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与太平的往事『一』
汉口的“太平帮”
汉口，古名夏口，武汉三镇之一，武汉乃至华中地区的政治、金融、商贸、对外交往中心和重要的交通枢纽，自古被誉为“楚中第一繁盛处”。“汉口镇，古名夏口，为九省通衢，夙称繁剧。”
汉口于1861年开埠建立租界，清晚期至解放前的一段时间内，经济曾高度繁荣，以“东方芝加哥”之名驰声于海内外。美国最具影响力的汉学家罗威廉在他的《汉口 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和社会》曾言：“汉口以其优越的地理位置与封建社会晚期势不可挡的商业力量相结合，形成并维持着个卓越的商业都会，一个代表着在接受欧洲文化模式之前、中国本土化所达到的最高水平的城市。”
新中国成立后，汉口与武昌、汉阳再次合并为武汉市，市政府设于汉口地区的江岸区。
汉口开埠后，市场更加繁盛，不光是本省商人，其它各省的商人皆设有本店或支店。之前商人以省界同乡，各自组织圈限，抱团维护自身的利益，于是就有了各省间组织的帮派，以及各业各行形成的帮派。
民国年间，综合实力最强的帮派是湖北帮。依次分别为湖南帮、宁绍帮、四川帮、广东帮、江西福建帮、山西及陕西帮、山东帮，徽州帮排名第九位。
而徽州帮包括太平帮，为安徽省的代表帮派，主要以典当和棉纱业具市场前沿，其次为茶业、钱业、油业及笔墨商业，年贸易额约六七百万两。
（民国）《夏口县志》（卷十二·商务志·商团组织）
汉口市场之繁盛，不特为本省商人所趋集，其各省商贾无不有本店或支店设立于其间。从前省界之见未除，各自分其圈限，布为自卫之策，于是有各省之帮数及各业行分之区别。综其大略其各省之帮数如：湖北帮为市场原立之主点所占圈限最大，商工业种类最多，其势力尤著者，为杂粮、牛皮、棉花各行。湖南帮占水运之势力船行营业独多...年贸易额约二千六百万至三千万两；宁波帮包南京在内，或合绍兴称宁绍帮...年贸易额约三千五六百万至四千万两；四川帮...年贸易额约千四五百万两；广东帮包括香港在内...年贸易额约三千五六百万两；江西福建帮因福建行商多经江西转运关系密切故联合为一帮...年贸易额约千万两；山西及陕西帮亦称西帮甘肃之商附焉...年贸易额约七八百万两；山东帮以祥帮为最盛...年贸易额约七八百万两；徽州帮包括太平帮，为安徽全省之代表。以典商及棉纱商为最盛，次之则茶业、钱业、油业及笔墨商等，年贸易额约六七百万两。其他尚有云贵帮、河南帮、天津帮等，其在汉人数不及以上各帮之多...以上各帮皆以业分或兼省籍与营业地点而细分之故有如是之繁，各帮并举有会员亦可见汉口商团之组织日趋於复杂而分业之精神亦於此寄也。
在《民国七年汉口总商会新举各帮会员名册》中“太平帮”位居前34位。
“太平帮”，在清末民初“中国本土化所达到的最高水平的城市”的商业浪潮中迅猛发展，脱颖而出。站在时代的浪头上，“太平帮”的商人们，也为这个动荡的社会，做出了巨大的奉献和贡献，也被《武汉市志》《夏口县志》《太平县志》载入了史册中。
太平商人在湖北汉口的经商活动，最早有可能在清中期。据载，清康雍年间，在汉口衣铺街回龙寺就建有太平会馆，胡士英、李天生、陈圣章等倡首响应。太平人项善宝“寓鄂之沙市，见同县难民千余人，为募捐于同乡各商贾，始开粥厂，继给钱文，全活甚众。寻复量给资斧，雇船送回”。太平人谭冠英，“客楚南，邑人来避难者，无不周恤”。
从嘉庆和民国的太平县志中，太平商人在湖北及武汉经商有明确记载的，可以追溯到乾隆中期，他们募捐救济水患灾民，获鄂督褒奖，倡捐泾太会馆，置义冢，倡修会馆及族中文会、义仓。
道光年间水患，雇船捞埋浮尸，捐设粥厂、捐资购谷平粜。
咸丰年间，太平县人在湖北汉口经商者较多，这些商人曾多次对乡邻出手相助。据称清末以来汉口的诸会馆中以太平会馆最为规制豪华。特别是咸丰中的兵燹之乱，太平县有数千万计的同宗族人去汉口避难。黄景星等“筹办恤难局，救济避乱乡人，搭棚分住，日给钱米，事后买舟送回，散给粟种。”赵希圣经商汉口，“咸丰间，县人避难于汉者几万人，希圣会同黄景星等捐巨款，筑屋百十间以居，日给粥两餐，全活甚众。”胡国理出资帮助乡邻返乡，“咸丰中在汉口资送乡人避难者数千人”。在战乱期间，孙逢吉、汪金鏊都曾救济过不少乡亲。前者“服贾汉，为养亲计，有余积，好周贫乏。咸丰十年贼踞城，乡人避难者接踵至汉，吉与同乡捐钱搭蓬分住，日给钱米，全活多人。后贼退，买舟回籍，并给川资、谷种”。后者“贸易汉口，族人避兵来者，悉资助之”。
同治年间，东乡人崔祖懋等“凡太平会馆、义冢、善堂、育婴堂悉捐助之。遇同乡之困乏者,悉赈济之。”另有太平人程君宗“自弱冠经商营口，至今近四十年......其善举之最尤者，创办育婴堂，建造三江会馆”。
东乡人崔国源“慷慨好义。光绪中充旅汉会馆及义园董事”。宣统年，项尔斐等“他如育婴堂、旌节局、慈善会等无不竭力资助。”
到了民国初年，汉口就成为了“太平帮”商人重要的据点，具有很强的经济实力和市场竞争力了。郭村人林之楙在汉口创建了花布、茶业两帮“汉镇得有花布、茶业两帮，亦首倡之功也。”北一人陈必仁民国年间“偕王琴甫等贩运茶叶以与洋商相抗衡,杀其操纵之焰。”道一人毕永丰周游历国“归国组织燮昌火柴公司于汉,聚男妇数千人以习其业。”耗六万余金与德国礼和洋行经理交涉等等。
（民国）《太平县志》（卷九·货殖）中，明确记载清代在湖北武汉经商的太平人就有三十五人之多，空前绝后。
陈惟佩”字鸣玉，道二人，与光俭服贾于荆沙，适乾隆五十三年大水，万人堤决，惟佩倾囊赴义，并募捐补救，鄂督褒以'功深拯溺’匾额“。
陈光俭”字伯钧，道二人，乾隆中经商沙市，倡捐泾太会馆公款，又捐金助祭。“
汪庭有”知府衔...贸易汉阳，置义冢“。
汪肇封 ”道二人,候选州同。敬事婺嫂,抚诣孤侄,为之婚娶。汉镇有太平义冢,向来乱无秩序，肇封为编字号，葬者称便。又倡修会馆及族中文会、义仓诸善举。“
项凤祥”监生，贾荆宜间。道光三年四川水灾,雇船捞埋浮尸，捐设粥厂八所，经理五月，全活流民万余。“
李成勋"字辅臣，望仙人，习贾荆沙，因母病归家孝养。好行善，道光二十八年岁大浸，捐资购谷数千担平粜，全活甚众。”
胡国理”监生。咸丰中在汉口资送乡人避难者数千。又修祠字,葬遗骸,续绝嗣,赈贫鳏。出千金修通徽州至太平路十数里。“
方得安”同知衔。贸易荆沙。咸丰中，邑人避难来沙者千计，捐给钱米。留店中饮食者常百余人。监生孙逢吉，副贡孙逢庚，在汉口镇亦如之。”
汪金鏊“贸易汉口，族人避兵来者，悉资助之。又同邑人黄景星等筹办恤难局及助宗戚回籍、收葬露骨费五千余金。”
黄景星“字彩云,捐道衔。道光二十二年,县大雪,倡捐赈饥,全活甚众。咸丰兵燹,偕旅汉人汪金鏊等在汉口筹办恤难局，救济避乱乡人，搭棚分住，日给钱米，事后买舟送回，散给粟种。收葬露骨，并置义地于北郭外，共费五千余金。”
赵希圣“字国璋，南隅人。经商汉口，董太平会馆事三十余年，同乡咸重之。咸丰间，县人避难于汉者几万人，希圣会同黄景星等捐巨款筑屋百十间以居，日给两餐，全活甚众。”
方垣“字习章,候选知事。尝捐三百金同黄景星倡办团练保卫乡里,难民入境者复赈济之。邑夹坑路圮,独力捐修。又在如皋县倡建会馆,置义冢地。”
李志安“字平侯,望仙人,性孝友。咸丰时,商于荆州,粤军兴,徒步数千里还乡,挈父母出外避难。弟私积较丰,谋分爨,不与校。同治初,乡人逃难至荆者甚多,为设局而留养焉,乡人德之。”
汪祖樾“号荫廷,南隅上朱人,孝友成性,慷慨好施。事亲至孝,待弟尤厚。遇举善事竭力乐输。遇孤苦则必设法救济。经商汉皋,施药账医,独立捐资修理祖祠,购置祀田,人咸称之。”
项世英“字海山,贡生。幼随父贸荆湘”。
项尔斐“字竹坪,东隅人。经商汉口,以匹头致富,年四十摒去俗务,致力于慈善,创办武昌孤儿院。黎大总统奖以“诚心保赤”匾额。又武汉卫生两善堂每岁医药用费咸独任之二十余年不懈。宣统三年,首义汉镇,发生战火,两堂岿然独存。又捐数千金改建,他如育婴堂、旌节局、慈善会等无不竭力资助。年逾八旬:精神矍铄,犹乐善不倦。”
黄镜江“字一之,龙三人。光绪中服贾吴中,兄弟友爱,事母孝。母病麻木不仁、汤药躬亲。侄二兆、佳兆苦读,乃各给田七亩助膏火资。人咸义之。”
穆吉祥“号梧冈,卫籍。创油业于荆楚之黄金口、陟圮桥、沙市等处,尝捐聚赈黄金口之灾,助资修陟圮桥。兵费后,邑流湘者,给资送归,并资助劝农局购耕牛。又独力修祠字、微兄爱弟,善抚诸。推让祖产田户。年六十,子孙欲为奉言祥止之,移资修鹤舞岭之大成桥、英济殿,并在殿内施茶以行人。知县黄家杰赠以'炽昌厥德’匾额。”
胡豫成“龙一人,援例授知州衔。少贫事亲以孝闻。长游荆楚,积资稍裕,兄与弟俱早卒,子侄辈十余人,抚如已出。咸丰时县城陷,族人男女百口悉至楚,供给二载。乱平后,送还乡,并给牛、种。里中修宗祠、埋枯骨,皆力行之。”
崔世瑞“字霭如,县学生员,授徒汉口,同乡公推为会馆首事,总理会务凡十七年。并推任太平武汉公校校长。民国初年被选为夏口自治局副议长。生平守正不阿,人咸重之。宣统间,以县西陵溪渡河阔流急,乃与汪浩等在汉募捐数千元存放生息,每岁寄归助修渡,行人称便。”
崔国藩“一字耀廷,候选同知。服贾汉,重宗友,好施与”。
崔国源“字清瑜,东乡人。慷慨好义。光绪中充旅汉会馆及义园董事”。
崔祖懋“字紫山,东乡人。贸易汉口,凡太平会馆、义冢、善堂、育婴堂悉捐助之。遇同乡之困乏者,悉赈济之。衰老还乡,筵沐介宾。”
胡鹍飞“字燧廷,龙一人...经商沙汉,凡会馆、增文会、牛痘局诸义举均妥为经理。”
孙逢吉“字贞甫,监生。服贾汉上为养亲计。有余积,好周贫乏。咸丰十年,贼踞城乡,人避难者接踵至汉,吉与同乡捐钱搭棚分住,日给钱米,全活多人。后贼退,卖舟回籍,并给川资、谷种。湖北刑部主事王柏心为之传。”
李德章“字茂林,望仙人。同治中经商汉口,开设广仁和冶坊以致富。”
李志发“字起堂,望仙人。同治初营业湖北,董滩口年年崩塌,志发倡筑矶头,以御急湍。逾年工竣,商业由此日盛,因更曰“董市”。又独资重修距董市十里之龙灯桥,行人称便。”
林之楙“字奉价,西乡郭村人。光绪中服贾汉皋,适太平会馆前有隙地一方,原本某氏妇祖业,氏拟重建大厦。同乡以此地兴建筑有碍会馆甬道,出金向购不诺,于之讼,又败于诉。与官场素有知交,乃鼎力从中斡旋,卒为官购得。他如族人谋食于汉,不问亲疏,来则安之,并荐以栖。至于乡里遇善举辄慷慨解囊,汉镇得有花布、茶业两帮,亦首倡之功也。”
崔国瑸“东乡人，太学生，性孝友，咸丰时经商汉口”。
陈必仁 “字寿山,北一人,性精敏,业商汉皋。光绪丁未,创办织布公司于里中。宣统辛亥,创办两等小学于宗祠。民国乙卯、丙辰间,偕王琴甫等贩运茶叶以与洋商相抗衡,杀其操纵之焰。至施药施棺、积谷平耀诸善举皆输将恐后。”
毕永丰“字岐山,道一人,性慷慨,重交游。咸丰时寓汉口，壮游湘、粤、豫、陕及日本,归国组织燮昌火柴公司于汉,聚男妇数千人以习其业。德国礼和洋行经理韩某,好友也,因事失败,华商受累,几酿交涉,永丰独力支持耗六万余金而交涉息。其他负欠不能偿者,六旬时悉焚其券。子绍森。”
汪诰“字紫封，道二人，经商汉口，宣统元年捐资兴义学，培植里中子弟，民国元年，长沙太平会馆被人侵占，诰与同乡等前往交涉，赖以争回”。
李宗会“字兰亭,望仙人。少贫随父赴荆沙习商业,因受兵燹而困苦,矢志积善。幼时于除夕得压岁钱二百文,暗自散给乞丐之老贫者。后营洋纱业于汉口,家稍裕,愈力行慈善。每届年夕,亲携钱币往桥口各处沿路散给,不令人知。且施棉衣以济贫寒。族中贫难婚娶者,量力助之。尝与族人本余创立同仁堂,散贫人年米。又同立存仁堂,置义家两处,掩埋尸棺。复资助本余修村首路百余丈。子四:自源,自均,自照,自钰,能世承其业。”
（民国）《太平县志》（卷九·货殖）中，民国期间太平商人有王明文（字琴甫）、王明福（字森甫）、汪文政。
汪文政“字珍卿，道二人，经商粤汉，以致辞巨富......子铭祥，字子云，善施刀圭，在汉口设明德堂医药所，日治疗百数十人。”
太平帮最杰出的人物，当属民国的王琴甫了。
（民国）《夏口县志》（卷十四·人物志三）有《王明文传》：
王明文，字琴甫，皖之太平人。父以工艺游汉上，因家焉。明文生于汉，八岁就外傅，聪颖异常儿，人争以大器目之。年十五念父母劬瘁，不忍以修脯増累，力请学贸，遂徒手致万金。性慷慨，虽以贫废学，喜与士大夫论郡国利病、国家安危，以不在其位，无所设施，则穷年矻矻，以提倡公益为已任。念教育为强国之本，乃出赀于汉镇，创办“明文第一半日学校”。又鉴于辛亥之劫，知地方设备不可缓，即尽力于保安会，被举为“各团联合会”正会长。
岁丙辰因帝制，滇黔军兴，武汉震动，急创议于汉口设红十字分会，并设妇孺救济部若干处，凡以备兵事、保人民者靡不具。旋党人聚于汉皋，托足租界，居民大恐，乃委曲调停，措赀解散，一尘不惊，皆明文力也。
当驻荆第一师自主，时荆宜间日有战事，明文率救护队驰抵荆沙，掩骼疗伤，全活万人；出赀解散逃军，收枪械二百数十枝，荆人至今称之。
民国八年八月，患咯血，遽卒，年仅四十有七。以功屡蒙奖，至二等嘉禾章。
《武汉市志》（1840-1985）（人物志·人物传·经济类）对王琴甫也有记载：
王琴甫（1873～1919年），名明文。祖籍安徽太平，在汉出生。8岁入私塾读书，15岁因家贫辍学。曾在剪刀铺和布店学徒，满师后在顺义永匹头洋纱号、豫丰匹头店帮工，为店主万㧑伯赏识，被聘为经理。数年后辞职，在汉口花布街独资开设公成匹头号。1916年曾在湘南投资开采和冶炼锑矿。1918年，与汉口巨商刘子敬合资承租武昌白沙洲造纸厂。
1909～1911年，汉口市民纷纷组织各街段商团保安会，以消防、保安和创办公益事业为宗旨。王系发起人之一，被各商团公推为商团联合会会长。辛亥武昌首义，王协助民军运输军用物资，维持市面秩序，资助军需，救护伤员、保商安民，使汉口战乱损失得以减轻。
1916年6月27日，王与刘子敬共同创办中国红十字会汉口分会。刘为会长，捐助经费；王任副会长，主动让出新建的住宅为会所，并主持开办医院，设立战时妇孺救济所。
王乐于助人，在任汉口商会商事调解委员期间，常以个人资金周济负债人。1918年在担任汉口总商会会长期间，曾有一些洋行以不要保证金为优厚条件，聘其充当买办，均被拒绝。1919年8月在汉病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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