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文庆字梦琴，原籍福建海澄，1869年10月18日（清同治八年九月十四日）生于新加坡的一个华侨家庭。父亲林天尧，当时是鸦片种植园的助理管理人员。林文庆10岁丧母，16岁丧父，是由祖父母抚养成人的。他童年入福建会馆附设书院，读四书五经。后考入官立英文学校，不久升入莱佛士书院学习。1887年，因学习成绩优异，获得英女皇奖学金，入英国爱丁堡大学医学院。1892年获得医学内科学士和外科硕士学位。以后，香港大学又授予他名誉法学博士学位。林文庆虽受英国教育，但对汉语也有较深的造诣，并熟谙闽、粤方言。他还精通马来语、泰米尔语、日语等，被誉为“语言天才”，这对他的行医或开展其他社会活动，都是很有帮助的。
1893年，林文庆回到新加坡后就在市区开业行医，并一度到“英皇爱德华七世医学院”义务讲授药物学和治疗学，荣获该医学院特颁给他的名誉院士学位。由于他医术高明，辨证施治，很快就成为著名医生。据当时报载：1894年3月14日，中国驻新加坡总领事黄遵宪亲自赠送匾额给林文庆，赞他“上追二千年绝业，洞见症结，手到春回”。这期间，他在行医之余，还积极热情地研究和传播中国传统文化。1897年他与新加坡著名律师宋旺相合作创办了《海峡华人杂志》，并与《天南新报》创办人邱菽园组织了“好学会”，以唤起华侨对政治、时事、学术及科学的兴趣，曾开设中国古典文学讲座。林文庆热心于新加坡华人社会和华人教育的改革，早在辛亥革命之前，他就排除众议，劝说一些友好剪掉辫子。1898年，他发起一个剪辫子运动，在当时华侨社会中引起激烈的争论。思想保守的认为，剪掉辫子将被视为造反，即使自己不回国，但国内的亲属难免会受连累，所以表示强烈反对，甚至加以讽刺、挖苦。但林文庆及其同志如宋旺相、陈武烈等，仍极力鼓吹。而他提倡女子教育，更是开风气之先。1899年，他作为新加坡第一所女子学校——中华女校的创办人之一，率先捐献了建校舍的土地。他的夫人黄端琼也亲自到女校任教，黄端琼系老同盟会员
黄乃裳之长女，受到良好的中英文教育，又曾游历、考察过英、美等国。1896年与林文庆结为伉俪后，积极支持并参与丈夫的社会改革事业。为了在华侨中推广普通话，林文庆首先在自己的家里开办华裔普通话学习班。后来，由于学生多起来，不得不借用“威基利俱乐部”上课。1906年，林文庆还访问了巴达维亚（今雅加达）的中华会馆，劝说华侨采用华语（普通话）作为共同语言，并负责开办了5所学校。为此，中华会馆特授他金牌奖，以表彰他的卓越劳绩。林文庆兴趣广泛，涉足多方面的活动，而且多有建树，1896年，他与陈齐贤合作试种从南美洲引进的树胶，开办马来亚第一家树胶种植园，被陈嘉庚称为“马来亚树胶之父”。1919年，林文庆与爪哇糖王黄仲涵以及著名商人黄奕住等组建“华侨银行”，并担任主席。翌年，又与一批商界朋友集资创办“华侨保险有限公司”，成为这一重要商业领域的开拓者之一。他先后担任过新加坡市政局委员、立法院华人议员、内务部顾问以及中华总商会副会长等职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积极为英国红十字会筹款。鉴于他对英属殖民地的贡献，1918年，英皇特授予他
不列颠帝国勋章。
编辑本段林文庆早年在英国就结识了孙中山。1900年，孙中山的日本朋友宫崎寅藏到新加坡，为孙中山与康有为的合作进行活动，被当地政府拘捕。孙中山特由西贡赶到新加坡营救，经林文庆代向英当局疏通，使宫崎寅藏很快获释出境。义和团运动后，资本主义列强搬出德皇威廉二世所捏造的所谓“黄祸”论，作为侵略中国的口实，林文庆在《新加坡自由报》发表文章，针锋相对地提出“白祸”，并以资本主义列国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所造成的灾难，说明“白祸”比“黄祸”更为可怕。他援引英人托玛斯·杰克逊的话：“条约只有平等，才能持久”，指出当外来者（指教会与洋行）终止享有特权，中国人民对他们的仇恨也就随之过去，从而也就不会再有排外的暴动。1906年2月，孙中山到新加坡组织同盟会分会，林文庆欣然入会，成为新加坡早期的同盟会员。1911年，林文庆到欧洲游历考察了9个月，对几个主要国家的政治与社会状况进行考察、研究；并作为中国代表，先后出席了在伦敦召开的世界人种第一次代表大会和在德国德累斯顿召开的卫生会议。在伦敦时，一度担任中国代表团秘书。1912年初，林文庆应孙中山的聘请，到南京担任临时政府内务部卫生司司长，同时兼任孙中山的保健医生。不久，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政府北迁，林文庆返回新加坡，继续从事医务和教育等方面的活动。
1921年4月，陈嘉庚创办厦门大学，第一任校长邓萃英上任不久即辞职，陈嘉庚遂聘请林文庆当校长。厦大开学后，林文庆亲自对学生进行英语口试，并将口试情况通报全省各公、私中学，对推动福建省外语教学起了积极作用。一直到1937年厦大改为国立，林文庆才辞职回新加坡。他在厦大任职16年，在厦门岛上荒凉的一角，建立起一座规模宏大的学府，校内设施，院系组织、课程设置以及教授的延聘，都参照欧美大学而改进，使厦大成为全国闻名的立案私立大学。林文庆对厦门大学的贡献是有争议的。也是在他的任内,发生了师生出走到上海成立大夏大学的事件,这在中国大学发展史上也算是重要的大事。因为和有些教授不和，鲁迅、林语堂的离走都与他的办学管理有关。在鲁迅文集中甚至把他称为反动校长。过去厦门大学校史对他都很少提及，只是到了21世纪，才逐渐客观承认他的业绩，并在校园内修建了文庆亭对他表示纪念。1934年，陈嘉庚经营的企业在世界经济危机的袭击下宣告破产，厦门大学也濒于关闭，林文庆毅然和陈嘉庚分忧，只身南渡，为大学筹募经费，共得20万元，使厦大度过难关。他用《大学》中的“止于至善”四个字作为厦大的校训，以培养学生“人人为仁人君子”。学校经常组织尊孔、祭孔活动，孔子的生日被列为重要节日，全校放假，“以示恭祝”。1926年，厦大成立国学研究院，林文庆亲自兼任院长，自称“对于国学，提倡不遗余力”。他除了主持日常校务之外，还从事儒家伦理的研究以及其它多方面的著述活动。他喜爱屈原的《离骚》，曾熟读《离骚》，并于1929年完成《离骚》的英译，由英国著名汉学家翟理斯（H·A·Giles）和印度著名诗人泰戈尔（R·Tagore）作序出版。1930年，他兼任上海出版的英文期刊《民族周刊》主编。他的主要著作有《从内部发生的中国危机》、《东方生活的悲剧》和《新的中国》等。林文庆又是英国爱丁堡皇家医学会会员，英国医学会马来亚分会会员，比利时根脱医学会通讯会员，日本京都医学会会员。
1937年，林文庆自厦大辞职回到新加坡。因年事已高，他没有出任公职，不复昔日之活跃。但他德高望重，经常应邀出席一些宗教、艺术、教育等活动，曾多次接受记者访问，畅谈时局问题，并在广播电台作讲演，人们再度听到他谈儒说孔，以及为正义、和平发出的呼声。他揭露日军在中国的暴行，指出日军除以暴力施虐、破坏文化机关和医院之外，还助长许多社会弊害，诸如娼妓、赌博和鸦片等，他呼吁华侨尽一己之力，帮助祖国，拯救同胞；也鼓励华侨在精神上和物质上支持英国的反侵略战争。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林文庆已是72岁的垂暮老人。日本侵略军占领新加坡后，急需利用一些社会上有名望的领袖人物来为其服务，而当时公认的华侨领袖如陈嘉庚等人，早已出走，销声匿迹。于是年逾古稀的林文庆在劫难逃，被迫出面组织了“华侨协会”，并筹集5000万元的“奉纳金”献给日军最高指挥官山下奉文，作为愿对日本的军事统治加以合作和支持的一种表示。林文庆被迫无奈，受尽煎熬。但他也利用“协会”及其“会长”身份，营救了一些爱国华侨。如“南侨总会”财政李振殿被日本宪兵拘捕后，就是由林文庆签具保证书而获释的。据当时在“华侨协会”当秘书的陈育嵩回忆，当李振殿被保释出来时，日宪兵队长水摩指着林文庆对他说：“呶！这位是你的救命恩人，快上去向他跪谢！”李当即跪下去，林文庆不知所措，两位历尽沧桑的老人，相对无言，老泪横流。又如古晋侨领黄庆昌等被日本水上宪兵拘捕，也是由“华侨协会”出面保释的。所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国当局豁免对他的谴责。林文庆从此不闻世事，纵酒豪饮，“一杯在手，人间何世”。他就这样排遣时光，默默地度过余年。他于1957年1月1日逝世。但世人并没有忘记他，殡葬之日，新加坡政要均亲临吊唁，各族人民前往执绋者不计其数，形成万人空巷的盛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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