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躯体疾病会伴发精神症状,精神障碍患者也会发生躯体疾病。因此，无论是在门诊还是在急诊,都应对患者进行全面的躯体及神经系统检查。
在躯体疾病所致的精神障碍、精神活性物质所致的精神障碍及中毒所致的精神障碍中,实验室检查可以提供确诊的依据。随着对精神疾病病因学、发病机制研究的深入,许多过去被认为是“功能性”的精神疾病都发现存在有可以被客观手段检测到的病理改变。而这些实验室检查结果将有可能在不远的将来成为精神疾病诊断标准的一部分。如新颁布的阿尔茨海默病研究用诊断标准中,已经将脑脊液中Aβ -42，T-tau,P-tau水平列为诊断标准之一。
现代技术不仅提供了大脑形态学的检查手段,也可以对大脑不同区域的功能活动水平进行检查。CT、 MRI等可以了解大脑的结构改变,fMRI (功能性磁共振成像)、SPECT(单光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成像)、PET(正电子发射断层成像)可以使我们对脑组织的功能水平进行定性甚至定量分析。这都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精神障碍的神经生理基础。
如前所述,所谓“功能性”疾病必然有病理生理基础。随着科学的发展，很有可能找到这些病理生理改变,相关的指标很有可能成为今后诊断标准的一部分。由于功能脑影像的无创性.目前这方面的工作是“功能性”疾病的热点与重点之一。但是考虑到大脑的复杂性,单一客观检查指标对于诊断某一特定精神障碍的价值有限。很可能会是一组检查指标的组合，形成了多维度诊断判别系统,来帮助我们]确诊或者鉴别精神障碍。
Box3-3 生物标记物在精神疾病领域: 应用时代已经来临
现代生物精神病学之父Emil Kraepelin 开启了实验室生物标记物在主要精神疾病领域中的研究。他要求他的学生AloisAlzheimer对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大脑病理变化进行描述。
阿尔茨海默也因此成为以他的名字命名的阿尔茨海默病的发现者。直到最近， 如果要确诊阿尔茨海默病或动脉硬化性痴呆仍需对死后脑组织进行病理检查。但现在,在生物标记物方面的最新进展,不仅可能在临床前阶段帮助诊断疾病,也可以评估当前治疗的疗效,并可能提供新的治疗方法阻止疾病进展。
对实验室检验手段的追求甚至可以追溯到希波克拉底时代。近代则发端于19世纪Wilhelm Griesinger 关于“精神疾病是大脑的疾病”的预言。更近代是1990- -1999年期间，Lewis Judd博士任职于美国国立精神卫生研究院的十年,又称为“脑的十年”。在过去的100年里,尽管人们为寻找所谓的功能性精神疾病的生物学标记物煞费苦心,但收获甚微。
在几年前,心境障碍的生物学检验方面的进展让人为之振奋。例如,在排除“库欣病”的前提下,肾上腺增大是“忧郁型”抑郁症的一个相对特异的指征。同样,地塞米松抑制试验对诊断“忧郁型”抑郁症有较好的敏感性和特异性。但对广义上的抑郁症不适用。此外,还有研究发现，对包括心境恶劣在内的广义上的抑郁症，快动眼潜伏期缩短是一项有意义的指标。当临床诊断模棱两可时,寻找到有诊断价值的实验室检验方法就显得十分重要。例如在疾病早期,精神分裂症与双相障碍在症状上有很多重叠,在精神分裂症谱系障碍中可以见到情感症状,反之亦然。具有诊断价值的实验室检验方法对诊断不明确的患者比典型临床症状的患者更为需要。显而易见的是精神分裂症和双相障碍在表型和基因型都有异质性，抑郁症的异质性更高。所以研发主要精神疾病的生物学检验方法必将对预测包括物理疗法、药物治疗以及心理治疗在内的治疗方法的疗效具有重要作用。
生物学标记物在精神疾病领域的应用时代已经来临。由于其可重复性、可靠性、特异性,以及与精神分裂症、双相障碍、抑郁症等疾病的病程及亚型的相关性。生物学标记物具有相当广阔的前景并需要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也许乐观主义者会说近几年内将会成功。悲观主义者会说需要十年或者更久。无论怎样,精神医学的发展史告诉我们:奇迹可能发生在任何一天。毕竟,精神疾病患者与家属等待这一天的到来已经太久了。
Akiskal H. Psychiatric times, 2012, Vol 28, No.11,1-2.
神经心理学评估需要由经过专门训练的神经心理学家完成。评估内容包括对怀疑存在智能障碍的患者进行的智能检查,对学习困难儿童进行的阅读，书写方面的评估，以及对人格的评估。
精心设计的神经心理学测验可对大脑的某些部位的功能进行专门评估，如评定额叶功能的测验。这些测验可以与神经影像学检查相结合,追踪大脑病变的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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