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网络 简化汉字本不是坏事，坏就坏在不顾汉字的传统和结构规律，走上过度简化的邪路，从而造成混乱。电脑中文化功莫大焉，但繁简转换笑话多。 我曾经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当在电脑键盘上用简体字打上“一匹骏马在草原上奔驰”，然后通过微软文字软件（OfficeWord）转成繁体，结果出 现惊人的结果：“一匹骏马在草原上宾士”。我试了几次，才悟到这软件预设的转换，简体的“奔驰”转换成繁体时一定是“宾士”而不是“奔驰”，反之亦然。再 试一下，用简体打下“为口奔驰”四个字，然后转“繁”体，马上变作“为口宾士”；而把“宾士临门”化作简体时，就变成“奔驰临门”，不信你试试看。 警察变员警、干预变幹预 这是软件设计的技术错误。大家都知道，德国名车MercedesBenz在香港被译作“平治”，大陆译作“奔驰”，而台湾则译作“宾士”。程式技术员自以为是，把大陆用词和台湾用词对口起来，不管其意义如何，一概转换，便造成笑话。 再举一个例子，在电脑用简体打出“冰箱内存有一些面包”，简繁转换后便变成“冰箱记忆体有一些面包”，简直不明所以。原来我们香港和台湾所说的“电脑记忆体”，大陆叫“计算机内存”。软件一见“内存”便翻成“记忆体”了，哈哈！ 对口的例子有很多，常见的有“警察”换成“员警”；“信息”变作“资讯”；“考虑”作“考量”、“水平”作“水准”、“地址”作“位址”、“数字” 变“数位”、“激光”是“镭射”、“逃学”为“翘课”、“打印”作“列印”、“外围”是“周边”、“响应”作“回应”、“出租车”作“计程车”；“文件” 变成“档”、“对象”变“物件”、“窗口”变“视窗”；“网络”成“网路”、“墙报”为“壁报”、“软件”是“软体”、“括号”为“括弧”、“渠道”是 “管道”、“因子”是“因数”、“公元”成“西元”、“网民”为“线民”；??还有“电脑”变成“计算机”、“答录机”变“录音机”、“影本”变“复印 件”、“国庆日”变“国庆节”、“巨集”变“宏”、“伫列”变“队列”、“转捩点”变“转折点”?? 记得上个世纪四、五十年代，出版的书籍校对都很精细，甚少出现错别字。但是现在的书，错别字成箩，简直令人不忍卒读。出现这种现象，大部份拜电脑简繁自动转换之赐。在香港出书，当然是繁体字本，但大陆作者用简体字写作，书稿传来，以为用简繁转换一下便万事大吉，转换后没有再仔细从头到尾检查一遍，便 会出现上面所说“奔驰”“宾士”、“内存”“记忆体”的笑话。 繁简转换问题多多，特别是对那些多义字的转换。例如“複”、“復”、“覆”三个字，简体一律作“复”。繁简转换一般把“复”翻作“複”，有时作 “復”，于是便出现“複滅”、“復信”、“答復”、“複巢之下”、“反反復複”等错误。干（干预、干戈）、幹（幹部、幹勁）、乾（乾燥）三个字，一律简作 “干”，因而便会出现“幹預”、“幹淨”、“外強中幹”等不知所谓的词语来。 法国球星碧咸（贝克汉姆）三月访问北京， 三十年代国府有限推行简体字 简体字在民间使用，没有什么不好。我小时候在南洋读小学，就已经使用着不少简体字，那是远在中共公布第一批汉字简化方案之前就有了的。但是民间使用的简体字绝不能出现在印刷的书本上。我们平时可以写“伤塲齐罗个铁乐尔过刘医机双党”，但印书一定要印成“伤塲齐罗个铁乐尔过刘医机双党”，一点都不能含 糊。 简体字当然不是共产党的发明。早在民国九年（一九二○年）二月一日，新文化运动先驱钱玄同先生就在《新青年》上发表了《减省汉字笔划的提议》一文， 说有的汉字笔划太多，必须简化以减省笔划。民国二十一年（一九三二年），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编的《国音常用字汇》出版，收入了宋元以来大多数人习用的简体字，可见简体字也是古已有之。 民国二十四年（一九三五年）六月，钱玄同在其所编的《简体字谱》（二千四百余字）中选出一千三百余字编成《常用简体字表》，送交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委员会通过其中的一千二百余字并准备推行。同年八月二十一日，中华民国教育部发布第11400号部令，正式公布第一批简体字表，采用了钱玄同所编《简体字谱》中的三百二十四个，在当时又称“手头字”。这是政府第一次大规模推行简化汉字。奇怪的是民国二十五年（一九三六年）二月五日，教育部奉行政院训令，着“简体字应暂缓推行”，《第一批简体字表》被收回废止。一九四九年国民党撤退台湾后，没有再实施汉字简化。 中共令文字过度简化 一九四九年十月十日，北京成立了中国文字改革协会，不但接过了简化汉字的接力棒，还准备废除汉字，“走向世界各国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毛泽东语）。一九五六年一月二十八日，国务院全体会议第二十三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公布〈汉字简化方案〉的决议》。一九五七年，中共展开“反右斗争”，很多对汉字 简化及汉字拼音化方案提出异议的知识份子遭到残酷迫害，对汉字简化的质疑自此被窒灭。一九七七年“文革”刚刚结束，又公布了《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称为“二简字”，由于简得太离谱，遭到强烈反对，最终不敢使用而宣布废除。“二简字”失败之后，官方放弃了拉丁化的主张，采用了学者提出的简化字加汉语拼音方案。 简化汉字本不是坏事，坏就坏在不顾汉字的传统和结构规律，走上过度简化的邪路，从而造成混乱。 最糟糕的是强行把一些同音字或甚至音义不完全相同的字捏在一起。如上面说的“干gan”、“乾gan”、“幹gàn”三字硬简成“干”；“采”、 “採”、“彩”并成“采”；把“裏”简成“里”，“麵”简成“面”，“迴”简成“回”，“後”简成“后”，“鬥dòu”简成“斗dou”，“隻zhi”简 成“只zhì”，“藉jì”简成“借jiè”??；然后是“衝”简成“冲”，“鬆”简成“松”，“髮”“發”简成“发”，“遊”“游”混同，“製”“制” 混同，“占”“佔”混同，“注”“註”混同，“托”“託”不分，“哪”“那”不分，“牠”“它”不分，“布”“佈”不分??这些词语一经繁简转换，便变了 样。我曾经在深圳回港的关口二楼自动楼梯旁看到一块大招牌，是书店的广告，原应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因广告是要让港人看的，便用繁体字，变成了“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了。只是这么大的八个字，也没看出“万里路”是不对的，令人笑掉牙齿。 最经典的大笑话是《开放》第二期悦甫先生文章中的配图，中国诗画研究院名誉院长赵清海居然把“影后”写作“影後”。这个连“後”“后”都分不清楚的 人，还当中国诗画研究院名誉院长，这诗画研究院有多少斤两也就可想而知了！这样，书里或文章里出现“武後”（武则天）和“慈禧太後”之类，也就不足为怪 了！ 自古以来，汉字都在不断演化简化，从大篆到小篆，然后到隶书、楷书。但简化不是绝对的，尤其是不可乱简，不可太过简化。 废除汉字代之以拉丁化：不可取 十九世纪开始，西风东渐，汉文化圈各国纷纷向西方学习，于是有人认为汉字落后难学，又不能使用打字机，因而鼓吹放弃汉字，改用拼音。鲁迅就曾经说过 “汉字不灭，中国必亡”的过激言论。他认为“方块汉字真是愚民政策的利器”，是“中国劳苦大众身上的一个结核，病菌都潜伏在里面，倘不首先除去它，结果只有自己死。”（鲁迅《且介亭杂文》——《关于新文字》） 上世纪三十年代，苏联十分积极推动中国废除汉字改行拉丁，赤化世界之意甚明。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六日，苏联人在侵占中国的海参崴举行“中国新文字第 一次代表大会”，中共代表瞿秋白、吴玉章等人与苏联人共同草拟了“北方拉丁化新文字”，并发表中苏双方十三条共同宣言。似此越俎代庖，至今想来，未免令人感到红色帝国赤裸裸之用心！ 一九五○年斯大林指示将协助中国废除汉字，毛泽东立即附和，并采纳吴玉章提议，着手进行废除汉字的工作。废除汉字最终没有实行，这是中国人的大幸，也是中国五千年文明的大幸。废除汉字，不可想像！ 现在大陆使用的是一九五八年公布的“汉语拼音方案”，台湾则仍沿用一九一八年国民政府公布的“注音符号”。“汉语拼音”的好处在于新编字典时不再使 用部首查字，改用二十六个拉丁字母排列，较部首查字方便得多。电脑打字时也方便。用注音符号ㄅㄆㄇㄈ也可打电脑，但要记住符号在键盘的位置，像记“仓颉” 一样，当然也比“仓颉”慢。 我希望微软的程式员好好检查一下繁简转换的全部对口词语，只保留那些一个对一个的字词，删除那些一词多义或会引起歧义的字词，以免造成混乱，那就功德无量了！ 悦甫先生说内陆已有恢复正体繁体的呼吁，我也希望这样。几十年来，我繁体简体都学过，注音符号汉语拼音也懂，总觉得汉字是废除不了的。那是一种高级的东方文化，完全不同于西方的拼音文字。我们向西方学习，绝不是要把自己的文字废了。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东西，为什么要废了自己的武功？ 不过要让大陆恢复正体繁体，那是十分困难的。共产党一向以“老正确”自居，它能拉下这个面子，承认自己错了吗？不知看官们有没有发现，最近香港三家中资银行几乎一夜之间把大字招牌全换成简体字：中信银行（国际）、中国工商银行（亚洲）、中国建设银行（亚洲），这意味着什么？顺便提一下，后者忘了把 （亚）字也简化，不彻底，请尽快改正。 
获赠中国书法。与影星范冰冰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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