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窗风雨夕》体裁小议

《秋窗风雨夕》体裁为汉乐府，是黛玉仿乐府诗而作。小说特意详细描写了这首诗的写作过程，重点是黛玉写诗所依所据，以及黛玉确定诗的格律。

原文如此写道：

（黛玉）知宝钗不能来，便在灯下随便拿了一本书，却是《乐府杂稿》，有《秋闺怨》《别离怨》等词。黛玉不觉心有所感，亦不禁发于章句，遂成《代别离》一首，拟《春江花月夜》之格，乃名其词曰《秋窗风雨夕》。

从小说原文中我们看到，黛玉是在读《乐府杂稿》后，有感而发写成《秋窗风雨夕》。

关于黛玉写这首《秋窗风雨夕》，作者特意强调了乐府，以及“代别离”两个重点。

书中的《秋闺怨》《别离怨》，是引发黛玉写作的直接原因。

据查，《乐府杂稿》并不见流传，很大可能又是作者杜撰的一部书。这与红楼梦小说以假语村言敷演故事的基本设定一致。

与《乐府杂稿》相近的是唐朝末年临淄人段安生所著《乐府杂录》,主要涉及唐中叶以后的音乐、歌舞、百戏、技艺等，内容包括乐调理论，以及对乐器、乐曲和乐人的介绍等等。

《乐府杂录》是一部音乐著录，对研究唐代音乐,特别是晚唐音乐有极高的参考价值，但是它并非一部乐府诗集。

因此，黛玉所读《乐府杂稿》当非《乐府杂录》。

一种观点认为，红楼梦中充斥大量诗词，作者有以文传诗的企图。

但从小说诗词与小说故事的密切程度来看，特别是作者楔子里借石头与空空道人的对话，明确指出红楼梦绝非是因“情诗艳赋”而成的“佳人才子等书”。

因此，对于红楼梦诗词的阅读和探讨，必须区别于阅读和理解一般的诗词歌赋，而要建立独特的红楼梦诗词阅读法。

尤其要重视小说人物写诗的背景故事与诗词之间的内在关系，以及诗词写作的环境和其他相关因素。

因此，既然作者刻意描写了黛玉写《秋窗风雨夕》的过程，我们就不能将其当成一般的故事情节，而要把《秋窗风雨夕》的诗意，与这个写作过程视为一体，才能更好地理解这首诗。

乐府原本是宫廷掌管宫廷音乐舞蹈的机构，负责朝廷祭祀或宴会时的歌舞演奏。其搜集整理的诗歌，被称作乐府诗。

该机构初设于秦，正式成立了汉武帝时期，因此后世一般称乐府诗为汉乐府。

乐府诗是继诗经、楚辞后的一种新诗体，是古代民歌的又一大汇集，三者在古诗体上成鼎立之势。

其中，《孔雀东南飞》与《木兰诗》合称“乐府双璧”，汉代《孔雀东南飞》、北朝《木兰诗》和唐代韦庄《秦妇吟》并称“乐府三绝”。

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白居易的《琵琶行》《长恨歌》等，均属乐府诗。

黛玉拟《春江花月夜》而作《秋窗风雨夕》，即以汉乐府体裁而成诗。

黛玉所模仿的《春江花月夜》，被誉为“孤篇压全唐”，其作者是张若虚。

张若虚主要生活在中唐，经历唐睿宗、武周时期，成名于唐中宗时期，在唐玄宗时期尚在世。

李隆基的谥号之所以为“玄宗”，取其“先明后暗”之意。在开创开元盛世之后，唐玄宗不思进取、怠慢朝政、崇信奸臣、边政失误，最终引发影响唐朝根本的安史之乱。

自安史之乱后，唐朝由盛转衰，走上下坡路，再也没有辉煌过。

这应该就是黛玉模仿《春江花月夜》的目的所在。

黛玉写《秋窗风雨夕》，拟《别离怨》而作，故叫“代别离”，也叫拟别离。

这种写作模式，在古代文学史上有一个固定的称呼，叫“代乐府”，是在乐府诗基础上进行创新和变革。

本篇笔记不涉及这种文学现象的在文学方面的意义，重点围绕代乐府的代表人物鲍照作点分析。

鲍照是南朝宋人，其人文学成就极高，是元嘉三大家之一，与《哀江南赋》的作者北周庾信并称“鲍庾”。

鲍照主要生活在元嘉年代，正是辛弃疾诗中所说“赢得仓皇北顾”“烽火扬州路”时节。而鲍照本人，最后也死于乱军之中。

黛玉拟《别离怨》写成“代别离”，其行止即完全参照了鲍照拟乐府诗写成诸多代乐府诗。

与《秋窗风雨夕》拟《别离怨》一样，她的这种行为，也是一种“拟”、一种“代”。

从对《秋窗风雨夕》体裁的分析中，我们看到小说文本中隐藏着下面的信息。

一是通过代乐府这种诗体，将鲍照这个人物及其生活的年代隐藏在叙事内容中，让读者产生联想。

二是通过《春江花月夜》这首诗，将读者思维与其作者张若虚所处的年代联系起来。

三是从拟诗本身，联想到拟人。

因此，对黛玉写《秋窗风雨夕》的描述，可以从以上三条信息中理解。这些理解，暂不涉及《秋窗风雨夕》这首诗本身。

以张若虚、鲍照所处的年代来影射黛玉所处在环境，作者提醒我们这是一个由盛转衰、与乱世相近的环境。

黛玉处在这个环境，她敏锐地意识到贾府将要面对的动荡和飘摇，却又回天无力。

面对秋夜风雨，黛玉遂有“助秋风雨来何速”之惊、“罗衾不耐秋风力”之叹、“不知风雨几时休”之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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