御史，被称为不法官员的克星，历史上多的是“铁面御史”、“烧车御史”等等响亮的名号，总是和清廉、正直，敢于抗上，不畏权贵等形容联系在一起。然而，御史这个群体并非个个都是铁面无私的，也有令人不齿的小人。
在晚清的御史群体中，就有两个特殊的人物。一个是董元醇，一个叫杨崇伊。很多爱好历史的读者都没有听说过这两个人。在清朝，御史官阶不高，从五品，就是各部员外郎级别，与《金瓶梅》中西门庆的副千户身份相等。然而，这两个小人物，都围绕着同一个女人，并且对晚清政局发挥了不可小觑的作用。一个开启了“祺祥政变”，一个则开启“戊戌政变”。历史上将他们和声名不佳的老佛爷慈禧联系在一起。
董元醇，河南洛阳人，咸丰二年（1852年）中进士，授翰林，咸丰十年改授山东道御史。
咸丰十一年（1861年）8月，咸丰皇帝在热河病死，他唯一的六岁儿子载淳即位，年号祺祥。咸丰临死前，遗命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大学士肃顺，额驸景寿，还有四个军机大臣穆荫、匡源、杜翰、焦佑瀛一共八人为“赞襄政务大臣”，即所谓顾命大臣，辅佐幼帝。同时又将自己刻有“御赏”和“同道堂”的两枚御印，分别赐给了皇后慈安和懿贵妃慈禧。这埋下了后来后宫与八大臣争权的隐患。
懿贵妃叶赫那拉氏慈禧就是载淳的亲生母亲。咸丰十一年八月初八日(1861年9月12日) 御史董元醇上了一道奏折《奏请皇太后权理朝政并另简亲王辅政折》，以皇帝年幼为由，请求由皇太后暂时权理朝政，也就是所谓的垂帘听政。
年青的慈禧是一个懂得权力好处的女人。董元醇上奏的第二天，慈禧召见八大臣，让他们照董元醇所奏传旨实行，肃顺等八大臣自然知道太后垂帘就等于削弱了自己辅政的权力，于是“勃然抗论”，声称自己“系赞襄皇上，不能听太后之命”。于是，双方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以至吓得六岁小皇帝哇哇大哭，真正吓尿了，尿了太后一身。
虽然最后，肃顺等以祖制并无垂帘之礼为理由，驳回了董元醇的建议。但是，这件事激化了八大臣与慈禧的矛盾。
9月底，慈禧借梓宫回京之机，发动政变，宣布八大臣之罪状，改年号为“同治”。结果大家都知道了，不外是多颗人头落地。
树欲静而风不止，董元醇开了个头之后，九月二十八日，兵部侍郎胜保上了《奏请皇太后亲理大政并简近支亲王辅政折》，三十日大学士贾祯、大学士周祖培、户部尚书沈兆霖、刑部尚书赵光上《奏请皇太后亲操政权以振纲纪折》。军机大臣文祥也偕王大臣疏请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
排除政敌后，咸丰十一年十一月初一，两宫太后携小皇帝载淳到养心殿东暖阁，正式垂帘听政，设两太后宝座在皇帝宝座之后，中间以八扇黄屏风隔开。为使其具有合法性，恭亲王弈訢等人还制定了《垂帘章程》。直到同治十二年（1873年）皇帝成年后被迫撤帘归政。然而，没过多久，同治驾崩，择立同治帝年幼的叔伯兄弟载湉继位，两宫皇太后垂帘又得以继续。
大清祖制，后宫不能干政，董元醇为什么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提出太后垂帘（他的原话是权理朝政，但在肃顺等人看来就是垂帘听政）这一有违祖制家法的险招？多数人认为他是受人指使，充当炮手。有的说是慈禧授意，有的则说是董的座师户部尚书周祖培，笔者以为都无实证，最大的可能性是作为御史的董元醇正是看到了朝中二大势力之争，试图乘间火中取栗，成功了自能青云直上，败了也在所不惜这一小官。
掀起朝野滔天巨浪的董元醇虽然成为一时“闻人”，但并没有因此受益，相反很快消迹于政坛，不知所终，成为一个被胜利者抛弃的棋子。章士钊说，董元醇“在无声无臭中旅进，世论迄无人对元醇漫加毁誉，又在小人枉自为小人中默喻而已”（《热河密札疏证补》，《文史》第 2 辑，中华书局1963年，第106页）。
谁又料到，时隔28年后，同样的故事又发生在一个御史身上，二者有着惊人相似之处。
杨崇伊，江苏常熟人，字莘伯，光绪六年进士，授编修。光绪廿一年（1895年）授御史，他任职后第一疏即引起朝野震动。十一月，他上奏弹劾康有为、梁启超在北京所创设的强学会，称强学会是“私立会党，植党营私”，要求予以取缔。结果强学会被奉旨查禁。第二年，他又疏参翰林院侍读学士文廷式，称其“遇事生风，广集同类，互相标榜，议论时政”等等，要求将其立即罢斥。文廷式是光绪帝亲自提拔和信赖的官员，自然为慈禧所忌恨，因此，文廷式遭革逐回籍。
本来，光绪十五年（1889年），慈禧归政光绪，名义上不再垂帘。光绪二十四年，光绪开始实施新政，史称“戊戌变法”。
然而，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三日（1898年9月18日），御史杨崇伊通过庆亲王奕劻到颐和园给慈禧上了一道奏折，请求慈禧太后“训政”。
这道500字左右的奏折，杨崇伊提出了三大理由：一是光绪尽变旧法，二是斥逐老臣，三是引洋人撑腰。慈禧太后最害怕的是第三点。
此前的七月二十六日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抵达天津作因私访问，没想到，伊藤的到来令维新派人士异常兴奋，当日就有人上了一道奏折请“设客卿以奔走外交”，一道奏折建议“征用寓洋华人”。也就是报纸上说的，在伊藤抵京前后，“京朝大小官员奏请皇上留伊藤在北京为顾问官，优以礼貌，厚其汽凛，持此议者甚多”。虽然伊藤来华访问是经慈禧同意了的，但伊藤身为日本改革领袖，慈禧听闻光绪“急欲面询变法方略”，引起了警觉。
杨崇伊在奏折里危言耸听地说，伊藤博文将被聘为政府顾问，把持朝政，这无疑是把老祖宗所传的天下拱手让给洋人。
作为小人物，杨崇伊是没法直通慈禧的，他先是找军机大臣王文韶帮忙向上递折子，但被拒绝；又找另一大臣廖守恒帮忙，也被拒绝。无奈之下，他只好跑去找庆亲王奕劻。庆王看了折子后，也当场拒绝。大家心里明白，杨崇伊奏折里说的要么是社会流言，要么是道听途说，要么是耸人听闻。
见这些大人物都不肯帮忙，杨崇伊便出言威胁奕劻，无奈，奕劻只好答应带他去颐和园面呈慈禧。
读完杨崇伊的折子后，本来对光绪新政久已不满的慈禧，于初四日从颐和园回宫，光绪帝感觉到了恐慌，初六日发布“吁恳训政”诏。初七日慈禧开始“训政”，持续了百天的变法至此失败。这件事史称“戊戌政变”。结局就不啰嗦了。
从变法到“政变”，虽然并非一个小小御史可以左右，但是杨崇伊却起到了重要作用，至少为慈禧“训政”提供了借口送上了弹药。
郑孝胥于八月初五日的《日记》中写道：“杨崇伊纠合数人请太后再亲政，且以‘清君侧’说合肥，又以说荣禄。余惊曰：‘此事急矣’。”叶昌炽在《缘督庐日记抄》八月初九日记道：“闻首发难者，仍系敝同乡杨侍御也。”
慈禧也称杨崇伊“是于国家有功之人”，待之以董元醇第二。
杨崇伊为什么要反对变法，主张慈禧训政呢？事实上他跟李鸿章的继子李经方还是儿女亲家。
并非因为政见问题，而实在是官迷心窍。这位30岁中进士，直到45岁才得了个从五品御史的小人物，如果不走“捷径”，只怕是永无出头之日了。其心理与董元醇无二。
慈禧亲政后，杨崇伊颇以首功自居，满面风光。然而，出乎他意料的是，他不仅没有大富大贵，反而被时人视为小人，或许他的人品连慈禧也看不上，因而从此潦倒，光绪卅四年（1908年）八月，杨崇伊以浙江侯补道身份丁忧回籍守制，寄寓扬州，竟持枪纠众抢夺妓女，被江苏布政使瑞澄参劾，驱逐回常熟原籍，交地方官严加管束。慈禧驾崩后，仅过了几个月，杨崇伊就在郁闷和病痛中死去。
历史总是令人唏嘘，晚清两大震惊朝野的事件，竟然与两个小人物御史有着如此微妙的关联，这是巧合吗？
当然不是，历史上从来不乏替权力磨刀的、递刀的、挖坑的、洗地的、出点子的、背书的、颂圣的、吹喇叭的、背锅的……一条龙服务，而且“人才”辈出，青胜于蓝。在奔向权力的私家小道上，打着各种幌子，来实现膨胀的权力欲望。
不过，历史也是有眼睛的，像董元醇、杨崇伊这样“打手式”的小人，终究逃不过权力的玩弄和历史的戏谑，下场并不会好到哪里去。
《曾国藩与晚清大变局》（九州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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