子是一个史官，可以从旁静观历代君主统治天下的成败，并进行深刻反思。所以老子的《道德经》中充满了这方面的智慧。有为无为，是关于治天下的大问题，不能简单地说有为不好，或无为好。人类社会不管统治者的有为还是无为，都按照自己固有的规律前进。统治者的有为无为，都是一种为，这种为如果不符合社会发展的规律，就会起一定的阻碍作用，但不能完全阻挡社会的进步。统治者的为，如果符合社会发展的规律，就能起一定的推动作用，但不能完全决定社会的进步。仁义礼德，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需要，但不是永远的需要，只能在一定的时代条件下起作用。
上仁为之而无以为，上义为之而有以为。
如何使有为符合事物的本来要求，这是帝王必须考虑的问题。至于有为无为，则不是重要的问题。天下是由民众组成的社会，社会的性质与活动方式，虽然可以自然地进步，但不能没有国家机器的管理。而建立怎样的管理制度，怎样盍这些制度进行管理，就是最高统治者的根本任务。一旦这个根本任务完成之后，就要让这部机器正常地运转，保证天下社会的正常的活动。从这个意义上看，前者是有为，后者就是无为。无为是以有为为基础的。而有为则是为了无为。但有为无为，都只是帝王的事，不是整个国家机器的事。国家机器的根本任务就是运转，是有为。运转得好，就是上德，反之就是下德。
尧舜是上古时代的帝王，后来的人对他们有许多美化式的传说，基本上神话成了帝王的理想模型。但具体的说法则不一致，道家强调他们的无为，儒家则强调他们的仁慈。从历史的实际看，他们不可能完全靠无为或仁慈统治天下。所谓的无为与仁慈，都是有限度的，是相对而言的。
上礼为之而莫之应，则攘臂而仍之。
礼在古代是一种社会制度与社会风俗，是维系整个社会的一根纽带。所以它是历史的必然产物。如同所有的历史产物一样，它不可能尽善尽美，解决一切问题。所以要批评它，不亦易乎？如同批评任何一种历史产物一样，都能找到理由与例证。礼也与其他的历史产物一样，不可能单独承担维系社会、促进社会的全部功能，它还必须与其他的历史产物一起，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发挥自己的有限的作用。这应是我们评价各种历史产物的基本态度。
礼是仁义的运用，目的都是调节人们的行为与关系，而使社会更和洽友好。这可说是人类的良好愿望。仁与义相比来说，仁强调人际关系的和洽，义则强调人际关系的正当合理。礼则是这两种特点的统一，既要实现仁，又要实现义，缺一不可。至于忿争之心，则不符合仁义与礼制，由它引起的乖乱或暴骨，应该说是仁义与礼制无力控制人们行为的结果。这也表明，只靠仁义与礼制是不能治理社会的，还需要其他的东西，如法制等。
有很多制度，民众是不欢迎的，虽然统治者强制推行，也有很大阻力。这就是莫之应。在任何时代，都有这种情况。这时统治者应该反思一下，是否所订制度有不合理之处？而不能用权势的力量硬性执行，否则会有不测之后果。
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
道以纯粹的自然，以道治国，恐怕只有原始社会才有那种可能。只有进入阶级社会，就不会再有自然无为的政治。所以德仁义礼之类的东西就必然出现。在这样的社会里，当然是世俗浇漓，不如原始社会那样淳朴，但这是历史的进步，如欲有原始社会那样的淳朴，只有社会发展到更高级的阶段才能出现。这也是发展的结果，而不能是复古的结果。老子的思想，看到了社会中的不良现象，他想进行针对性的补救，但他看不到进步的可能性，所以只有推崇古有的自然淳朴。后之政治家，是讲求实际的，所以老子的思想不能在现实社会政治中进行实践。在实际中，要么是儒家的仁治，要么是法家的法治，或二者的结合。虽然历史上也有无为而治的时期，但那都是相对而言的无为而治，不是彻底的老子式无为。
讲求德仁义礼，是现实的要求，有其客观的必要性。虽然它们与自然无为的道相去甚远，但那是无可奈何的。问题是如何使德仁义礼实行得更好，更有效。
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也。前识者，道之华而愚之始也。
礼的制定，是因为人们已经不能自觉以自然的和平方式相处，为了各种利益而进行无情的争斗。为了维护相互间的关系与整体中的秩序，不得不制定礼。忠信，本来是人类的一种良好本性，在比较原始的社会里，人的本性尚能保持较多的自然面貌。而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的本性就因外在利益的影响而逐渐丧失，所以忠信从自然走向衰薄，也是必不可免的。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救乱，就要实行礼制或礼教。因此，礼制或礼教，从本质上说，是社会对个人的一种强制，尤其是对个人欲望的限制。问题是礼的强制或限制，也要人的一定的自觉性，人若毫不自觉，则礼制的强制或限制，也就会走向崩溃。这就是为什么西周时期的礼治必然让位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天下大乱，然后是秦代的法治，最后是汉代之后儒家与法家的结合。
西周时期的礼治，有其繁琐的一面。但礼制的崩溃，不在于礼制的繁琐，而在于它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人的自觉问题。其后的法家之治，是尚智的政治思想与方法。但太过于无情，这不符合中国人的性格，所以不能单独用来治理中国，秦代很快灭亡，就因为此。儒家的思想，比较照顾人情与人伦，也强调等级与秩序，再把法这一强权工具赋予皇帝，所以就能实行以儒家为主，辅以法权的统治。道家的政治思想，强调自然无为，若有实现的可能性，当然是很好的一种统治，因为这种统治对民众的控制最少。问题是道家的政治思想，太缺乏实现的基础，所以它后来只能成为个人修身养性或调节精神情绪的工具，而不能在政治上产生太多的影响。
礼治不成之后，只好实行强权统治，即刑罚干戈，种种而有，都是为了止乱。乱的产生，是人的自觉性越来越差，为了物利，不择手段。人的自觉性，来自人的本性，人的本性，在后天的社会环境里，很容易受到干扰，所以日益衰薄，不讲忠信。儒家讲忠信，讲礼治，法家则强调刑罚干戈的强制管理。二者后来被统治者综合运用，成为中国二千多年封建社会统治的基础。
是以大丈夫处其厚，不处其薄，居其实不居其华，故去彼取此。
人不是道，道可无为，人不可无为。仁义礼乐之类，都是人为的结果，也是社会发展的需要。圣人要无为，是对社会生活的脱离，是求个人精神的解脱，只能实行于个人，不能实行于社会。人类社会也许有一天，会发展到不用仁义道德等伦理范畴，但从古代到今天，都还不具备这种条件，所以，此时谈无为，只能用于个人，不能用于社会。
恢复人的本性，按人的本性来生活，这是一种理想。人的本性，不是靠智慧来认识的，只能靠心灵来悟解。道与人的本性，是一致的，但道不能让人的本性自动战胜一切外来的干扰，所以人们的本性，总被外在事物所引诱至邪途，使人变得不那么敦厚纯朴。
明太祖注：其上仁上义上礼与夫四失，及处厚薄而居实华，此皆老子言世道盛衰，大道不立故也。何谓之大道？昔三皇五帝大道焉，如帝尧与舜，舜与禹，官制不更，礼乐有序，明君贤臣，天下安和，大道欤？盛欤？何谓衰？桀纣非君，以天下美身，政务消而邪事长，正声去而淫声生，是谓大道德行仁义礼乐废，此数事当三皇五帝在位天下淳朴无显也。此所以呼为大道自桀纣靡其道，致成汤放，武王伐，此臣乎义乎？桀纣失唐虞之德，而有如是，此盛耶衰耶?然盛衰由此而见，仁义忠信自此而显，字得不谓之衰焉？非世之善美也，乃不美也，故本经前云绝仁弃义之说，不欲见此而已。但欲三皇王帝之仁义耳，岂老子之过欤？
三皇五帝时的政治，历来被美化为最好的政治。这实际上成为一种政治理想，成为现实政治的榜样。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一种美化还是有价值的。明太祖就是按照这个榜样来进行统治的。他从老子书中明白了这个道理，希望实现帝位的和平转让，同时保持政治的稳定，即所谓的官制不更，礼乐有序，明君贤臣，天下安和，这样的政治状况，可以说是大道的实现，是最为盛荣的政治。明太祖有此种理想，说明他是一个比较明智的帝王，在开国之初还能保持清醒的头脑，希望有所作为，把天下治理得安和太平。
厚实与薄华的内外之分，并不是绝对的。在内达到了厚与实，就必然要在外面表现出来。这种表现也许是无心的，但仍能自然地显现出来。帝王尤其不能忘了外，在他的内心把厚与实真正做到之后，他应该用这种厚与实，来改善他的统治，这就是以内导外。不然的话，你务内的厚与实，还有什么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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