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年间兰州警察局如何控制管理百余家大小妓院]民国时期的统治者，一方面允许妓院公开存在，一方面又视窑子娼妓为下九流勾当，有伤社会风化，因此很少公开透露妓院的存在及管理办法。事实上，民国时期兰州诸多大小妓院，国民党政府警察局不仅插手管理，而且形成一套成熟的管理办法及经验。

国民党政府对兰州妓院的管理监督是千头万绪的，大的方面来说主要是首先确保最大限度征收“花捐”，这一点本质上和妓院老鸨无异，都是敲诈勒索，以榨取妓女的血泪钱养肥自己为目的。小的方面来说，妓女从业必须备案，身体检查，治安登记等等，至少在表面上看，并没有对娼业繁荣采取完全放任不管的态度。

民国时期的兰州，经营妓院的老鸨，首先得购买一处合法固定，有一定规模的院落，收留、买卖一定数量的妓女，并雇佣司帐、茶役、厨师、领家等辅助人员，然后向旧市政府社会科和警察局同时递交开业申请书，尚须仔细填写由老板到妓女一干人员基本情况的统一制式表格，经政府审查批准，发给营业执照，妓院方可挂牌开门接客营业。

国民党的甘肃省会警察局，于1936年在兰州兰园设立了“警捐经收所”，主要负责征收“花捐”。所长肥缺一职在1945年以前，一直由军统特务头子戴笠之弟戴云林担任。戴云林同时还兼任省会警察局行政科长一职。戴在任上以其兄势力，大肆敲诈勒索，横行霸道，过着极其荒淫无耻的生活。连当时任省会警察局长的马志超、包际春等人也不敢过问。

国民党旧政权规定，向妓院征税的项目有妓院营业税、招牌税、筵席税、条子税。向冶游者，即嫖客征收的项目有“不正当行为取缔税”、“妓女个人收入税”（即所谓花捐）、住妓院乐户冶游者税等数十种税费。其中花捐分甲、乙、丙三等，以抗战时期为例，大约每人每月甲等妓女三十银元，乙等二十银元，丙等最少也要十块银元，这些数量庞大，杂七杂八的特种营业税费，统一由这个警捐经收所核收。在1941年兰州市政府成立后，这个臭名昭著，以搜刮花捐花税敛财的闻名机构，由省会警察局交市政府管辖。

兰州警察局卫生科，在兰州东大街雷祖庙设有卫生所一处，规定每年对全部妓女进行两次身体检查、防疫、治病，对染患有“花柳病”等性病的妓女要进行治疗，严重的令其停止接客，一切费用概由妓院负担。实际当时每个妓女都患有程度不同的各种性病，老鸨为了赚钱，根本不让妓女定期进行检查，而且强迫有性病的妓女依旧接客，任凭梅毒大肆传播。就是病情十分严重者，老鸨也视妓女年龄、容貌、身价，是否还能挣来大钱等等，来决定是否给予检查治疗。否则，宁可让染病妓女死亡，也不肯花钱治疗。而这个卫生所平素根本不到妓院认真检查，形同虚设，所有规定都是一纸空文。

兰州警察局设立的济良所。1925刘郁芬主甘时，省警务处长赵席聘在部门街设有济良所一处，其职能是专门收容不堪虐待摧残而出逃的妓女、童养媳、丫环使女等受迫害妇女的。济良所设所长一人，女管理员、厨师、门房等若干人。在抗战时期，该所长由原警察局长的老婆，杭州警校毕业的陈某人担任。该所订有严格的制度，一经进入一律不准外出。平时开展生产自救，如加工衣服、布鞋、捻麻绳等劳动。一进该所，即填写一张有姓名、年龄、籍贯等内容的表格，贴本人二寸半身像片，装入镜框，挂在大门边，以示招亲配偶。如双方相见谈妥，即可向警察局申请批准，办好手续，领出结婚。

妓女想要逃出妓院，进入济良所是一件既危险，又十分困难的事情，一般情况下极少成功。除非妓女和嫖客早已密谋计划，由嫖客花钱疏通警察局的关系，再以妓女去医院看病或进庙烧香拜佛为借口，摆脱老鸨、打手的尾随监视，才有可能逃出虎口进入济良所。然后再由嫖客向警察局说情，写申请，经批准后方能将人领出。这样做的好处，比直接到妓院找老鸨赎身化钱要少得多。

此外，兰州警察局还印制有专门的“客人登记簿”，要求妓院方对留宿的嫖客一律进行详细登记，其格式除姓名、年龄、籍贯、职业、住宿日期外，尚有家庭住址、工作单位等项目。警察局则派员以治安管理为借口，夜间不定期进入各妓院盘问检查，一但查获登记资料不实，则借机敲诈勒索人肉买卖双方。老鸨和嫖客，不额外破费一些钱财，是免不了灾难的，正如旧时民间老百姓所说：大檐帽，两头翘，吃完白道吃黑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