努尔哈赤在“七大恨”告天的前一天，即后金天命三年四月十二日，颁布了旨在训练士卒、克敌制胜的作战方针。史书记载如下：
这是他一生战争策略的总结。
自努尔哈赤起兵以来，其所历经的大大小小的战役，无不是在遵循此作战方针而行之。面对着即将到来的明朝大军，一个前所未有的强大对手，努尔哈赤依然遵循着这种军事思想。
明军共集结11万大军兵分四路向赫图阿拉城挺进，意欲会师于后金都城；而努尔哈赤手中总共只有4.5万人马，虽然在准备与大明军队正面交锋时便已经把军备准备充分，但相对于可以随时调拨全国武装力量的明政府来说，还有着天壤之别。与之硬碰硬，无异丁以卵击石。
面对这种不利局面，努尔哈赤并不担心。范文程在了解了整个局势之后，提出一条“管他几路来，我只一路去”的作战方针，后金无须忌惮明军的强大实力，因为明军的内部矛盾，正为后金提供了各个击破的条件。
努尔哈赤
明军方面战略部署完毕之后，原计划于明万历四十四年、后金天命四年（1619年）二月二十一日兵出辽东，然而天公不作关，自十六日起普降大雪。内阁首辅方从哲却无视天气状况，一再敦促杨镐出兵。
方从哲担心，一旦战况被拖延，那么庞大的军费开支势必会给本已千疮百孔的国家经济雪上加霜，只有速战速决才是正道。在这些朝中大员眼里，一个小小的后金不足畏惧，“数路齐捣，旬日毕争耳（《清太宗实录》卷四），根本无须大费周章。而久经战场的杨镐方面清楚地知道天气因素会给作战带来什么样的不利影响，尤其是深入到对手所控制的范围中去；再加上粮草迟迟未与送到，更是无法出兵。
明军方面的文武双方各执一词，却没有想到正是因此而把出兵时间泄露给了努尔哈赤。努尔哈赤又让治下的汉族人充当间谍，深入明军腹地，把杨镐方面的作战意图、进车路线、兵力部署等各方面侦察得清清楚楚。如此一来，战端未开，明军就已失胜算，陷入被动局面。再加上明军四路大军的将领之间早有缝隙，作为最高统帅的杨镐也无力约束，兼之明军战线铺开足有六百里之广，相互之间信息沟通不便，这对于各路配合作战来说是最为不利的因素。这一点，正是范文程提出“凭尔几路来，我只一路去”的信心。
杨镐
努尔哈赤毫不犹豫地认可了这个作战方针，他称：“明使我先见南路有兵者，诱我兵而南也，其由抚顺所西来者，必大兵也，急宜拒战，破此则他路兵不足患矣。”
此次大战自三月二日正式打响，三月五日宣告结束。不到5天的时间里，明军方面45800多名士卒战死，刘挺、杜松等300多名文武官吏魂归西天，马、骡等牲畜损失近3万匹；而后金军，仅付出2000多人伤的代价。
萨尔浒之战对于作战双方来说都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
萨尔浒之战
明军方面，杜松与刘綎战死沙场，仅仅过了3个月，侥幸从萨尔浒战场上逃生的马林也死在了同样是与后金军交战的开原之战中，四位明军主将已去其三，仅剩下李如柏（李成梁之子）因为始终没有与后金军正面交锋而留得一条性命。然而战火没有烧掉李如柏，朝中政局却让他魂归西天。
萨尔浒之战结束后不久，监察官便对李如柏提出纠劾。原因是李如柏的父亲李成梁曾经把年幼的努尔哈赤收归帐中，厚待于他，甚至还有收其为义子的传言。所以努尔哈赤跟李如柏“有香火情”，否则“何以三路之兵俱败？何以如柏独全”？奏折之中已明显地透露出对李成柏通敌的怀疑态度。不过当时的万历皇帝对此不置可否，此事暂且风平浪静。然而过了一年半之后，辽东地区的局势更加紧张，这件事又被某些别有用心之人重提，重压之下，李如柏为表心意，自尽明志。四大军事将领的相继离世，对于本已风雨飘摇的明朝武装力量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
作为萨尔浒之战明军方面的最高统帅，辽东经略杨镐自然难辞其咎，杨镐在兵败之后引咎辞职，当时的朝廷还算是网开一面，让他“姑令策励供职，极力整顿以图再举”。然而没过多久，辽东的开原和铁岭又相继沦陷，杨镐最终被定罪入狱，崇祯二年（1629年）病死狱中。
兵败萨尔浒的消息传到京师之后，北京城的米价顿时暴涨。人们认为后金军即将打出山海关，进而围困北京城，从而开始纷纷囤积大米，以备不急之需，这就进一步破坏了明朝的财政。
从根本原因上来看，火器、兵力占优的明军之所以败在了一个本以游牧为生的政权手中，实质上是因为其官僚机构之腐败已经到一个无可挽回的地步。这种腐败早已有之，只不过是萨尔浒将之彻底地暴露出来罢了。
萨尔浒之战对交战双方来说都极为关键。此战之后，明朝的实力大为衰弱，再也无力阻止后金政权的进一步发展，被迫由主动进攻转入被动防御。而明朝的对手--努尔哈赤的后金政权，则因此而实力倍增，随之而来的，是政治野心的大幅度膨胀。下一步，努尔哈赤的目光投向了另一处战略要地--辽阳。
明代辽阳古城
萨尔浒之战后，京师上下一片悲鸿，却始终没有拿出一个有效的策略来应对眼前的局势。万历皇帝朱翊钧依旧抱着“我死之后，哪管洪水滔天”的念头在紫禁城中醉生梦死，朝野内外则在党争之中争权夺势，内阁首辅方从哲生性懦弱，无力扭转颓势，只能听之任之，做些小修小补的工作。两个月的时间，就在大明王朝的一片混乱中过去了。
不过朝廷中也不乏有识之士。后金天命四年、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六月间，一封上书让熊廷弼走上了历史的舞台。
熊廷弼自万历三十六年起任辽东巡按，在白山黑水十余年的时间里，对辽东地区的局势可谓是了如指掌。在明与后金之间攻守局势发生逆转，杨镐人狱之后，被朝廷任命为辽东经略。熊廷弼上疏朝廷：
此疏一上，正愁无计可施的朝廷欣然应允，当即赐予尚方宝剑，予熊廷弼以先斩后奏之权，全权负责辽东事务。
而这份重权，对熊廷弼来说，未免来得太晚了一些，此时的后金已经把军事重镇开原纳入了囊中。
贏得萨尔浒之战的胜利后，努尔哈赤按军功将战利品分发与诸贝勒，进一步刺激了女真贵族对明战争的野心。稍加修整、补充兵力完毕，天命四年（1619年）六月十日，后金军便对开原发起了进攻。
开原西接蒙古，东邻建州，北靠叶赫，实乃要冲之地，兵家必争之所。然而明政府所委任的开原守将却是努尔哈赤的手下败将马林。后金军仅用了6天的时间，便攻占开原城，让守将马林及其属下步了杜松、刘綎的后尘。
也正是因为这场战役，对杨镐还抱有一丝希望的明朝彻底断了念想，将之论罪下狱，让熊廷弼顶了上来。熊廷弼带着尚方宝剑来到辽东，驻扎沈阳，可迎接他的，却是已经占领了铁岭、打通通往沈阳道路的后金军。
七月二十五日，努尔哈赤统兵五六万人，围攻沈阳北部的重镇铁岭。为避免与明军援军正面交锋，努尔哈赤许下重金，换来了铁岭守将丁碧的开门降，兵锋直指沈阳。而此时，熊廷弼刚刚抱着朝廷的尚方宝剑在沈阳上任。
熊廷弼
熊廷弼上任后，斩逃兵，修城堡，加强防务，招集散兵，整肃军令，操练士卒，一系列措施进行得倒也井井有条，辽东的形势渐渐有所好转。努尔哈赤那边也因为需要休养生息一段时间，而没有立即对沈阳展开军事行动。
就在辽东地区的局势渐渐向有利于明朝方面发展转变的时候朝廷内部腐朽，让熊廷弼不幸沦为了党争的牺牲品。
万历四十八年七月十日，万历皇帝朱翊钧终于结束了他荒诞的一生，然而明朝内部的混乱形势并没有随着朱翊钧的龙驭上殡而消矢，反倒是愈加恶化。泰昌皇帝明光宗朱常洛、天启皇帝明嘉宗朱由校先后袭位，朝纲不稳，朝政大权被旷世阉佞魏忠贤窃取，自此形成了阉党与东林党两大派别，党争日趋激烈。为了壮大自己的实力，魏忠贤一度想要拉拢熊廷弼。谁知熊廷弼刚直不阿，断然拒绝曲意奉承阉党。魏忠贤大怒，给熊廷弼加上了“军马不训练，将领不部署，人心不亲附，刑威有时穷，工作无时止”的莫须有罪名。朝廷最后撤去了熊廷弼辽东经略的职务，由右佥都御史、辽东巡抚袁应泰接任。
袁应泰的长项在于后勤工作，治水理财都堪称大家，但指挥作战非其所长。熊廷弼在任时严肃军纪，而袁应泰却认为应该宽仁爱民，改变了熊延弼所制定的许多军纪。适逢塞外天灾，蒙古部落纷纷逃往塞内，袁应泰动了妇人之仁，下令招降，将蒙古部落的难民安置在辽阳和沈阳之内，每月发与口粮。殊不知，此举让大批间谍混入两大要塞，埋下了巨大的隐患，熊廷弼辛辛苦苦打造的防御体系瞬间土崩瓦解。
袁应泰
明朝内部的动荡正给了努尔哈赤以发动进攻的良机。后金开始储备粮草，置备车营，打造钩梯，淮备对明朝发动新一轮的进攻。
从后金天命六年、明天启元年（1621年）二月二十一日起，全三月二十一日傍晚，短短一个月间，沈阳、辽阳相继沦陷，见大势已去，袁应泰在最后时刻于辽阳城东北角正元楼上自焚殉国。京师北方的最后一块屏障障就此灰飞烟火。
拿下沈辽之后，努尔哈赤当即下了迁都辽阴的决定。
辽阳城地处辽东半岛中部，是一座拥有2000多年历史的军事重镇。南方群山将之环绕其中，太河诸水域自城中贯穿而过，依山贯水，乃天然之要塞，兵家必争之地。秦汉以来，历代王朝均在此处设立郡制予以管辖；到了辽金两代王朝，更3曾将国都设立于此；到了元朝，设置辽阳行中书省，明朝时期则在这里设立了辽东都指挥使司。
古辽阳碑
辽阳所处的地理环境占据了很大的优势，再加上历代王朝的倾力打造，使得此处人丁兴旺，贸易兴盛，成为在明朝统治时期辽东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熊廷弼驻扎在辽阳的时期，在城边挖了数层城壕，各种火器沿濠边而列，四面城墙分兵把守。
同时，辽阳还是明朝与朝鲜和蒙古接壤的要冲地带。一旦为后立车所占据，就可以形成挟朝鲜、扼蒙古，与明朝分庭抗礼之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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