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letary

简友有读当代外国著作的中译本，想说一句：放下吧！因为，绝大多数中译本，皆似“传话”，非原汁原味。

即使当年，鲁迅翻译的、前苏联卢那卡尔斯基的论文《托尔斯泰之死与少年欧罗巴》，也是从日本杉本良吉的日译本而转译的。

鲁迅着眼推动中外语法硬性对接，于是尽量直译。故而，他在《译者附记》中写道：

“从译本看来，卢那卡尔斯基的论说就已经很够明白、痛快了。但因为译者的能力不够和中国文本来的缺点，译完一看，晦涩，甚而至于难解之处也真多。倘将仂句拆下来呢，又失了原来的精悍的语气。在我，是除了还是这样的硬译之外，只有束手这一条路——就是所谓没有出路——了。所余的惟一的希望，只在读者还肯硬着头皮看下去而已。”

没想到，梁实秋抓住“把柄”，发表《论鲁迅先生的“硬译”》一文，嘲讽道：“读这样的书，就如同看地图一般，要伸着手指来寻找句法的线索位置。”

随后，鲁迅写了一篇长文，即《“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说你梁实秋，有美国哈佛大文学硕士学位，什么读不懂？你不是商榷“翻译”技法，而是代言资本家，反“无产阶级文学”罢了。在你的《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之中，将Proletary译义为“无产阶级”，用心不就是想让统治者来压制吗？并且，你变相贬低道：“其实翻翻字典，这个字的涵义并不见得体面。据《韦白斯特大字典》，Proletary的意思是：A citizen of the lowest cIass who served the state not with property，but onⅠy by having children。……普罗列塔利亚是国家里只会生孩子的阶级（至少在罗马时代是如此）！”

其实，鲁迅不仅不反对译义，还提倡对同一个作品要有多人重复翻译。他在《非有复译不可》一文中，写道：

“但在翻译本身也有一个原因，就是常有胡乱动笔的译本。不过要击退这些乱译，诬赖、开心、唠叨都没有用处，唯一的好方法是又来一回复译，还不行，就再来一回。……即使先出的白话译本已很可观，但倘使后来的译者自己觉得可以译得更好，就不妨再来译一遍。无须客气，更不必管那些无聊的唠叨，取旧译的长处，再加上自己的新心得，这才会成功一种近于完全的定本。”

可以说，现如今，“近于完全的定本”的当代外国译作，几乎没有。既然如此，那就不要浪费时间来一番“品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