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医史上，关于五运六气与仲景《伤寒杂病论》之间必然联系的线索一直就没有断绝。
金元时期刘完素和张子和始对六经与六气的关系进行论述，但是仍没有明确的将五运六气理论运用到伤寒学的研究中。而明代的张景岳对此领域则颇有建树，提出“六气皆有太过不及”，对前人的认识进行了补充，也奠定了清代气化学派形成的基础。
清代张志聪在其所著《伤寒论宗印》与《伤寒论集解》中始系统地运用六气标本中气理论来阐述伤寒六经，分析其病机、症候与遣方用药，伤寒气化学派至此得以确立。
而后，张令韶、陈修园、黄元御、陆九芝、唐宗海、冉雪峰、恽铁樵、周学海、高学山、郑寿全、曹颖甫等等诸氏承其余绪，各有阐发。
至当代，刘渡舟教授充分认识到此学说的重要性，曾指出：“气化学说有机地与六经辨证论治相结合，反映六气阴阳的幽微玄妙变化难极。使人读之如饮甘露陈酿，沁人心脾，拍案叫绝。”
实际上，《伤寒论》气化学说主要源自于《素问·天元纪大论》六气配属规律、《素问·六微旨大论》标本中气分配规律及《素问·至真要大论》标本中气从化规律。然而气化学说不能代表《内经》的五运六气理论的全部内容，它乃是经过一些伤寒学家的选择性发挥而形成的。
五运六气体系中不仅包括了标本中气理论，还有客主加临、生克乘侮、亢害承制、刚柔失序、三年化疫、太过不及、九宫八风等等具体的数术体系。这些理论是一个圆融的整体、自洽、自组织的体系，每一部分之间都是紧密相关的互为因果关系，所以举一发而动全身。
那么，标本中气理论也是具有数术背景的体系，但这一点在明清医家用气化理论注解《伤寒论》时，并没有完整的体现出来数术体系，这一点是气化论伤寒学派的致命硬伤和逻辑缺陷。
因为在桂本《伤寒杂病论》出世之前，传世的仲景书并没有对五运六气与藏象六经的概念和本质进行明确阐述，这就造成了后世争论数千年而仍无定论的局面。
虽然赵开美本《伤寒论》中并没有明确讲到气化理论，但是在1065年的宋刻本的《伤寒论》和元刻本的《注解伤寒论》中都有五运六气的图表钤法等。而且《伤寒例》《杂病例》的理论逻辑也都是关于天文历法和四时五行的内容，这些内容的关键点是二十四节气，而二十四节气又是五运六气的基本内容。后世出世的桂林古本《伤寒杂病论》更是将五运六气这一基本中医逻辑显现的一览无余。
《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说“法于阴阳，和于数术”，“法于阴阳”既是法于天地四时五行大象、七曜九星之象，然后是藏象、脉象、病象、望闻问切之象。“和于数术”是按照数术的定量逻辑去准确精确的给象以定位定性定量，这才是真正的古中医的象数之法。
而汉唐以降的中医只剩下藏象、病象、四诊之象的法，却疏于五运六气、干支河洛的数术。医算著作一直在道家内部单传、秘传，所以后人认识仲景《伤寒杂病论》，囿于病象之中、略于数术之外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
直到宋元八大家的出现，五运六气体系才开始第二春，泽被后世千余年，可以毫不夸张的说，五运六气医算理论构建了几乎所有中医基础理论与临床实证体系。
随着西学东渐，现代科学在中医科学化过程中反倒喧宾夺主，本末倒置，缘木求鱼，出现了一系列低级的错误，刻舟求剑、买椟还珠式的学术笑话一再上演。以前以为“刻舟求剑”和“买椟还珠”的无知只存在寓言中，没想到现实中这么蠢的人真的大有人在。
刘渡舟曾说：“气化学说”现今逐渐凋谢已濒于失传，它是从中医的理论特点而产生，是天人相应的整体观，六气人体的辨证法，不应目之为“形而上学”而对它加以批判。“只要中医藏象理论不变，六经气化学说即不可能因个人好恶而被抹杀”。此言中肯。
虽然伤寒方术、中医医算的线索不断显现，但近代乃至现代，终究还是落到繁华落尽、少人问津的境遇。
在百余种民国医学期刊中，刊载医易、医算相关文献的期刊有《医界春秋》《杏林医学月报》《绍兴医药学报》《中医杂志》等，数量较少，约占整体的10%。从文献数量来看，仅数十篇，不及总数的1%。恽铁樵在《中医杂志》的《演说词：对于内经的感想》中明确提出：“干支甲子为天气之统计表，是古人用来推测因日月运行所生变化的工具，若能精通司天司地之理(干支推测)，知某年某气独盛，某病独多，则治疗病患，其应若响。”陈惠言的《言古必有验于今说》以巳亥之年为例，逐一解释了初之气至四之气的运气及民病，以印证《内经》运气之学，并提出天时之潦旱不常，人体之强弱有异，故运用运气之学不可胶柱鼓瑟，当如易经所言“神而明之，变而通之，存乎其人”。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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