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
2月13日
日本汉学研究
冈仓天心的中国踏察与流失西方的中国艺术品
——以龙门石窟为中心
作者：周阅
摘 要：日本著名思想家和美术教育家冈仓天心一生多次到中国踏察古代美术，他不仅影响了整个日本明治时代对中国美术的认识，而且让西方世界了解到中国美术的辉煌灿烂。然而他对中国美术的研究和实地踏察所带来的结果，却又是极为复杂的。他是第一个考察龙门石窟的外国人，他使龙门石窟在海外声名远扬，但同时也遭遇了劫难。天心是连接中国与西方的一个重要通道。他的甄别和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20世纪以来美国博物馆对中国美术的判定标准，也深刻地影响了西方的东亚艺术品位。
关键词：冈仓天心 中国踏察 龙门石窟 波士顿美术馆
冈仓天心（1862—1913，以下简称天心），本名角藏，后更名觉三，日本著名思想家和美术教育家、中国美术研究家。他最早在日本历史上第一所，也是很长时间内唯一一所国立美术学校——东京美术学校讲授有关中国美术的课程。他关于中国美术史的叙述不仅影响了整个明治时代的日本对中国美术的认识，而且让西方世界了解到中国美术的辉煌灿烂，而他对中国美术的研究和实地踏察所带来的结果，却又是极为复杂的。
冈仓天心 (Okakura Tenshin 1862-1913)
一、首次的中国之旅
天心一生五次到过中国，前四次为考察旅行，最后一次是路过。第一次：1893年7—12月，考察以佛教艺术为中心的中国古代美术，写有《中国旅行日志（明治二十六年）》及《中国行杂缀》。第二次：1906年10月至1907年2月，以波士顿美术馆中国·日本部顾问的身份帮助搜集、购买中国艺术品，写有《中国旅行日志（明治三十九～四十年）》。第三次：1908年6—7月，在视察欧洲回国途中顺路踏访了沈阳、天津、北京。第四次：1912年5—6月，帮助波士顿美术馆购买中国古代美术品，写有《九州·中国旅行日志（明治四十五年）》及《近期收集之中日艺术品展览》（Exhibition of Recent Acquisitions in Chinese and Japanese Arts）。第五次：1912年8月从日本前往印度途中经过上海和香港。
天心初次踏察中国的全部经费由管辖帝国博物馆的日本宫内省提供，他先后踏访了天津、北京、洛阳（龙门石窟）、西安、成都、重庆、汉口、上海等地，于12月返回日本神户。根据天心在《中国行杂缀》中的统计，共跨越直隶、河南、陕西、四川、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苏共计9省，旅程1.4万余里，历经140天。其旅行日记，不仅是中国古代美术考察的忠实记录，同时也成为了解19世纪末期清王朝社会样态的宝贵资料。
天心在北京逗留了半月余，居住在位于崇文门内东交民巷的北京饭店，因为这里与日本公使馆相邻。在京期间他雇用三轮高三郎做翻译，以日本公使馆为中心参观考察了周边地区，逛遍了所有能去的古董店。天心在中国的古董商店往往只是询价而不买，原因有二，一是普通的艺术品难入他的法眼，二是他发现古董店里充斥着赝品。天心在旅行日志和笔记中多次记录下看到的赝品，如8月20日他去了琉璃厂，日记中有“得《空同集》，书画皆是赝品”。这说明天心具备相当的中国古代美术的鉴别知识。
尽管天心是以官方身份来到中国，但此次旅行不仅十分危险，而且充满艰辛。当时中国社会动荡，治安混乱，盗抢频发，加之正值甲午战争爆发之前，日本人普遍遭到中国人蔑视，为了人身安全，天心藏上有假发的帽子，改穿普通中国人的服装。天心一路都遭受臭虫困扰，不得安眠，日记中经常有半夜掀被翻枕捉虫十数只的记录。从天津走水路前往北京途中还遇到老鼠咬断舟绳的情况。乘坐马车时，由于道路坑洼而不停地“前后左右摇晃，不习惯的旅客马上就会引起头疼，难免痛苦异常”，有时车轮陷于泥中，“仿佛地狱之车”。时值盛夏8月，一方面，暴雨引发洪水泛滥，两岸房屋被冲毁，甚至连坟茔也被冲散；另一方面天气炎热异常，天心的日记中时有气温的记录以及疲惫至极的感叹。稻贺繁美认为，在这种状况下长达140天的中国之行“可以说是破天荒的旅行”。
但即使在如此恶劣的条件下，天心仍兴味盎然地考察沿途的寺庙、佛像、石碑等古迹，因为他踏访中国最重要的目的，就是亲眼观赏比他在日本所见更多的中国古代艺术品。为此天心经常凌晨三四点起身，四五点即出发考察，甚至有2点半起床的情况。天心在困顿疲惫之中还不时寄古怀今，如：从北京出发前往开封途中，8月27日经傍晚过易水时，他咏汉诗一首：
秋风易水酒荒凉，醉发冲冠遗恨长。
燕赵侠徒作何事，空将匕首胁秦王。
该诗出典《史记·刺客列传》，天心在渡过易水时想起荆轲刺秦王的场面。他有极深厚的中国古代历史文化修养，通诗律，晓古文。9月18日他在洛阳为随行的三轮高三郎祝贺28岁生日时，信手拈来一联：“五湖云水范蠡棹，千里风沙祖狄鞭。”上下两句各用一典：上句援引中国古代范蠡作五湖游的掌故，下句以《晋书》中“祖逖先鞭”的典故激励年轻的三轮君努力进取。其中国文化修养潜在而有力地支撑了他对中国美术的考察、研究和宣传。
二、龙门石窟的“大发现”
9月19日，天心迎来了他首次中国之旅的里程碑。这天，他“由河南府出发至龙门山”，在“预想之外的地方突然获得了他访问中国的最大收获。他造访了洛阳郊外的佛教遗迹龙门，终于得以一览传递着古代亚洲文化气息的众多石佛”。实际上在踏访龙门前，天心已知该处有石佛，但当龙门石窟真正出现在眼前，他被雄伟精美、绵延千米的佛像群彻底折服。当他看到“诸佛数十体均三四尺到一丈”，不由发出感叹：“实为唐时之奇观！”及至天已薄暮而不得不离开洞窟时，仍心中念念：此处“他日考古之人必值得一登，我亦欲再来”。龙门石窟自北魏孝文帝时期开始开凿，历经400年的精心营造，与莫高窟、云冈石窟、麦积山石窟并称“中国四大石窟”。
天心以兴奋的心情让同行的年轻助手早崎稉吉拍摄了大量照片。早崎稉吉是天心担任校长的东京美术学校的第一届毕业生，天心为了此行特意让当时年仅19岁的早崎稉吉学习汉语和摄影。后来，早崎稉吉又于1899年8月至翌年1月再度到中国研究古代美术，1903年还曾接受中国政府聘任，先后在陕西省的三原高等学堂和陕西武备学堂担任教习，这期间受东京帝国博物馆委托调查中国古代美术，拍摄了龙门石窟等地的照片。如今保存在日本五浦美术馆等处的很多中国古代美术品的照片都是早崎稉吉拍摄的。实际上，冈仓前三次的中国之行都有早崎稉吉同行。“不难想象，对于冈仓的中国调查、美术品收集来说，早崎都是不可或缺的。”
据天心《中国行杂缀·中国旅行讲演笔记》可知，他与早崎稉吉重点拍摄了宾阳洞。宾阳洞是龙门石窟中极为富丽堂皇的一组洞窟，《魏书·释老志》中对其开凿有记载，是北魏宣武帝为其父母孝文帝和文昭皇太后所造，前后耗费24年。宾阳洞典型地体现了佛教艺术传入中国后，在中原地区形成的融合了汉化风格的新样式，是中国古代雕刻艺术的杰作，在早期石窟中具有标志性意义。天心赞叹道：“此洞……当为武梁祠以后美术历史上最为重要者。”天心对宾阳洞的情有独钟，也充分反映出他的独具慧眼。
现龙门石窟宾阳洞中洞
宾阳洞分北洞、中洞和南洞（天心记述为“北洞、鸟佛师、南洞”）。宾阳中洞是一座三世佛窟，洞口内壁两侧均有上下四层的浮雕：最上层是“维摩变”；第二层是“佛本生”故事；第三层是著名的“帝后礼佛图”，体量最大；最下层是“十神王”。“帝后礼佛图”由“孝文帝礼佛图”和“文昭皇后礼佛图”两组浮雕组成，分别刻画孝文帝和文昭皇后在侍从簇拥下列队礼佛的场景。两组浮雕人物众多，栩栩如生，仪仗道具、衣冠服饰雕刻精美，不仅在佛教美领域极具艺术价值，而且在孝文帝推行汉化政策等历史研究领域亦极具资料价值。遗憾的是，两组浮雕现在都流失海外，分别藏于美国纽约的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和美国堪萨斯的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这一后果的造成，与天心的中国踏察辗转相关。
天心回国后，将其团队拍摄的照片制作成幻灯，在多次演讲中进行展示。此时，欧美对龙门石窟尚不知晓，天心用英文撰写了有“世纪大发现”之称的龙门石窟的考察报告，并附上照片，使西方第一次知道龙门石窟的存在。
三、西方的掠夺潮
由于天心的工作，龙门石窟很快在海外声名远扬，并迅速吸引了西方的探险家、收藏家、汉学家，乃至一些并非出于艺术与学术之关心的古董商和文物贩子。比如，翻译了《史记》的法国著名汉学家爱德华·沙畹就于1907年带着摄影师慕名来到中国，获取了龙门石窟和云冈石窟的大量图文资料，并于2年后在巴黎出版了《华北考古图录》（Mission Archéologique dans la Chine Septentrional）。沙畹在龙门石窟一地就停留12天，详细地进行勘察、测量、拍照和拓印，使《华北考古图录》得以收录了118幅龙门石窟的图片。
沙畹的著作和影像资料又进一步刺激了更多的人开始对龙门石窟进行大肆盗凿和掠夺。美国著名的探险家和考古学者兰登·华尔纳就是其中之一。华尔纳是较早踏察云冈石窟的西方人之一，同时也是敦煌文物的破坏者，美国好莱坞电影《夺宝奇兵》就是以他为原型拍摄的。
兰登·华尔纳（Landon·Warner 1881-1955）
华尔纳1903年毕业于哈佛大学，1906年留学日本，专攻佛教美术。值得一提的是，华尔纳的老师正是天心，无论是日本时代还是美国时代，华尔纳一直尊称天心为“先生”，写信时抬头是“亲爱的老师”，落款则是“阁下的顺从的部下”。1913年华尔纳在哈佛大学开设了东方艺术课程，是美国第一次也是当时唯一的介绍中国艺术的课程，他曾先后担任宾夕法尼亚州艺术博物馆（今费城博物馆）馆长和哈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馆东方艺术研究员，著有《在中国漫长的古道上》（The Long Old Road in China）。华尔纳在1923年来到中国敦煌，以胶水和布匹为工具，用极其原始、粗暴的方式剥离、揭取了莫高窟的大量唐代壁画，并盗走了唐代彩塑菩萨像等文物。去敦煌之前，早在华尔纳就已经于1914年5月去了龙门石窟，而在去龙门石窟之前，就先从天心和沙畹等人的资料中看到了龙门石窟的照片，他被两组“帝后礼佛图”深深吸引：
你可以看到古代中国雕塑在全盛时期的样子。请留意那些礼佛人物——它们的构图与罗马万神庙的装饰雕刻一样好，至于那些浮雕的线条，我认为它们也毫不逊色……先生（冈仓天心）认为它们非常重要。西方应该能够接触到那座顶级中国雕塑宝库，那是一座尚未开放的万神殿，堪称整座雅典卫城，等待着人们去学习研究。
由此可以看出，第一，华尔纳对龙门石窟的“帝后礼佛图”评价极高，将其与世界级遗产罗马万神庙、雅典卫城相提并论；第二，天心的观点对华约纳有影响，因此他才为了强调龙门石窟的重要性而搬出天心的看法；第三，当时龙门石窟尚未为世界所知；第四，华尔纳认为龙门石窟有研究价值。
不幸的是，受到以天心为发端的一系列图文资料吸引而垂涎三尺的，大有人在。从美国到欧洲，这些资料已成为西方买家按图索骥的依据，文物市场的刺激又进一步使得对中国佛教美术遗迹破坏性的盗掘活动更加猖獗。以至于伦敦《泰晤士报》在1914年5月2日发表社论，反对肆意破坏和掠夺中国的历史艺术遗存。华尔纳初次造访龙门石窟，正与《泰晤士报》的这篇社论同年同月。一方面，他的亲眼所见印证了此前从照片上获得的信息：“总的来说，龙门石窟令人难以置信。在我看来，我们所熟知的那组女士浮雕人物像，是中国艺术的最佳之作。我所见过的东西，都无法与其媲美。”这里的“女士浮雕人物像”就是“文昭皇后礼佛图”，从华尔纳“我们所熟知的”这一措辞可以明显看出他在亲眼见到实物之前已经对此有了充分的了解。但另一方面，华尔纳也看到了现实中龙门石窟的惨状：“龙门石窟最近遭受的破坏，如我们听说的一样糟糕，随处可见被打掉雕塑头像的新茬儿。有的雕像被蓄意挖出，有的被士兵随意敲落……那种场面惨不忍睹，几乎使人感到恶心。”实际上，华尔纳早就清醒地意识到，“欧洲的古董商们已向他们在中国的代理标注了龙门石窟的照片。代理们正根据订货，委托当地的石匠偷盗雕像。”他甚至担心自己附有照片的关于中国文物的著述也会造成同样的后果。他说：“那种事情，将会极度伤害我的良心。”
讽刺的是，华尔纳的“担心”恰在他的高足普爱伦手里成了现实。普爱伦早年曾跟随华尔纳来到中国，参与盗窃敦煌壁画，后长期担任纽约大都会博物馆亚洲部部长，大都会博物馆早期收藏的很多重要佛像、青铜器均是在其指导下购入，他还撰著了《大都会博物馆藏中国雕塑》（Chinese Sculpture in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普爱伦在 北京期间居住在王府井附近的大甜水井胡同，经常出入北京的古玩市场，与中国美术界人士亦多有交往。张大千曾于1959年创作册页题赠普爱伦，有亲笔书写的签条曰：“普爱伦先生法教张大千。”1934年，普爱伦与北京古董商人岳彬签订了秘密合同，决定购买《帝后礼佛图》。这份合同给“帝后礼佛图”带来了灭顶之灾。岳彬靠倒卖文物发家，曾是北京古玩界的巨商，在琉璃厂开有“彬记”古董店。他买通了洛阳当地势力，找人将“帝后礼佛图”敲碎后装袋偷运到北京，再找人拼接复原。但由于浮雕被凿得过于支离破碎，已难复原，他又请人将难以复原的部分进行复制。因此，如今在美国两家博物馆展出的“帝后礼佛图”已非龙门原貌。1952年，岳彬因盗卖国宝被捕入狱，被判死刑，缓期2年执行，1954年病死狱中。直到岳彬被捕时，他院内仍堆着“帝后礼佛图”的碎片。
（北魏）龙门石窟《帝后礼佛图》局部
美国纽约市艺术博物馆藏
中国佛教艺术的绝世精品就这样毁于一旦，而这一切都是在天心死后发生的。天心一定不曾想到，当年他指挥爱徒早崎稉吉拍的那些珍贵照片，会给他钟爱的龙门石窟带来如此劫难。他更不会想到，劫难的直接祸首，竟是自己学生的学生。
四、波士顿美术馆的中国美术收藏
1904年，天心赴任美国波士顿美术馆，从此将他人生最后10年倾注到建构该馆东亚美术收藏的事业中。波士顿美术馆筹建于1870年，在1876年7月4日美国独立100周年纪念日向公众开放。这一时期，恰逢美国分别于1876年在费城，1893年在芝加哥举办万国博览会，以此为契机，引起了19世纪末以降美国的美术馆和美术品收藏家对东亚美术的广泛关注。但当时对东亚美术拥有知识与鉴赏眼光者寥寥，收藏对象也主要是一些陶瓷器或“中国风格”（chinoiserie）的装饰品。真正有艺术水准的中国美术收藏，始自天心。
由于波士顿与日本一直有着密切的贸易和文化往来，在该馆最初设立的3个部门中就有“日本美术部”（1903年改为“日本·中国美术部”，现称“东方部”）。“日本美术部”第一任部长是天心在东京帝国大学的老师费诺罗萨。费诺罗萨是美国著名的东亚美术史家，毕业于哈佛大学哲学系，1878年受明治政府邀请赴日执教，他在日本全盘西化的浪潮中，致力于研究和宣传东方传统艺术无可替代的价值，曾因为痴迷佛教美术而放弃基督教改信佛教，著有《中日艺术源流》（Epochs of Chinese ＆ Japanese art，an Outline History of East Asiatic Design，vols. I＆II）。天心正是在费诺罗萨的引荐下于1905年成为“中国·日本美术部”顾问，1910年被任命为“中国·日本美术部”部长。天心在任期间的一个重大决定是，“把收集的轴心从高涨的日本美术转向中国美术”，这一决策使中国美术成为波士顿美术馆的重点收藏对象。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天心主张一定要收藏中国顶级且最重要的文物，只有这样才能让西方了解中国美术的精华。华尔纳正是从天心赴任的1904年起，开始在波士顿美术馆当艺术学徒，这期间受到天心艺术趣味的极大影响，而且也“正是华尔纳在波士顿美术馆工作期间，该馆征集了北美洲最好的亚洲艺术藏品。那批藏品使华尔纳两个最强烈的兴趣脱颖而出——日本艺术和佛教艺术”。华尔纳日后对龙门石窟和敦煌壁画的染指就与此相关。
天心多方努力获取预算，这些预算一方面用于高质量藏品的收购与修复保存，另一方面用于举办展览。值得一提的是，他还配合展览发行出版物对展品进行评点介绍，使参观者不是走马观花，而是能够获得东方美术的知识。此外，天心还举办教育活动以促进人们对东方美术的理解，他一直坚持这一“保存、陈列、解说、一般教育”的办馆方针。天心非常重视美国在东西方艺术交流中的位置，他“把美国比喻为'东洋与西洋之间的家’，向美术馆说明建立优秀的馆藏对于'东洋与西洋相互之间更为良好的理解’是有意义的。这成为冈仓经营理念的核心，决定了美术馆收购资金的筹措”。天心以“中国·日本特别基金”为波士顿美术馆购入了中国美术的顶级藏品——包括唐、宋、元绘画等在内。至今该馆仍以收藏东方艺术品著称，藏有中国和日本绘画5000余幅。这些珍贵馆藏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天心的慧眼，而其慧眼又源于他对中国美术的系统知识，以及对中国历史文化的深厚修养。
1913年天心去世后，波士顿美术博物馆专门为他建立了一个纪念展室。美国著名收藏家、哈佛教授兼波士顿美术馆赞助人丹曼·罗斯将他在巴黎文物商店购得的一尊出土于洛阳白马寺的石佛造像捐赠给了波士顿美术馆，因为这是天心倾心之物。1906年天心第二次到中国时，在白马寺的庭院里看到这尊半埋于泥土中的大型佛像，立刻感受到尘泥掩藏不住的精美，于是想要购买，但无奈被拒，此后一直对这尊石佛念念不忘。这尊石佛经历了漫长的颠沛流离，最终在天心倾注心血打造的博物馆接受世人的景仰膜拜。
在波士顿美术馆中国馆的大厅里，还有一件中国人参观时的必看之物——晚清书画家吴昌硕题写的匾额“与古为徒”。其实，这也是天心带来的馆藏。天心在中国旅行期间结识了吴昌硕，吴昌硕对天心倾力收藏中国艺术品的努力十分感佩，在1912年为当时天心供职的波士顿美术馆题写了这块匾额，题记曰：“波士敦府博物馆藏吾国古铜器及名书画甚多，巨观也。好古之心，中外一致，由此以推仁义道德，亦岂有异哉，故摘此四字题之。”“与古为徒”语出《庄子·人世间》，吴昌硕或是知晓天心对中国道家思想的崇敬才题写了此句。
结语
在天心眼中，中国美术不仅具有自身的艺术价值，而且对于理解日本美术亦具重要意义。他初次踏访中国之时，就主张“必须对中国大力开展研究”，其原因在于中国的“价值：规模之大；人民之大，忍耐力；购买力之大；与日本的关系”。对日本来说，中国是“既近且远的国家”。天心未到中国之前就已亲眼观看了大量流传到日本的中国美术品真迹。在1889年东京美术学校开始正式招生之时，天心购入中国南宋张思恭的《罗汉图》以资纪念。此举充分折射出他对中国美术以及对中日美术关系的重视。天心对中国美术的欣赏是基于他自身的美术史观，他对中国美术的重视亦包含其自身的诉求。天心自觉借助“美术”这一方法昭示东洋的一体性（oneness）——恰如他用英文撰写的名著《东洋的理想》（Ideals of the East：The Spirit of Japanese Art）中，开篇第一句所宣示的那样：“亚洲是一体的。”（Asia is one.）
天心面向西方世界拉开了中国古代美术巨大而沉重的幕布，让西方看到了古老中国精彩绝伦的艺术，但同时也在无形中助长了对中国美术文物的掠夺。而这一后果的造成，实际上也与中国自身当时的混乱状况密切相关。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尚未形成保护艺术古迹的观念，华尔纳在第二次考察龙门石窟的报告中就记录，“政府官员仍有把龙门石窟珍宝当礼物送给外国显贵和游客的习惯”，他“对此感到悲哀”。长期在中国经商的爱尔兰裔英籍商人乔治·克罗夫茨在为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工作期间，从一个古董商处看到一尊龙门石窟的石佛头像，他感到这尊头像被偷运出中国很令人羞耻，于是将其买下并送还给了20世纪30年代的国民政府，但后来竟然再次看到这尊头像待估于古董市场，而这次他买下之后把头像留给了博物馆。从另一角度来看，“正是由于那些文物出现在西方收藏中，才推动了当今文物保护者们的倡议。”这也恰是历史的吊诡与讽刺。
当然，西方世界对于中国古代美术的重视，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财富的增长、科技的进步、考古学的推进，以及对东方艺术的兴趣等一系列经济、政治、历史、文化的复杂因素而来的。在这一过程中，天心成为连接中国与西方的重要通道。他的甄别和选择，很大程度上左右了20世纪以来美国博物馆对中国美术品的判定标准，也深刻影响了西方的东亚艺术品位。
本文作者：北京语言大学 周阅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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