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唐代，作战每尚轻骑突袭，马具随之被改进得相当便捷，马饰也装点得很有分寸。比如马鞍，在南北朝后期已对高桥鞍加以改进，鞍桥降低，后鞍桥开始向后倾斜。唐代的鞍面上更出现了适合人体跨坐的凹曲弧度，既方便上马又适于骑乘；从而将“两桥垂直鞍”改造成“后桥倾斜鞍”。这时且不再装配高高的寄生和繁复的鞧铃，只在主要的攀带上饰杏叶。王勃《春思赋》“杏叶装金辔”，说的就是它。杏叶虽是从前代的马珂演变而来，但小巧玲珑，式样众多，除饰以卷草、宝相花等植物图案的以外，也有铸出鸾鸟、鸳鸯、麒麟、狮子等动物图案的，其中不乏造型优异的佳作。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障泥，唐代讲究用锦制障泥，其上部掩于鞯内，下垂部分一般不超过马腹。李白诗“银鞍白鼻騧，绿地障泥锦”，刘复诗“晓听钟鼓动，早送锦障泥”；均强调制障泥用锦。骏马配上锦障泥，更显得英姿勃勃。并由于唐代以突厥马和回纥拔野古部“筋骼壮大，日中驰数百里”之马进一步改良原有品种，所以唐马性能优异，马具精善。反映在艺术品中，这时不仅出现了如昭陵六骏、乾陵翼马等大型浮雕和圆雕，各地唐墓所出成百上千的三彩陶马俑也各有妙趣。它们或行、或立、或长嘶、或啮膝，很少见到程式化的僵硬与板滞。它们是明器，是只能在送葬途中展露一下的作品，但却把这个时代中对骏马的追求集中浓缩、摄于其身。充盈在肌体中的美感，千载以下，犹能以当年的磅礴激情，直击今日之观者。
不过，在共同的时代风格笼罩下，它们还各有自己的特点，所以仍不妨加以比较，从中选出更为完美之作。摘金折桂，笔者看中了两匹陶马，一是西安南何村唐·鲜于庭诲墓出土的白釉陶马，二是洛阳关林120号唐墓出土的黑釉陶马。它们都是中国国家博物馆的藏品。
鲜于庭诲墓的年代为开元十一年（723年），关林120号唐墓可能略晚些，但也不会迟于盛唐。处在这样一个繁荣富庶的时代里，妇女的好尚是“曲眉丰颊，大髻宽衣”，马也应当膘肥体壮。然而诗人杜甫却偏爱瘦马，他看中的马是“锋棱瘦骨成”，是“不比俗马空多肉”。他指摘“干（韩干）唯画肉不画骨，忍使骅骝气凋丧”！连写字他也主张“书贵瘦硬方通神”。但这种癖好并不代表当日的时代精神，那时独步一世的大书法家颜真卿，就是以壮阔腴劲的笔法写出了其不朽的声誉。而上述西安和洛阳的两匹陶马，其奔逸之气也正透过那丰硕的身躯从体内的秀骨中辐射出来。只有这样的马才称得上是“意态雄杰”，才称得上是“须臾九重真龙出，一洗万古凡马空”！那幅有后主李煜题识的韩干“照夜白”不正是如此吗？乾隆评之为“丹青曹霸老，画肉亦应难”，尚不失为平实之论。
可是画马也不能只追求“多肉”，宋元画人在这方面似有所失。李公麟的“凤头骢”、“好头赤”等，总使人觉得它们太胖、太圆浑，而腿嫌短。赵孟、赵雍等父子、祖孙所绘之马，更一直沿着这条斜线在滑坡。明·刘溥《赵松雪画马诗》云：“王孙画马世无敌，一画一回飞霹雳。千里长风入彩毫，平沙碧草春无迹。”就不晓得是从哪个视角得出的观感了。（ 孙机 1929年生，文物学家、考古学家。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馆员、学术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本文节选自新书《从历史中醒来——孙机谈中国古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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