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与中国古代天学、子学、经学皆有着密切的关系，几乎每一重要的古籍著作中都记载了有关数的运用与推演的内容。而且是源于上古天象历法的“敬授人时”，被古圣厘为盖天论、浑天论和宣夜论以论之，被古圣分为内算、外算和缀术以类之，被古圣定义成阴阳五行、五运六气、七曜九星、卦爻历法等以衍之，被古圣秘为释、儒、道以修之，在历代的古中国科学和古中医学理论体系中，都起着关键性作用。
古中医医算学派大致可分为河图洛书学派、五运六气学派、伤寒学派、医易学派和狭义道毉派（修炼、法术、六壬金口诀、符咒等等）。河图洛书学派和五运六气学派历史悠久，汉唐以前就已经有了成熟的医学著作，如《太始天元玉册》《黄帝外经》《黄帝内经》《扁鹊外经》《扁鹊内经》《神农本草经》《汤液经法》《九宫八风篇》等彪炳千古的中医典籍著作。
《庄子·天运》篇说“天其运乎?地其处乎?日月其争于所乎?孰主张是?孰维纲是?孰居无事推而行是?意者其有机缄而不得已乎?意者其运转而不能自止邪?云者为雨乎?雨者为云乎?孰隆施是?孰居无事淫乐而劝是?风起北方，一西一东，有上仿徨。孰嘘吸是?孰居无事而披拂是?敢问何故?”巫咸袑曰:“来，吾语女。天有六极五常，帝王顺之则治，逆之则凶。九洛之事，治成德备，临照下土，天下戴之，此谓上皇。”《吕氏·春秋·勿躬》:“巫彭作医，巫咸作筮。”《楚辞》记有“巫咸将夕降兮”。王逸注为“巫咸，古神巫也”。在古代，巫是一个崇高的职业。相传黄帝出战时，要请巫咸作筮。据说巫峡之名便来源于巫师巫咸。一作巫戊，传说中之巫医。唐尧时臣，“以鸿术为尧之医，能祝延人之福，愈人之病，祝树树枯，祝鸟鸟坠”。据《尚书》记载，巫咸是商太戊帝身边的一位贤臣。巫咸这里所说的“六极五常”，六极也称六淫，即六气的太过不及，这是目前可考的五运六气最早的说法。
公元前571年，单襄公死后留下遗书，文中对其子曰“天六地五，数之常也。经之以天，纬之以地，经纬不爽，文之象也”。说明公元前已有五运六气理论指导人们对天地万物的认知。公元前541年，《左传·昭公元年》“晋候有疾，求医于秦，秦伯使医和视之……天有六气，降生五味，发为五色，征为五声，淫生六疾。六气曰：阴、阳、风、雨、晦、明也。分为四时，序为五节，过则为灾”。说明了六气太过对人类生活的影响。《周礼·医师》曰：“医师究人之血脉经络骨髓阴阳表里，察天之五运，并时六气”。对于五运六气研究的意义在于首次将其与人之血脉、经络、骨髓、表里阴阳建立了联系。《素问》中所引用《太始天元册》“臣积考《太始天元册》文云：太虚廖廓，肇基化元，万物资始，五运终天……生生化化，品物咸章”。
汉唐以前，子学数术体系的内算部分只是在庙堂民间以私学绝学形式秘传，鲜有公开授学，但缀术、外算却是官学所为，王冰补入的“运气七篇”并没有引起医家的重视，虽然这一阶段又出现了《玄珠密语》《天元玉册》《元和纪用经》《素问·遗篇》等，如《褚氏遗书》中就道出了医家对五运六气的迷惑。理学兴起之后，五六之术才开始出现各家各派的观点流派，但大都认为天道天象的变化周期和人的生理规律存在着一个定数。“五”、“六”并举的运气学说正是在这一思想背景下开始盛行起来的。
两宋时期，随着对《河图》《洛书》研究的展开，宋儒对“六”与“五”两数倍加重视。象数派代表人之一的邵雍（1011-1077）说：“原《河图》合二十有五之天数为五十，蓍数也。合三十之地数为六十，卦数也。在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则五六为天地之中合。”又说：“而天地五六，中合之数见矣。由是而衍之无穷，皆以是也。”认为“五”“六”为中合之数，以之可推演至“无穷”。赵从古于1045年著《六甲天元气运钤》。精通象数之学的大科学家沈括（1031-1095），则直接倡导运气学说。他说：“医家有五运六气之术，大则候天地之变，寒暑风雨，水旱螟蝗，率皆有法；小则人之众疾，亦随气运盛衰。”由于沈括在政界和学界都有相当大的影响，此说遂骤然兴起。到了宋仁宗嘉佑(1056-1063)之后，名医郝允、庞安常、杨之建等人提到此说。元符二年(1099)刘舒温著《素问论奥》，专门论述五运六气，并绘图说明，上之朝廷，此说倍受重视。精通《素问》《灵枢》与《本草》的王安石，变法任相后即以运气学说作为太医局考试医生的重要科目。宋徽宗赵信则在亲自主持编纂的《圣济总录》与《圣济经》中专门加入运气学说，使之成为“钦定教材”，中医界更有“不读五运六气，遍检方书何济”的至诚之言，自此五运六气医算理论几乎重建了中医学术体系，可见医算的影响范围之深远。
到了东汉时期，仲景师从张伯祖，继承了伤寒方术，张伯祖又是师从何处，不得而知。张伯祖、张仲景的伤寒学派代表作，就是中医界临证第一书：《伤寒杂病论》。据桂本《伤寒杂病论》仲景后人记述，此书共十三版，从目前伤寒的各种版本来看，也的确如此。只是其中关于伤寒数术部分到底有没有？是什么？众说纷纭。其实，如果从仲景生活的那个年代背景来看，道家数术正是大行其道的时候，无论数术还是法术，都是当时整个社会的思潮主流。如与仲景同时代的魏伯阳写了《周易参同契》，成为后世万古丹经王。仲景的《伤寒杂病论》也成了中医界临证第一书，这些都不是简单的事，成为经典，其背后的源数据、根逻辑到底是什么？虽然现在也在中医圈里流传了一些关于伤寒的数术方法，但是其用于临床到底疗效如何，都还没有一个明确的结论。
在传统伤寒界，对伤寒数术是嗤之以鼻，不屑一顾，认为那是无稽之谈。但是我们确实挖掘出来一些关于伤寒数术的古籍，而且用之临床，准确率在60%-70%之间。其实这个准确率已经很高了，因为不用繁琐的四诊八钢辩证，不用拜师学艺，不用大量背诵汤头歌诀、基础理论、不用背诵大量基础知识，只要理解了其中的主要数术逻辑，既可以上手开方，对脉诊、望诊、闻诊等没有很高要求，而且是先定局定病定基础方，再根据病人的具体症状做些必要的加减，这已经是大大缩短了中医的学习时间，大大提高了临证准确率的比例，甚至几个月就可以出师上临床，这是那些中医大师们带了那么多徒弟、却也没有几个能拿得出手的中医所无法相比的。换句话说，那么多中医大师，本人临证效果很好，但是只限于其本人，其带出来的那些徒弟们，就不一定了。就是说，没有很好的重复性与实证性，这是硬伤。说明大师们的理论经验性更多一些，而理论性还是不过关。如，邓铁涛老先生的“五脏相关论”，这是老先生一生中医临证中高度浓缩的理论核心，但是用在他的那些弟子身上又如何呢？不过如此。没有实证性和重复性的理论，不是理论；不能指导临证实践的理论，不是理论，只是个经验而已。当今中医大师们的经验可以说是汗牛充栋，但是有用吗？有用的话，中医早就发展了。
中医界有一句话，叫做“医者，意也”。就是说，作为一个中医，其所有的辨病辩证过程，完全是其个人的灵光乍现和直觉思维所得。说白了，就是主观性太强。主观性太强有两种境界，一种是岐黄卢扁仲景的医圣境界，那完全是中医界的“最强大脑”，这个常人无法相比，世间也是凤毛麟角。还有一种就是普罗大众，那么其主观性断病就是胡说八道。反正蒙上就是神医在世，蒙不上就是“疑难杂症”。当然，这些“蒙”也是基于一定的中医基础知识，但是大部分中医都钟情于学那么几个验方、神方，或者弄个什么所谓的截断法，阳病从少阳、阴病从少阴等等，大撒网捕鱼，肯定能捞上几条倒霉的鱼。还有什么方证对应等等一些日本人的牙慧，竟然有中医大师将这些东西当成中医的最高境界？！总之一句话，目前中医界的学术氛围是：主观性有余、客观性不足。经验性成分太多，数理逻辑成分太少。知其一不知其二的大有人在。
这就是中医的末法时期。
后世，尤其金元八大家及明清伤寒温病瘟疫学家进一步临床实证的发挥，将这一医算学派从理论到实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尽无不证。唐宋明清医家除了上述河洛派与运气派以外，还进一步发挥了古中医与《易经》的深层次内在联系，即医易学派。道毉派在古中医历史上一直就存在，而且古中医既是发源于道毉派。这四个医算学流派并不是彼此独立不涉，而是互相之间彼此交织成一个圆融整体，从逻辑上、医学史上都是一气呵成、一曲成调。从不同数术角度看古中医，就形成了不同的古中医医算学派，但实质上，只是同一事物古中医表现出不同的学术面、继而成为学术流派而已。医易学派、河洛与运气学派，详见《伤寒方术·前传·古中医医算史》。至于道医派的法术、数术，在民间用的很多，此处不再重点介绍了，择日会有一篇介绍祝由符箓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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