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故事的开头，是前些日子从我同事的朋友那里听说的——
杭州有个老板，自己掏钱办了一个叫“弯湾”的托管中心，里面接收的都是智障孩子，然后每年都要往里面扔进几十万。
我以为，整个故事大致就该是这样的：一位商人，事业成功后想做点慈善。
但采访后才发现，故事远远不是这么简单……
对门的秘密
傍晚，弯湾托管中心里只剩下徐琴和23岁的儿子弘毅——一个重度智障的“孩子”。
面对面坐在饭桌前，徐琴给儿子夹着菜，弘毅也知道妈妈喜欢吃什么，有时也能给她夹过去。
徐琴说，每每此刻，这种相依为命，让她感觉已是天大的幸福，她很知足了。
“我经常这样宽慰自己，假如弘毅是正常孩子，到这个年龄也早独立了，也许他忙着加班，忙着找女朋友，或是在外地闯天下，一年到头能有几天回家陪妈妈？反倒是现在这样，虽然交流困难，但毕竟天天和我在一起。所以，我也会怕，怕某一天，这种幸福突然就没了。”
吃完晚饭，徐琴帮弘毅穿好鞋袜，领着他上车，回家了。
弘毅喜欢坐在副驾驶座上，那样他可以自己放碟听歌，只要前奏一响，他就能立刻报出歌名，一直听到犯困，才把脑袋慢慢枕在妈妈的手臂上。
徐琴要把弘毅送到他“自己”的家——绿城在九堡的一套精装商品房。
房子是两室一厅，弘毅的卧室，布置得像酒店标准间，两张床，弘毅睡一张，另一张留给陪睡的人——徐琴和阿姨会轮流陪夜。
到家后，徐琴给弘毅切了一盘火龙果；休息一会后，徐琴说要帮他买最爱吃的薯片，把弘毅哄下了楼。
徐琴一直觉得弘毅太胖，缺少锻炼，每晚总要想法让他动起来。
在妈妈引导下，弘毅在小区里慢跑了几圈，满头大汗，开心地在小卖部买了薯片上了楼。
然后，一个23岁的小伙子，在妈妈麻利的手脚下变得赤条条的，徐琴一边给弘毅冲洗，一边和记者聊着天，没有丝毫顾忌和尴尬。
洗完澡，弘毅还有最后一项家庭作业，为了锻炼听说能力，他睡觉前要看几分钟的杭州电视新闻，第二天上课时，他要把电视上看到的故事告诉同学。
晚上8点多，徐琴送记者出门。
看到对门，我有点好奇，问徐琴，邻居会怎样看待弘毅这样的孩子？
一直爽朗大声的徐琴突然压低了自己的声音。
对门那套是我住的，2008年买的时候，我把这一梯两户全买了。弘毅到现在还不知道，阿姨陪睡的晚上，我就住在他的对面。
“主要是想锻炼他独立生活的能力，减少对我的依赖，但只有阿姨陪他，我又不是很放心，所以想了这么一个办法，如果弘毅晚上有什么状况，我也能及时赶过去。”
徐琴说，这个秘密，弘毅可能永远都不会知道。
只愿白发人能送黑发人
小雪是弘毅在杨绫子学校的同学，小时候，父亲带她四处求医问药。
“到后来，退休老军医、中医世家、学贯中西，各种招牌的‘神医’都看过，也吃了无数的‘秘方’。有时候，我们明知道上当也要去看，就是求个心安，尽父母的一份责任。现在，我想明白了，小雪这样的情况，是不可能治好的，连稍微好转一点的可能都没有。”小雪的父亲说。
对绝大多数重度智障孩子来说，一个残酷的现实是：无论怎么训练，他们都不可能和正常人一样，需要一辈子有人牵手、照顾，直到离去。
徐琴说，虽然这个现实她从内心里也早已接受，但她也会和其他家长一样，偶尔幻想弘毅如果是个正常孩子该有多好。
“说实话，我们这些做父母的，从来没有奢望自己的孩子能恢复到正常人一样，我们只是祈求，在他们的人生过程当中，不要再有痛苦，不要再有病痛，即使到了他们走的那一天，也无病、无痛。”
徐琴说，这样的幻想只是一闪念间，不会长期驻扎在她心里，她必须很现实，生活才能有改变。
“一直没有再生一个小孩，也是为了弘毅。如果我给他生了一个弟弟或者妹妹的话，虽然我的爱不会分散，但我的精力会分散，这对照顾弘毅是很不利的。然后，我觉得对这个弟弟、妹妹也不公平，因为这孩子还没有出世，整个家族包括父母就迫切的有一种责任要往他(她)身上压，从这两方面去考虑，我就没有再要第二个小孩。但是要第二个小孩的家庭，也没有错，毕竟能多一个人照顾弘毅这样的智障孩子也是好的，这只是大家选择的不同，没有对和错。”
徐光海和徐琴认识多年，他的女儿比弘毅大一岁，是弘毅在杨绫子学校的同班同学。
说句掏心窝的话，孩子的将来我一直在考虑，也一直在想，但想到最后，就是没有出路，只能走一步算一步。
二十几年来，我们跑了无数医院，从医学的角度说，他们没有奇迹。如果你非要孩子像正常人一样的话，那就是痴人说梦。
所有家长都应该学会面对，包括杨绫子学校的很多学生，训练一两年后，家长想把他们往正规的学校转，这种心情可以理解，但是像我女儿、弘毅这样的重度智障孩子，父母注定是要和他们心连着心、手拉着手，微笑着走完人生的。
“我们只能希望自己长命百岁，说句不好听的话，我们希望孩子走在我们前面，那他是幸福的，我们也会安心，要不然的话，我们真的是死不瞑目。”
能走一步算一步；走到白发人送黑发人就是最完美的结局。这是很多重度智障孩子家长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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