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解放战争中最难缠的敌人，绥远系统的傅作义恐怕要算一个。因为在整个解放战争中，仅有傅作义所率领的华北重兵集团，能对解放军占据上风。自解放战争初期以来，傅作义带兵屡挫我军，在绥远、大同、集宁、张家口等战役中，傅作义连战皆捷，死死压制住了聂荣臻所领导的晋察冀军区，甚至连一场像样的歼灭战也没打出。
傅作义之所以能在与我军的对决中占据上风，很大程度是因为他找到解放军的命门。
我军作战，讲究机动性，讲究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相比之下，蒋介石的中央军打阵地战尚可，但机动作战能力却严重不足。蒋军空有汽车、装甲车，但在机动性上却远远不能与我军相比。这是因为中国经济落后，交通极差，我军只消破坏掉少数几条公路，就能让敌军寸步难行。而且当时的中国不产石油，蒋军摩托化工具经常陷入有车无油的状态。
因此我军虽然仅有两条腿，却能打得出机械化部队一样的穿插、渗透和迂回战术，能够有效地集中优势兵力，打击孤立敌人。
相比之下，傅作义的军队则不同。傅作义的军队出身于绥远，也就是今天内蒙地区。生在草原边地，绥远省无论是汉人还是蒙古人，皆善于骑马。因此在傅作义军队中，骑兵占据了很大的比例。
相比于汽车、装甲车，吃草的战马更容易维护，跑起来也比我军的两条腿要快。从装备上来说，傅作义军队的武器又比我军先进。因此打起仗来，我军十分吃亏。
针对我军的战法，傅作义以地方部队为守备，协同主力部队作战，而将主力部队布置在战略要点，实行以主力对主力，以运动战对运动战的机动战法。相比于我军，傅军反而更能集中优势兵力，进行战术包围。虽然傅作义是杂牌军，却比国民党中央军还要厉害。
然而随着朱德转移至晋察冀，傅作义的优势逐渐受到削减。在朱德的整军政策下，华北野战军的战力逐步加强，逐渐与傅作义集团有了一战之力。
1947年六月，晋察冀野战军连续攻克青县、沧县、永清三座县城，消灭三个保安总队；月底又攻克徐水、固城，吃掉十六军、九十四军各一个团；十月大军围点打援，同国民党第三军主力在清风店决战，歼灭对方后兵临城下，一举攻克石家庄！
清风店和石家庄战役，堪称是华北野战军的翻身仗，打破了傅作义“不可战胜的神话”。然而对于这些失败，傅作义似乎并不太在意。在开总结会议时，傅作义淡定地说：“无论如何，今天和共产党作战，比过去和日本人打仗，容易的太多了！”
傅作义从来恩仇必报，既然吃了亏，那就一定要找回场子。傅作义眼睛挺小，但眼光却异常毒辣。即使面对朱德这样的顶级将帅，依然能找出防线上的漏洞。而这个漏洞，便是冀中。
当时我军正集中主力大举攻入绥北、察西，而冀中地区则显得格外空虚。冀中是我军的老革命根据地，是华北的鱼米之乡，其物产之丰富、人口之密集、商贸之发达，在华北都是说得上号的。无论从兵源、粮源还是财源，都有力地支援了华北解放战争。
冀中地区地势平坦，非常适合骑兵机动作战，因此傅作义祭出一个胆大妄为的计划，那就是派遣一支骑兵，给我军来个“穿心”作战。
选来选去，傅作义最终挑选鄂友三的骑兵第12旅负责“穿心战”的实施。骑兵12旅，是傅作义的老部队，基本都是绥远武川地区的子弟兵。
所谓武川，就是古代的武川郡，该地曾是北魏六大军镇之一。自古以来，武川人杰辈出，宇文泰、杨忠、李虎、独孤信等北朝英杰，都是武川人。武川胡汉混杂，其骑兵更是冠绝天下。而骑兵12旅，就是这样一支能征惯战、吃苦耐劳的劲旅。
鄂友三，绥远本地人，是黄埔9期的学生，尤其擅长骑兵作战。在大青山抗战时，武川一带的子弟，自带马匹参军，从十三、四岁时就跟随鄂友三打仗，训练有素、士气高昂。他们装备马枪、马刀，上马是骑兵，下马是机动步兵。在战场上，他们纵横驰骋、往来如飞，马上射击、劈砍、突刺，无不娴熟，堪称是我华北野战军的劲敌。
临行前，傅作义嘱托鄂友三：“不要恋战，别打边走，见屋烧屋，见厂炸厂，见粮焚粮。要带好照相机，多拍一些照片，好让国民大众看看我绥远男儿的厉害。”
鄂友三得令之后，以杜长城为爆炸工作大队队长，李子兴为新闻宣传队长。鄂友三负责军事，专门击破沿途解放军的足迹，杜长城负责破坏，炸毁工厂、仓库、粮仓。李子兴则负责宣传鼓动，沿路向老百姓宣传，收集照片发回天津。
1948年4月11日，鄂友三带领千余骑兵悄悄潜入我冀中根据地，向大城县进发。对于傅军的来袭，冀中军区几乎毫无准备。
当天中午，骑兵12旅突然到达北迸庄。在那里仅有一个军分区的独立营，是战斗力较弱的地方部队。经过一番激战，独立营很快就败下阵来。鄂友三精通骑兵战术，他以十余骑兵在正面做诱饵，勾引我军开火。而主力则从左右两翼抄向了我军的后方。
在我军开火的间隙，鄂友三的骑兵突然杀到面前，将我军阵型撞地七零八落。夏英才见状不妙，赶紧率领余部撤出了战场。
骑12旅也不做追击，而是继续南下，向大城境内进发。此时，大城县已经得到了傅军骑兵入侵的消息，军分区以一个民兵营作为主力，试图迟滞傅军的攻势。然而民兵毕竟战斗力有限，当鄂友三的骑兵策马杀来，民兵们一下子慌了神，举枪乱射，没能阻止敌骑的冲击。在骑兵的劈砍下，民兵营很快被击败，不得不撤出了阵地。
随后骑12旅长驱直入，一路扫荡次花，奔龙冢、七女、里北、张街、良村、宫村，而后沿津保公路向西，冲向任丘县。
一路上，骑兵12旅到处搜捕我军干部，然后逼迫他们投降。有些软骨头贪生怕死，竟真的向敌人缴械。李子兴趁机叫随军记者拍下照片然后即可送回天津，在报纸上发表。
4月13日，骑12旅杀到了任丘县境内。4月14日晚，骑兵12旅到达孟庄。此地是我冀中军区8分区的粮食和物资基地。骑兵12旅铁骑四出，迅速找到了我军存放粮食、枪械、被服的仓库，在抢掠了部分粮食后，将30万公斤粮食焚烧一空。
随后，骑兵12旅又杀进了安丘县城，摧毁了3个兵工修理所，摧毁了2千支枪械，烧毁任丘被服厂，布库，县府合作社，边区银行任丘分行，动力酒精制造厂，运输大队。
15日，鄂友三集中兵力，向冀中军区所在地——河间县发动快攻。鄂友三唯恐遭遇我军阻击，招致华北主力部队的尾击。于是鄂友三狡猾地命人切断电话线，冒充我军与河间解放军总机联系：
“傅匪骑兵进犯河间，你们做好准备了吗？”
军区首长不知是计，于是命报话员作答：“已派部队在北关阻击。”
鄂友三得到这个消息后，于是立即绕道向东关发动进攻。东关守军兵力薄弱，挡不住如狼似虎的绥远精骑。骑12旅从东关杀入河间县城后，又从背面杀向了我军在北关的阻击主力。我军猝不及防，被敌军骑兵冲散。
失去了防御力量，河间县就只能任由12旅为所欲为。12旅官兵本就纪律不好，他们在现场内肆意烧杀、抢掠物资，整个县城黑烟滚滚、狼藉一片。
然而鄂友三并没有多做停留，而是马不停蹄地向冀中军区司令部——黑马张庄前进。
此时，冀中军区已经得到鄂友三攻陷河间县的消息，军区司令孙毅不得不带着军区机关暂时转移。
鄂友三见状，立即派人仔细查探了我军在河间县内的军用设施，发现这里有一座汽油库，一个地雷厂、第八军分区的烟草总厂以及被服厂。
随后，鄂友三命令杜长城率领爆破队四处制造爆炸，多个具有战略意义的工厂、仓库被炸毁。其中被服厂损失尤其重，厂内有棉军衣15万套，单军衣10万套，10万余双棉鞋，15万双布鞋，尽皆被毁。
炸毁广播电台一处，冀中军区生产促进会总库，晋察冀日报社全部器材，冀中军分区干部训练团，中共中央党校修械所3处，冀中军区造纸厂。发现一大型军火仓库，内有各种炮弹万余发，各种枪支5千余支，地雷手榴弹万余颗，全部被杜长城爆炸大队炸毁。马料2万多担被付之一炬。
此外，对于冀中军区司令部的破坏，更是重中之重，敌人甚至连孙毅司令员做饭用的锅也砸毁了。
在此期间，鄂友三还在河间县发现一座为毛泽东精心准备的卧房。鄂友三狂性大发，竟留了一封信给主席：
“来访未晤，由汝自夸铜墙铁壁之老巢，今日已为国军摧毁，今后将随时来访。”
当骑12旅在河间四处破坏之时，孙毅紧急联系前线，要求冀中军区主力立即回援。无奈之下，冀中军区部队不得不提前结束绥北、察西战役，星夜回援根据地。到了4月16日，我军主力终于到达了大城以及河间县。
鄂友三见我军回援，认为其吸引我军主力回援的目的已经达到，于是迅速从青县回到了天津。
此战之中，鄂友三仅以死亡一匹战马这种微不足道的代价，造成了我军数百人的死伤，还焚毁了数百座房屋、仓库，焚毁了我军大量的粮食、枪械以及被服，造成了极其严重的破坏。
同时傅军以一支小部队长驱直入，在我根据地内如入无人之境，这是极其罕见之事。因为国民党军根本不敢让机动兵力深入我根据地，一般来说，这是自寻死路。然而鄂友三却能做到全身而退。由此可见，即使华北部队打了翻身仗，傅作义依然是个狡猾、危险、强悍的敌人。
更主要的是，这场战斗的影响极坏。这次战役规模虽然不大，却随着广播、报纸传播极广，打击了我军的士气，助长了敌军的嚣张气焰。
“冀中穿心战”结束不久，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便从陕北搬到了西柏坡。8月，孙毅前往西柏坡向主席汇报工作。
对于毛泽东来说，孙毅是老相识、老部下。毛泽东对孙毅的印象一直很好。然而孙毅进门后，毛泽东却毫不留情地批评道：
“你这个司令员啊，做饭的锅都被敌人砸了。”
随后，孙毅老老实实地向主席汇报了“冀中穿心战”的教训。毛泽东听完汇报后说：
“你是搞军事教育出身，打仗是一门学问，这门学问光靠书本不行，还要靠在战争中学习战争。”
经历了这次教训，我军确实从战争中学习了战争。特别是当毛泽东坐镇华北之后，傅作义的诡计便无处遁形了。
1948年10月，傅作义故伎重演，准备再来个“西柏坡穿心战”，即组织一支快速部队偷袭石家庄，然后直指我党中央所在地——西柏坡。在这个快速部队之中，就包括鄂友三的骑兵12旅。
然而傅作义没想到的是，我军自冀中之战后，大大加强了情报的收集。只要事前有备，敌军即使再快速，也掀不起什么风浪，
毛泽东得知傅作义即将突袭的消息后，文兴大发，亲笔为新华社写了三封电讯，将傅作义和蒋介石的阴谋公之于众，将他们狠狠地嘲弄了一番。
傅作义听说我军已经知晓其“穿心战”的阴谋，不禁眼前一黑。不过开弓没有回头箭，这个作战计划准备了那么久，不由得不行动。结果快速部队一出动，果然遭遇了我军层层阻击，损失了3000兵马，240匹战马以及90辆汽车。其中，鄂友三的骑兵12旅，就损失了一个营的兵力，可谓是输得灰头土脸。
1949年1月21日，北京和平解放，其后我军又用和平方式解决了绥远问题。傅作义的绥远部队，大多被改编为人民解放军。然而顽固的鄂友三却不甘心失败，试图凭借自己的骑兵的优势，在大青山地区打游击，继续与我人民军队为敌。然而当他看到起义已经是大势所趋之后，鄂友三也不得不违心地在起义通电上签了名字。
1950年2月，鄂友三的部队被改编为人民解放军骑兵第4师，鄂友三任师长。朝鲜战争爆发后，鄂友三以为第三次世界大战要打响，“党国”又有翻身的机会，于是便煽动部属，试图叛变。没成想东窗事发，鄂友三的阴谋暴露，并在一个学习班上当场被捕。1958年3月，鄂友三病死在北京公安医院。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