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温玉色照瓷瓯”——龙泉窑青瓷艺术展（下）
汲取本色的瓷土，注入汩汩清澈，一涓细流的瓯水，再溶于火，窑匠们用沿着山麓而建的“龙窑”，成就了大自然最具生命力的青色。虽不及彩瓷的绚烂夺目，更不及青花的独领风骚，但其单釉的简洁清澈，却更显生命原色——简约自然富有质感的素静之美。
明代中期走向衰落的龙泉青瓷，在清前期逐渐消失，但其艺术风格却影响深远，甚至后起的景德镇亦开始仿稍龙泉青瓷。文脉相传，窑火不熄，消失了上百年的龙泉青瓷在新中国陶瓷工艺美术师的手中恢复了风采。
2006年，龙泉青瓷烧造技艺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今天的龙泉青瓷在继承传统工艺的同时，不断创新，从釉色配方到器形创造，更趋向于现代人的生活和审美需要。龙泉青瓷仍存在于人们的生活之中。
青釉八卦纹三足炉（明）四川省成都市衣冠庙出土，四川博物院藏。
青釉罐（明）四川省成都市红牌楼出土，四川博物院藏。通体饰青绿色釉，口唇和足端刮釉，釉层玻璃质感较强，开竖长条状的纹片及细碎裂纹。这种丰肩、弧腹、束胫的器物在明代较为流行。
左：青釉鬲式炉（明）首都博物馆藏；中：青釉印花福寿瓶（明）四川博物院藏。器身满印牡丹花叶纹，腹部两面阳印如意形开光，开光内分别印有“福”、“寿”二字，这种装饰传统在南宋末年的龙泉窑产品中即有使用。瓶口沿和圈足部位印一周菱格纹；右：青釉八卦纹三足炉（明）北京市海淀区清河出土，首都博物馆藏。
青釉龙凤纹瓶（明）首都博物馆藏
青釉花卉纹盖罐（明）北京市朝阳区劲松出土，首都博物馆藏。
随着青花瓷日渐兴盛，青瓷也迎来它的落幕之时。失去了宋龙泉的梅子青、粉青那种柔和光润有如美玉的色调，代之以发黄闪绿的青色。虽然釉面薄而透明，光泽度强，但觉刺目。同时，釉下刻花的装饰更显浮华。而这一切也许都要归咎于明中后期，朝廷对于海上贸易的严密控制，使这依靠外销，名声斐然的青瓷品种最终没有逃脱衰落的命运。
青釉花卉纹盖罐（明）四川省成都市前进机器厂出土，四川博物院藏。龙泉窑自南宋时期开始烧制这种丰肩弧腹的大型盖罐。元明时期这一传统被发扬光大，装饰技法推陈出新。元代盖罐多雕刻窄长仰莲瓣纹于罐体一周；明代罐盖主要分荷叶边和圆边两种，多用刻花或剔地刻花的手法表现牡丹、荷花、菊花等花卉图案，下腹刻窄瓣仰莲纹。明时期龙泉窑盖罐多为拼接底：底部无底，另置盘、洗状坯件架接于底部，上釉烧成时釉结为一体。
青釉刻云鹤纹碗（明）北京市永定门外琉璃井出土，首都博物馆藏。
青瓷刻划缠枝莲花纹大墩碗（明洪武）浙江省龙泉市小梅镇大窑枫洞岩窑址出土，龙泉青瓷博物馆藏。
青瓷刻牡丹纹菱口盘（明洪武）浙江省龙泉市小梅镇大窑枫洞岩窑址出土，龙泉青瓷博物馆藏。枫洞岩窑址出土的洪武菱口大盘造型、尺寸、图案布局几乎一致，而盘心主题图案有折枝牡丹、折枝芙蓉、岁寒三友、洞石花卉等多种，同中有异，和谐统一。此类大盘还曾漂洋过海，土耳其托普卡帕宫就有相似藏品。此类龙泉大盘与景德镇御窑厂生产的洪武时期青花菱口大盘不论在造型、纹样、纹饰布局甚至尺寸方面都如出一辙，显然出自统一的“官样”。元明时期，龙泉窑、景德镇窑为适应近东伊斯兰地区穆斯林盛食物于大盘围坐而食的风俗，特制了数量众多的大盘。后渐为国人所喜爱。
青釉双环耳瓶（明）北京市昌平区霍家营出土，首都博物馆藏。
仿官窑贯耳瓶（明）首都博物馆藏。瓷器仿铜器是中国陶瓷艺术的一个传统题材，贯耳瓶是仿汉代青铜器投壶而制。南宋之后，龙泉窑应官家的需要生产仿官窑作品，可以推断出当时龙泉窑技艺水平已经与官窑相当。这件明代仿官窑贯耳瓶口部包金属扣，束颈，鼓腹，圈足略外撇，颈、肩部装饰弦纹两道，仍带有宋代遗风。
青釉双耳瓶（明）北京市海淀区大钟寺墓出土，首都博物馆藏。
青釉刻划缠枝莲纹莲花口折沿大盘（明初）传世品
左：青釉葵边大盘（明）传世品；右：青釉素身大盘（明初）传世品。
青釉莲瓣纹茶托（明）传世品
青釉贴塑婴戏葵口洗（明）传世品
青釉桃形水盂（明）传世品
青釉高足杯（明）传世品
青瓷刻花折枝牡丹纹小盘（明永乐）浙江省龙泉市小梅镇大窑枫洞岩窑址出土，龙泉青瓷博物馆藏。
“龙泉青瓷”被誉为青瓷之翘楚。不仅仅在于它跨越多个时代，是一个历史悠久，窑址分布广泛的名窑，更在于龙泉青瓷将大自然优雅的青绿色融入晶莹的釉色里，这种温柔敦厚、委婉含蓄的青绿更符合古人对于崇尚清淡高逸的道德品质的追求。以玉比德，以玉喻色，“色清如玉”的龙泉青瓷是中国“道器并重”的典范之一。
此外，本次展览还在最后一部分选取了龙泉大窑枫洞岩遗址出土的数十件瓷器标本进行展示。它们是不起眼的碎片，没有完整器物优美的造型。正是它们残破的断面，让人直观看到胎体的颜色，釉层厚度，胎釉结合的情况，进而可以判断标本所在窑口的用料和工艺，成为研究龙泉窑的标本，是学者们眼中的瑰宝，也能让观众能够全方位看到龙泉窑的制作工艺。
本次展览将持续到2012年2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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