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里头,本是一个地处中原腹地洛阳平原的普通村庄的名字。和中国千千万万个村落名一样,她朴素得不能再朴素。但就在她的身后,在绿油油的麦田下,却隐藏着3000多年前华夏民族的一段辉煌的历史,这段历史也被其后人遗忘了3000多年,直到50年前她进入了考古工作者的视野,才从此跻身于中华文明史乃至世界文明史的殿堂。我们也由此知道,在数千年华夏史前文化积淀的基础上,这里产生了最早的“中国”。
在古代中国,“国”字的含义是“城”或“邦”。从字形上可以看出,一个邦国是以都城为中心而与四域的农村结合在一起的,它又是以都城的存在为标志的。“中国”即“中央之城”或“中央之邦”。“中国”一词出现后,仅在古代中国就衍生出多种含义,如王国都城及京畿地区、中原地区、国内或内陆、诸夏族居地乃至华夏国家等。“中国”成为具有近代国家概念的正式名称,始于“中华民国”,是它的简称,英文为CHINA;现在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简称。
其中,最接近“中国”一词本来意义的是“王国都城及京畿地区”,那里是王权国家的权力中心之所在,已形成具有向心力和辐射性的强势文化“磁场”。其地理位置居中,有地利之便,因此又称为“国中”、“土中”或“中原”。从这个意义讲,“中国”的出现与东亚大陆最早的王权国家(或王朝)的形成是同步的。
应当指出的是,早期国家在空间上是由若干“点”组成的,这些不同等级的聚居点以中心城市为中心形成统治网络,现代观念中划定边境线的国界的概念,那时还不存在。最早的“中国”也仅是指在群雄竞起的过程中兴起的王国都城,以及以都城为中心的社会政治实体所处的地域,尤其是它的中心区域。其后,随着东亚大陆由王国时代进入帝国时代,随着历代王朝政治版图的扩大,“中国”一词作为地域、文化和政治疆域概念,它的内涵也经历了不断扩大和变化的过程。同时,它的由来也逐渐不为人知,人们往往知“中国”而不知最早的“中国”在何处,它是如何崛起的,又有过怎样的辉煌。
为西周王朝所青睐,被认为是“天下之中”而营建东都的洛阳盆地,在长达2000余年的时间里,先后有十余个王朝建都于此。司马迁的《史记》中即有“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的记载(《史记·封禅书》);其后,又有东汉、曹魏、西晋、北魏、隋、唐等朝代在此营建都邑。这在世界文明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其中,二里头遗址就是洛阳盆地这一最早的“中国”区域内的最早的一座大型都邑。
开创纪元——由“多元邦国”到“一体王朝”
二里头遗址位于洛阳盆地东部的偃师市境内,遗址上最为丰富的文化遗存属二里头文化,其时代约为距今3800~3500年,相当于古代文献中的夏、商王朝时期。著名的“二里头文化”即由此而得名。
其中,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是王国即早期王朝的诞生。这时的社会多个层次并存,既有地处中原的王国,也有周边的邦国(它们与王国有从属、半从属或同盟的关系,有的时服时叛。相对于中央王国,它们或可称为“方国”),还有尚未发展为邦国的酋邦一类“复杂社会”,甚至平等的氏族部落社会。从这个意义上讲,作为较邦国更高一级的文明形态,王国中可能还包含着方国等政治实体,因此也可以通俗地被形容为“国上之国”。因此,包含“中央”、“中心”、“王都”、“京畿”等含意在内的“中国”的概念,也就不可能上溯到小国寡民的“邦国时代”,它应当是与最早的王朝,也即“中央王国”同时出现的。
最近,瑞典东方古物博物馆推出的以中国史前彩陶为中心的展览,名为《中国之前的中国》(China before China)。这一展名的含义是“借以展示生活在今日中国这块土地上的远古人们的丰富多彩的文化创造力,这是发生在中国这个国家成立或说定了名称数千年之前的事”。这与我们对“中国”的理解是一致的。
当然,这并不是说“满天星斗”般的多中心状况就此宣告终结,二里头文化时期也呈现出多元的文化态势。但二里头文化的社会与文化发达程度,以及前所未有的强势辐射态势,使其当之无愧地成为这一时代的标志性文化。由于二里头文化开创性的历史意义,我们称二里头文化所处的时代为“二里头时代”(目前的考古学与文献史学研究的进展,尚不足以支持以夏王朝的史迹为核心内容的“夏文化”以及“夏代”的最终确立。这里仍暂时依照考古学的惯例,用具有典型性的考古学文化来命名这一时代)。二里头时代的二里头都邑,就是当时的“中央之邦”;二里头文化所处的洛阳盆地乃至中原地区,就是最早的“中国”。
作为世界几大原生文明发祥地之一的东亚大陆,只是到了二里头时代,才正式拥有了可以与其他文明古国相提并论的文明实体。二里头文化与后来的商周文明一道,构成华夏早期文明的主流,确立了以礼乐文化为根本的华夏文明的基本特质。因此可以说,二里头时代的出现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
一点一面:最早“中国”的两大特质
这里发现了——
最早的城市干道网
最早的宫城(后世宫城直至明清“紫禁城”的源头)
最早的中轴线布局的宫殿建筑群(都邑与建筑上的王权表征)
最早的青铜礼乐器群(华夏青铜文明之肇始)
最早的青铜近战兵器
最早的青铜器铸造作坊
最早的绿松石器作坊
最早的使用双轮车的证据
最早的具有明确城市规划的大型都邑
此外,大型“四合院”建筑、玉质礼器、各类龙形象文物、白陶和原始瓷的发现,以及骨卜的习俗、鼎鬲文化的合流等等,都是“中国”元素的大汇聚。
东亚最早的“核心文化”
与早于它的众多的史前文化相比,二里头文化的分布范围首次突破了地理单元的制约,几乎分布于整个黄河中游地区。其文化因素向四围辐射的范围更远大于此,北达燕山以北,南至由东南沿海到成都平原的整个长江流域,东及豫鲁交界,西到甘青高原一带(详后)。
鉴于上述,我们可以说,二里头遗址是迄今所知中国最早的广域王权国家的都城;而在当时文化发展程度最高的二里头文化,则成为东亚地区各族团在走向社会复杂化进程中第一支遥遥领先的核心文化。
20世纪初叶,甲骨文的发现与释读,证明《史记·殷本纪》所记载的商王朝的事迹为信史。这给了中国学术界以极大的鼓舞。王国维先生本人即颇为乐观地推论到:“由殷周世系之确实,因之推想夏后氏世系之确实,此又当然之事也。”由《史记·殷本纪》被证明为信史,推断《史记·夏本纪》及先秦文献中关于夏王朝的记载也应属史实,进而相信夏王朝的存在。这一推论成为国内学术界的基本共识,也是夏文化探索的前提之所在。
丰富的文献典籍理所当然地成为中国第一代考古学家开展最初的田野工作的问路石。
中国学者独立进行的最早的田野考古活动,是1926年李济在山西夏县西阴村的发掘,其契机是循着文献记载寻找夏王朝的遗迹。由中国政府出资和组织的第一次大规模发掘,是始于1928年的河南安阳殷墟发掘,其目的是循着文献记载与甲骨文确认商王朝的遗迹。
殷墟发掘的主持人、被称为“中国考古学之父”的李济先生在上世纪30年代即指出:“殷商以前仰韶以后黄河流域一定尚有一种青铜文化,等于欧洲青铜文化的早中二期,即中国传统历史的夏及商的前期。这个文化埋藏在什么地方,固然尚待考古学家的发现;但对于它的存在,我们根据我们考虑各方面事实的结果,却可以抱十分的信心。”这一预言在20年后果真应验了。
徐旭生先生是20世纪前半叶活跃于学界的著名古史学家,国学功底深厚,又兼有留学法国的背景,学术视野开阔。他的代表作《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初版于1943年,在学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该书在其后的数十年中多次重印。进入50年代,为从考古学上探索夏王朝,身为中国科学院(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的徐旭生,先把成书较早、可信度较高的上古文献中关于夏王朝都城和主要活动地域的记载加以排比梳理,指出最有可能找到夏文化遗存的有两个区域:“第一是河南中部的洛阳平原及其附近……第二是山西西南部汾水下游一带”。以此为线索,1959年夏,他以70多岁的高龄率队寻找“夏墟”,踏查了河南省登封、禹州、巩义、偃师等地的数处遗址。偃师二里头遗址的发现就是这次调查中最重要的收获。
作为中国文明与早期国家形成期的大型都邑遗存,二里头遗址的重要学术地位得到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公认。同时,二里头遗址地处古代文献所记载的夏王朝的中心区域,二里头文化的年代也大体在夏王朝的纪年范围内。因此,二里头遗址理所当然地成为探索夏文化和夏商王朝分界的关键性遗址。学者们在夏文化的探索上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呈现出百家争鸣的盛况,其参与人数和发表学说之多,历时日之长,讨论之热烈,都远超其他学术课题,为海内外学术界所瞩目。目前学术界倾向于认为它是夏王朝中晚期的都城之所在,也有人认为其主要遗存应属商王朝前期。二里头的王朝归属问题,至今应是一个待解之谜。
在东方季风区中,华北和华中的自然条件最好。华北地处黄河流域中下游,属于暖温带季风气候,年降雨量多在400~500毫米左右,为半干旱和半湿润地区。华中基本上属于长江流域,为亚热带季风气候,年降雨量达1000~1500毫米左右,而且水热同步,四季分明,是全球同纬度地区气候条件最好的地方。这两个地区都有漫长的冬季,食物比较匮乏,需要寻找能够长期储藏的食物资源以弥补冬季的不足。能够满足这个条件的只有某些可以栽培的野生谷物,华北有狗尾草和野生黍,可以培植为粟和黍;华中有普通野生稻,可以培植为栽培稻。因而这两个地区便成为旱地粟作农业和水田稻作农业起源的大温床。这两大农耕区的分界,大致在秦岭与淮河一线,延续至今。在新石器时代,这里逐步形成两大农业体系,聚落众多,人口稠密,这就为日后中国文明的起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再看看洛阳至郑州一带与黄河以北地域的关系。即使在整个黄河流域,洛阳至郑州一带也是屈指可数的可以安全地渡过黄河,维持安定的南北间交通的适宜之地。而且,在黄河以北,连绵的太行山脉由南至北纵向隔断华北地区,就中原与黄河以北的交通而言,有沿太行山脉东侧连接燕山南北一带的通道、沿其西侧的晋中盆地连接鄂尔多斯和内蒙古中南部的通道。中原恰好位于这两大通道的南端,是两者的交汇之地。
以黄河冲积平原相隔,中原也正位于以西的关中平原和以东的海岱地区之间,是与东西双方保持紧密的交通联系的重要孔道。向东由黄河、古济水、淮河可达黄河下游;向西由黄河、涧河河谷过三门峡、函谷关可达关中甚至更西的地区。
史前时期多数地域性文化所代表的社会组织,往往因适应单一的环境而建立在单一的农业基础之上。如长江下游地区良渚文化建基于稻作农业之上。有学者研究指出,这类文化适应当地生态环境和进化的程度越深,就越容易走进进化的“死胡同”。假如环境变迁或其他原因导致其基础发生动摇,这种社会就难以找到新的发展方向,也就极有可能因其脆弱性而走向衰退甚至崩溃。二里头的崛起与飞速发展,与这种模式恰好形成鲜明的对比,旱地作物与水田作物的互补,可以使其更大程度地适应自然环境的变化,从而因具有相对稳定的生业基础而大大增强了生命力。
两大自然和文化板块的结合部
如果您面前有一张彩色的中国地形图(参见图3-4),您会很自然地发现前述中国三个自然地理区域基本上是由三个大的色调来表现的,即青藏高寒区大体呈褐色、西北干旱区大体呈黄色,而东方季风区则大体呈绿色。其中,后二者的交界线由东北绵延斜下而至西南,划分出面向内陆和面向海洋的两大地理板块。
中国考古学泰斗苏秉琦教授指出:东亚大陆面向内陆的部分,多出彩陶和细石器;面向海洋的部分则主要是黑陶、几何印纹陶、有段和有肩石器的分布区域,民俗方面还有拔牙的习俗。笔者在早年梳理中国史前时期瓮棺葬的材料时,也发现面向内陆的部分,瓮棺葬较多见;而面向海洋的部分瓮棺葬则极罕见。
美国学者吉德炜教授也把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划分为两个大的文化共同体,即中国西北部和中原地区的西部为一个共同体;东部沿海和中原地区的东部为另一个共同体。他把这两个文化共同体称为西北部文化圈和东部沿海(或东部)文化圈,认为两大文化圈之间在技术和审美的若干方面表现出极大的差异,并指出两个大文化共同体的相互影响具有重要意义。
无论从地理和文化上看,中原都处于两大板块的交汇地带。
新石器时代的东亚大陆广大地域,曾普遍使用过两种三足炊器,即实足的鼎和空足的鬲。因而曾有学者把中国古文化称为“鼎鬲文化”。鼎分布于海岱地区、长江中下游,以及中原地区的东部和南部;鬲则分布于整个华北西北部、中原地区的北部和西部。从宏观上看,两者的交错区域正好位于洛阳至郑州一带,这也正是东亚大陆面向内陆和面向海洋两大文化系统的交汇地。二里头文化先盛行用鼎,后亦用鬲,鼎鬲共存,暗寓着面向内陆的鬲文化和面向海洋的鼎文化的碰撞与融合。高度兴盛的王朝文明正是这种碰撞和融合的产物。苏秉琦教授把黄河中游以汾、渭、伊、洛流域为中心的中原地区,称作“在中华民族形成过程中起到最重要的凝聚作用的一个熔炉”。
该区域的地貌大体可分为山地、丘陵、平原三大类型。盆地内南北高,中间低,略呈槽形。北部为邙山黄土丘陵,中部是呈三级阶地的伊、洛河冲积平原,南部为万安山低山丘陵和山前洪积冲积坡地。盆地呈东西狭长的椭圆形,地势自东向西倾斜,盆地内西部海拔150米左右,向东逐渐降至110余米。整个盆地的总面积逾1000平方公里。
盆地内是广袤的平原,地势平坦开阔,交通便利;气候温暖,物产丰茂。肥沃的冲积平原保证了农业生产的丰收,使之能够养活密集的人口。相对封闭的自然环境显然也有利于军事防卫,盆地周围山峦相交处的交通孔道上,历代设有多处关隘要塞,号称“东有成皋轩辕之险,西有降谷崤函之固”。因此,洛阳盆地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帝王建都之所。
有学者从生态环境的角度论述了洛阳盆地所具有的多重过渡性特征:气候方面,这里处于北亚热带向暖温带的过渡带;地形方面,这里处于二级阶梯向三级阶梯的过渡带;纬度方面,这里处于中纬度向高纬度的过渡带;经济文化类型方面,这里处于粟作农业和稻作农业的过渡带;文化传统方面,这里则是四方文化的辐辏之地。这些过渡性特征及其所具有的多重边缘效应(edge Effect),使洛阳盆地不仅具有多重的生态适宜性,而且具有很强的环境承载力,从而成为早期王朝建国立都的理想生境。
读世界文明史,常常会感觉良渚文明与埃及文明何其相似:单一的经济,基本封闭的地理环境,极少的对外交往,内部封闭而高度发达的祭祀政治。有学者认为,埃及文明的悲剧就在于它的纯洁性,正是这种纯洁性使得埃及文明很早就丧失了发展的动力,正是因为缺乏“文化杂交”,它很早就成为了文明进化道路上的“木乃伊”。从这一点上看,二里头文明则颇像美索不达米亚的两河文明,接受四方冲击的洗礼,在血与火中“涅槃”升华;同时也得四方之赐,东西南北文化因素的融合,成就其高度的发展和政治(处理共同体内外人与人间的关系)的成熟。只有具备了这种“杂交”之利,经历冲突、磨合和阵痛,才容易达致文明的高度。
二里头都邑创建之初,洛阳平原一带的风光也远不是今人站在当地能想象得出来的。那是一片被绿色覆盖着的大地。从那个时期的遗址中出土的植物花粉和动植物遗存看,山上是郁郁葱葱的森林,平原上的湿地随处可见。
现在流经二里头遗址北部的洛河河段,是始于汉魏时期“堰洛通槽”的水利工程使洛河故道逐渐淤塞而改道的。遗址现存范围的东缘、南缘、西缘大体接近于原始边缘,仅其北部遭到洛河河床的切割破坏。据现有资料分析,其北缘最大可能位于现洛河河床内,估计原聚落面积应在400万平方米左右。
从微地貌上看,二里头遗址似乎地处地势低下的河流下游近旁。查《偃师县志》,二里头遗址所在的伊、洛河间的“夹河”地区,历朝历代,洪涝灾害不断,按说并非理想的建都之地。到过二里头遗址的人,如果仅是参观了位于二里头村南的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驻地和宫殿区一带,也都认为它不过是坐落于平展的洛阳平原之上而已。但如果你站在遗址南面的伊洛河故道内眺望紧临河道的遗址,是可以用“仰望”来形容的。遗址范围内的海拔高度在119米左右,形成凸起的台地,以东南部和东部最高。遗址外围的海拔高度则为117~118米。据了解,整个遗址中心区的高地在新中国成立后历年平整土地的过程中,至少被削掉1米以上,说明以前遗址的海拔高度应当更高。
最早出现于二里头的,是仰韶文化晚期和随后的龙山文化早期的几个小聚落,它们仅沿古伊洛河北岸零星分布。在龙山文化聚落废毁后数百年,才有新的人群即二里头文化的秉持者(也可以把他们称为二里头人),于公元前1800年前后来此安营扎寨。在考古学家称为二里头一期的初期阶段,聚落面积就超过了100万平方米,似乎已发展成伊洛地区乃至更大区域的中心。如此迅速的人口集中只能解释为来自周边地区的人口迁徙。这一时期的出土遗物包括不少贵族用器,如白陶、象牙和绿松石制品,以及青铜工具,但由于晚期遗存对该期堆积的严重破坏,聚落的布局尚不清楚。
从第二期开始,聚落的面积已达300万平方米以上,宫殿区(约12万平方米)出现纵横交错的大路,兴建起了大型宫室建筑。宫殿区以南有围垣手工业作坊区,铸铜作坊和绿松石器作坊可能都已开始生产贵族用奢侈品。这表明二里头都邑从二期开始进入全盛期,其城市规划的大的格局已基本完成。
至考古学家称之为第三期的二里头文化晚期,这处都邑持续兴盛,由宫殿区、铸铜作坊及围垣作坊区等构成的总体城市布局一仍其旧。同时,也有若干新的变化。首先,沿四条大路内侧修筑起了面积达10.8万平方米的宫城。其次,宫城内新建起了两组带有明确中轴线规划的大型宫殿建筑群。这一布局昭示了更为严整的宫室制度的形成。此外,铸铜作坊开始生产作为礼器的青铜容器。
所有建于第三期的宫室建筑与宫城,绿松石器作坊、铸铜作坊及其外的围垣设施,以及四条垂直相交的大路都沿用到了二里头文化第四期,而且这一时期还在兴建新的大型建筑物。出土于第四期墓葬中的铜礼器在数量、种类和质量上都超过了以往。
没有证据表明二里头都邑毁于火灾或战争,但其具体的衰败原因与过程尚不得而知。这一庞大的中心城市最终在二里冈文化晚期沦为一般聚落,遗存仅见小型房址、灰坑、墓葬等,它们叠压或打破了二里头文化的宫殿基址。此后,聚落彻底废毁。
据花粉分析的结果,作为都邑的二里头遗址的环境经历了由森林与湿地较多向干燥的草原变化的过程。这应当与伴随王都建设、人口激增而带来的人为的环境破坏有一定的关联。
至东汉时期,这里是京郊的墓地(当时的都城在二里头遗址以西的汉魏洛阳城)与居住区,这一时期的文化堆积、墓葬和其他遗迹给二里头时期的遗存造成了很大的破坏。现在耸立在二里头考古队门前的高大的坟丘,就是东汉时期的一座高级贵族墓,地下尚保存有陵园建筑的基础。二里头到圪垱头村之间几个稍小的坟丘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被平毁而彻底消失。此后,这里成了周围几个村庄的耕地。
古代人口问题极为复杂,每人所持推算标准也不尽相同,有待进一步探讨。但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学者以不同的方法对二里头遗址当时人口数所作推算,并无太大的差异。如是,则二里头都邑当时的人口至少应在20000人以上。
整个遗址可以分为中心区和一般居住活动区两大部分。
中心区由宫殿区、围垣作坊区、祭祀活动区和若干贵族聚居区组成。
宫殿区的面积不小于12万平方米,其外围有垂直相交的大道,晚期筑有宫城。大型宫殿建筑基址仅见于这一区域。
贵族聚居区位于宫城周围。中小型夯土建筑基址和贵族墓葬主要发现于这些区域。其中宫城东北和宫城以北,是贵族墓葬最为集中的两个区域。这一带还曾发现与制做骨器的作坊有关的遗存。
绿松石器制造作坊和铸铜作坊都位于宫殿区以南。目前已发现了可能把它们圈围起来的夯土墙。这一有围墙圈护的作坊区应是二里头都邑的官营手工业区。
祭祀活动区位于宫殿区以北和西北一带。这里集中分布着一些可能与宗教祭祀有关的建筑、墓葬和其他遗迹。就目前已经掌握的情况看,其东西连绵约二三百米。
近年来,我们通过勘探发掘,在位于中心区的宫殿区的外围,找到了纵横交错的二里头都邑的主干道网。已发现的四条大路垂直相交,宽阔整洁。其走向与1、2号宫殿基址围墙的方向基本一致,东西向者约东偏北6度,南北向者约南偏东6度。这种方向定位在二里头遗址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发掘的同仁们将其概括为“二里头方向”。四条大路略呈井字形,显现出方正规矩的布局。保存最好的宫殿区东侧大路已知长度近700米。大路一般宽10余米,最宽处达20米。参加工作的同仁戏称其已达到现代公路四车道的标准。由发掘可知,这几条大道的使用时间均较长,由二里头文化早期沿用至最晚期。这一道路网既是交通孔道,又起着分割城市功能区的作用。如宫殿区与其南侧的官营作坊区即以东西向大路相隔。
大家都知道,考古学家最主要的工作是发掘。发掘又分为两种:一种是野外工作中对古代遗存的直接发掘;一种则是在前人已有的成果中进行再“发掘”,发现那些对今后的工作有益的线索。宫殿区的大路就是我们在二里头工作队以往的勘察记录中“发掘”出来的。
根据勘探记录,我队在上世纪70年代勘探发现2号宫殿基址的同时,就在其东侧探明了一条南北向大路,当时已追探出200余米,因麦田浇水而中止。20余年后,当笔者在已经发黄的记录和图纸中找到这一线索时,兴奋之情难以抑止,预感到这条大路是揭开二里头都邑宫殿区布局的一把钥匙。
新世纪之初,我们循此线索继续追探,短短的几天里不断向南北推进,最终确认这条大路的长度接近700米,路的北端被晚期堆积打断,向南伸进村庄,实际长度要更大。这一纵贯遗址中心区的大路给宫殿区布局的探索带来了曙光。在我们钻探的过程中,有老乡告知他家的地里小麦长得不好。根据田野考古的常识,这最有可能是因为地下有质地致密的夯土建筑基址,导致土壤结构异常所致。钻探结果又令我们大喜过望。阻碍地下水下渗的遗迹不是夯土建筑,而是坚实的路土,顺藤摸瓜地追探,居然是一条东西向的大路,向东延伸,与宫殿区东侧的南北向大路垂直交叉,主干道的“十字路口”找到了!最后,确认这条位于宫殿区北侧的大路长度达300余米。
这两条大路把早年发掘的1号、2号两座大型宫殿基址,以及钻探发现的几处规模较大的夯土建筑都围于其内,显然具有区划的作用。此后,我们乘胜追击,把探索宫殿区南侧大路的目光移到了1号宫殿基址以南,又找到了围绕宫殿区的第三条大路,以及宫殿区东南部的大“十字路口”。最后,在1号宫殿基址西墙外,确认了宫殿区西侧大路的存在。
已有的研究表明,作为权力中心的中国早期都城属于政治性城市,可以没有城墙(二里头遗址迄今为止尚未发现城墙,城墙的有无应取决于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战争的规模与性质乃至地理条件等多种因素),但绝不能没有规划性。规划性是中国古代城市的一个重要特征。二里头遗址在华夏早期文明形成过程中承前启后,二里头都邑规划性的判明,对于探索中国文明的源流具有重要的标尺性意义。就目前的认识而言,延续了三千多年的中国古代王朝都城的营建规制,是发端于二里头遗址的。
宫城围墙系用夯土版筑而成。宫城东北角保存完好,东、北城墙呈直角相交。宫城东墙上已发现门道2处。跨建于宫城南墙上的7号建筑(详后)可能是宫城正门的门塾遗迹。宫城始建于二里头文化早晚期之交,一直延用至二里头文化最末期。
此前可确认的我国最早的宫城遗迹,见于二里头遗址以东约6公里的偃师商城遗址,面积约4万平方米。二里头遗址宫城,则较其又提早了一个阶段。这座始建于距今约3700年以前的宫城形制方正规整,它和它所圈围起的大型宫殿建筑,构成整个都邑的核心。
著名的二里头1号、2号基址,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发掘的两座大型宫殿基址。通过分析,我们认为位于宫殿区东部的2号宫殿一带最有可能搞清防御设施的有无。勘探结果表明,2号宫殿东墙外侧紧临大路,大路以外只见有中小型建筑基址,因此可以肯定2号东墙及其外的大路即是宫殿区的东部边界。而二者之间已不可能有墙、壕之类防御设施存在。鉴于此,当时笔者做出了这样的推测:如果宫殿区围以垣墙,那么早已发现的2号宫殿基址的东墙有可能就是宫城城墙。
在二里头遗址这样持续兴盛数百年且遭后世严重破坏的大聚落上,用洛阳铲进行的钻孔勘探仅能提供些微线索,而无法摸清地下遗存的详细情况。对上述推断最简单的验证方法是,先揭开2号基址东北角,看看2米宽的宫殿东墙夯土是否继续向北延伸。
2003年春季,正当肆虐全国的“非典”来临之际,发掘工作按这一思路开始实施。当在新揭露的探方中,与2号宫殿东墙完全一致的条状夯土果真象上述推想那样向北笔直地延伸时,你可以想见一个考古工作者的暗喜。为什么只能暗喜呢?因为这还不能排除它是2号基址以北又一处院落的围墙。那就要看它在2号宫殿东南角以外是否也向南延伸。于是笔者又安排揭开2号基址东南角及其以南区域。当得知同样是2米宽的夯土墙继续向南延伸的时候,欣喜之情才溢于言表。于是我们又向北向南一路追探,并开探沟解剖加以确认。
此后,我们又乘胜追击,一举发现了保存完好的宫城东北角。至此,这座中国最早的宫城被揭露了出来。
它是宫城西路建筑群的核心建筑,使用时间基本和宫城相始终,也是二里头文化晚期。这是一座建立于大型夯土台基之上的复合建筑。建筑由主体殿堂、四围廊庑和围墙、宽阔的庭院和正门门塾等单元组成,规模宏大,结构复杂,布局谨严,主次分明。
如果你对10000平方米这个数据还没有一个形象的概念,那么可以把它和一个足球场的面积比较一下。国际标准足球场地的长度是105米,宽度为68米,总面积才7140平方米!当中国历史上史无前例的、如此大体量的建筑凸现于东亚大陆的地平线上,它的出现背景和象征意义,是可以想见的。
1号宫殿基址主体殿堂位于台基北部正中,凸出于台基面之上,东西长36米,南北宽25米,面积900平方米。殿堂坐北朝南,这是中国古代建筑最惯常的格局。它应当出于实际功用和象征意义两方面的原因。这样可以使建筑物最大程度地暴露在北半球明亮、温暖的阳光下。统治者面朝南方接受臣民的觐见,正符合孔子把有道之君比作北极星的政治理念(《论语·为政》:“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拱)之”)。
主殿南距大门约70米,堂前是平整宽阔的庭院,面积约5000平方米左右,可以容纳数千人甚至上万人。从院内向矗立在高高的台基上的主殿望去,想必会生发出一种敬畏的感觉。这样的设计,让人想到萧何为汉高祖刘邦建造未央宫时的思路,其理念是“天子四海为家,非壮丽无以重威,且无令后世有以加也”(《史记·高祖本纪》)。
1号宫殿正门在南庑的中部,对应主体殿堂。门址上残存的建筑遗迹有柱础和墙基,纵贯建筑有3条门道,宽约2.5~3米,门道上发现有安门的遗迹。门道外的路面向南倾斜延伸。3条门道将该建筑分为4部分,每部分各应有房间,古代称“塾”,即现在所谓“门房”。
宫殿外围是廊庑与围墙。其中北、东、南三面廊庑都有内、外廊,中间以木骨墙相隔,墙内外各有成排的廊柱,形成宽约3米的廊道。西庑则只有内廊而无外廊,廊道宽约6米。廊柱间距均为3米余。四周廊庑都可复原为两面坡的带顶回廊。
有学者推测,面积达10000平方米的1号宫殿基址,其夯土的土方总量达2万立方米以上。仅就夯筑这一项计算,如果每人每天夯筑0.1立方米的话,就需要20万个劳动日。也就是说,如果每天安排1000个劳力,也要200天才能完成。它的建筑工程应包括从设计、测量到下挖基槽、取土、运土、人工夯筑、垫石、筑墙到盖房等多种工序,再加上管理和后勤保障等多个环节,其所需劳动日当以数十万乃至百万计。这标志着资源集中、人力控制和行政组织的复杂化,是构成国家的重要条件。
主体殿堂位于2号宫殿庭院的北部正中,殿堂基址东西长约33米,南北宽约13米,较当时庭院地面略高。其上残留有木骨墙和廊柱柱础遗迹,可复原为面阔3间、四周有回廊的木构建筑。殿堂前有供上下出入用的台阶或坡道。殿旁有两个较大的烧土坑,可能与“燎祭”(用火烧燎牺牲、贡品的祭祀行为)或“庭燎”(燃柴照明)有关。主殿前庭院的面积近2000平方米。
庭院内发现有两处地下排水设施。一处位于庭院东北部,由11节陶水管连接而成,安装在预先挖好的沟槽内。另一处位于庭院的东南部,是一条用石板砌成的地下排水沟。
宫殿正门在南庑偏东处。根据其遗迹现象可复原为面阔3间、带有回廊、四坡屋顶的建筑。门道从中间穿堂而过,发现有用于安门的柱坑和柱础石。两侧的房间大概为门卫的值班室。
东、西墙内均有成排的廊柱,形成面向庭院的内廊。南庑则由中间木骨墙及内、外廊组成,可复原为中间起脊的两面坡式的屋顶。廊道宽3米左右。
2号宫殿规模虽不足1号宫殿的一半,但布局方正规整,注重对称,功能上或与1号宫殿有所不同,学者一般认为它应属宗庙建筑。它与1号宫殿同为二里头都邑宫室建筑的典型代表。
4号基址位于宫城东部、2号宫殿正前方。该基址可复原为一座由主殿、东西庑及庭院组成、宽逾50米的大型建筑。主殿建在夯土台基上面,东西长36米余,南北宽约12~13米,面积达460多平方米。台基南北两侧边缘各发现一排共13个柱础,基本上南北对应。其中南排为单柱,北排为双柱,后者可能是夯土木骨墙的墙柱。在台基北侧中部还发现有向北倾斜的土筑踏步遗迹。东庑建于主殿台基和宫城东墙之间。已知长度20余米,仍向南延伸。已发现呈曲尺状的木骨墙墙槽和其内的若干柱础,可复原为北面和东面筑墙、带有内廊的有顶建筑。
4号基址,有学者认为可能是专为举行某些特殊祭祖典礼的场所。
二里头文化晚期大型建筑基本数据比较(长度单位:米)
建筑编号 长×宽 面积 单排柱础数
1号基址主殿 30.4×11.4 358平方米 9
1号基址南门 28×13 364平方米 8
7号基址(宫城南门?) 31.5×(10.5~11) 339平方米 8(?)
2号基址主殿 (32.6~32.75)×(12.4~12.75) 412平方米 10
4号基址主殿 36.4×(12.6~13.1) 468平方米 13
其中,4号宫殿主殿台基的面积和柱础数均大于或多于其他建筑,建筑气势恢宏,暗示着该建筑的重要性。
现已查明,在宫殿区东部,宫城城墙兴建之前的二里头文化早期,就已存在大规模的建筑群。已进行了考古工作的3号基址长150米以上,宽50米左右,该宫殿至少由3进院落组成,已发掘的各庭院的西庑经统一规划。中院和南院内发现有成组的贵族墓和石砌渗水井等遗迹。
贵族墓呈东西向成排分布。墓室均为南北向竖穴,多数铺撒朱砂,使用木棺,出有铜器、玉器、漆器、白陶器、原始瓷器、绿松石器、陶器和成组蚌饰、海贝等。成组高规格贵族墓埋葬于宫殿院内的现象,对究明这一建筑的性质和二里头文化的葬俗具有重要的意义。
因该基址被2号、4号基址所叠压,不能全面揭露发掘,因此难以知其全貌。它早于1号、2号宫殿,但结构却相对复杂,规模庞大,是迄今为止可确认的二里头文化最早的大型建筑。这座基址可能也属于宗庙类建筑。
在古代中国,“祭”、“政”不分,或者可以说是祭政一体。这样的王权体制在古代东亚是长期存在的。它的规范就是“礼”。“礼”字本来写作“禮”,表示用“醴(酒)”来举行仪式。依《周礼·大宗伯》的记载,礼仪分为吉礼(与祭祀有关之礼)、凶礼(与丧葬有关的礼)、宾礼(与王和贵族会面有关的礼)、军(与军旅有关的礼)、嘉(与婚冠、宴会等有关的礼)五种。礼是各个族团以血缘秩序为基础,为了保护自身权益而整合出的社会规范。这种礼当然不会把庶民包括在内,也就是说,礼与贵族的社会生活相关连,用礼来建立并维系贵族社会的秩序。
从事这种礼仪的场所就是宫室。前已述及,关于二里头遗址大型宫室建筑的性质问题,众说不一。中国古代的宫室,由王侯贵族等进行日常生活的居室、从事政务和礼仪的宫殿,以及祭祀祖先的宗庙三部分组成。但由于没有当时的文字材料的出土,它们是否存在具体的功能或空间的明确划分,其布局结构的发达程度如何,目前还无法搞清楚。古代中国人的观念是“事死如事生”,祖先亡灵所处宗庙与在世王者所处宫殿的建筑规制在早期可能是完全一致的。文献资料与考古材料表明,先秦时期的宫室建筑基本上是宫庙一体,以庙为主的。宫室之前殿、朝堂也称为庙,“庙”、“宫”通用之例屡见于先秦文献。后世以“庙堂”、“廊庙”指代王臣议政的朝廷,也是宫庙一体这一先秦古制的遗痕。这时的宗庙不仅是祭祀祖先的场所,而且也是举行各种重大礼仪活动的场所。无论如何,二里头都邑大型宫室建筑具有至高无上的国家政权的象征意义,是君王召集下属从事各种政务、举行各种宫廷礼仪的“朝廷”之所在。
由考古发现与礼书记载的相似性,可知西周时代成熟的礼仪制度应即起源于此。而这套在象征君王无上权威的雄伟的宫殿中,定期召集臣下以强化从属关系的仪式,一直延续到了20世纪初叶,正如我们在充斥于荧屏的清宫戏中所看到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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