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汉墓出土玉璧及其蕴含的丧葬观念
陈斯文1 刘云辉2
（1. 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陕西 西安710069；2.陕西省文物局，陕西 西安 710061）
摘
关键词：两汉时期玉璧类型学社会功能丧葬观念
文献资料中对于璧最明确的定义当属《尔雅·释器》的记载，文曰“肉倍好谓之璧，好倍肉谓之瑗，肉好若一谓之环。”所谓“肉”是指器物玉质的部分，“好”是指中孔。然而，无论是传世的玉璧还是考古出土的玉璧，绝大部分是不符合文献记载的。玉璧不仅是有着吉祥瑞意的礼仪用器，更是中华文化、中国玉器艺术的一种载体，其制作固然有一定的标准，但并不严密。玉璧的形态首先应当明确是扁平片状中部有孔的圆形器，其次一个特点是中间圆孔的直径应该较小；而环和瑗是中孔较大的璧。故而本文进行研究时将好径小于全器二分之一的片状圆形玉器称之为璧，将好径大于全器二分之一，但其他特征均与璧相同的玉器称为环形璧[1]。
一、两汉墓葬中玉璧的出土情况
周南泉先生在论及中国古代的玉璧时将玉璧的发展演变分为四期：创始期——新石器时代；相对衰落期——夏至春秋；鼎盛期——战国至两汉；仿古期——唐至清代[2]。殷志强在认可周对玉璧的分期之上，对每期的定性略作修改，分为原创期、延展期、经典期、平缓期[3]。对于玉璧的分期，学术界的意见是基本一致的，两汉时期的玉璧以其数量之多、种类之丰富、选料之精、工艺之纯、使用范围之广成为玉璧发展的鼎盛时期和经典时期。下面本文就分西汉和东汉两期对考古发掘出土的汉代玉璧做一概述。
（一）西汉时期
西汉玉器主要出土于诸侯王墓及其亲属墓中，西汉帝陵大多未正式发掘，玉璧随葬情况不详，但一些帝陵丛葬坑或陪葬墓中亦有出土。
西汉早期（高祖—景帝）集中出土玉璧的墓葬有：
1.江苏省建湖县沿岗地区朱家墩汉墓群出土6件乳钉纹玉璧，从头到脚的排列于墓主人身上[4]。
2.江苏徐州北洞山西汉楚王墓出土玉璧10件[5]。
3.徐州狮子山西汉楚王刘戊墓出土玉璧24件，其中白玉璧17件，均为和田玉制成，有的白玉璧在璧边还有刻文符号[6]。
4.河南永城芒山保安山二号墓是西汉梁孝王的王后李太后之墓玉璧3件[7]。
5.陕西西安枣园南岭汉墓于墓主人骨架头部和胸腹部发现玉璧7件，其中一件谷纹双身兽面纹玉璧在出土时被打为25块，有19块置于墓主尸骨头部、6块置于腹部，从出土铜器铭文分析墓主人可能是为皇后服务的高级宦官[8]。
6.汉景帝阳陵位于陕西咸阳渭城区正阳乡张家湾村，阳陵第18号丛葬坑和19号丛葬坑出土了较多的汉白石壁[9]。
西汉中期（武帝—昭帝）墓葬中集中出土玉璧的有：
1.河北满城陵山一号墓和二号墓（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和其妻子窦绾的墓葬），其中一号墓出土玉器25件，二号墓出土玉璧18件，大部分出于墓主人的玉衣之内，并有一定的排列方式，这些玉璧应是用丝织的条带编联在一起的[10]。
2.河北定县40号汉墓（西汉中山怀王刘修墓）出土玉璧4件，其中墓主两臂各挟玉璧1件[11]。
3.南京铜山小龟山西汉崖洞墓（应为西汉中期楚王国“丙长公主”墓）出土玉璧8件，另有陶璧200件，仿玉璧而作，玉璧分布于棺内和棺外，陶璧则全部位于棺上[12]。
4.江苏省高邮市天山乡神居山“黄肠题凑”木椁墓是西汉广陵王刘胥夫妇的陵墓，一号墓和二号墓内棺均镶嵌有多块玉璧[13]。
5.山东巨野红土山西汉墓是昌邑哀王刘髆的墓葬，于后室木棺内出土玉璧28件，其中尸体下部放10件，尸体上置17件，棺上置1件[14]。
6.湖南长沙咸家湖曹
7.广州西汉南越王墓是南越国第二代王赵胡之墓，出土玉璧很多，主要位于主室。主棺室出土玉璧47件其中玉衣头罩上覆盖1件，压在玉衣身上10件，垫在玉衣下面5件，放在玉衣里贴着墓主尸体的14件（头部2件，夹于两耳间，胸腹4件，其余8件分别列于两侧），在玉衣鞋下面还有1件；内棺右侧的前、中、后各置玉璧1件，与左侧的3件玉璜相对应；另外在棺椁头箱中盛珍珠的漆盒上叠置大璧7件，在足箱陶璧下还有玉璧2件；棺盖面有璧4件，分置于郭顶四角。主棺室还出土组玉佩一套，置于玉璧之上。
8.陕西兴平汉武帝茂陵西北方的陪葬墓李夫人墓旁50米处出土大批汉白石制成的圭和璧，其中石圭140件，石壁90件[16]。
西汉晚期（宣帝—平帝，含新莽时期）墓葬中集中出土玉璧的有：
1.北京大葆台汉墓（广阳王夫妇墓），于一号墓后室背面内椁底板上出土玉璧3件，二号墓出土玉璧2件[17]。
2.扬州“妾莫书”大型木椁墓出土玉璧6件[18]。
3.河南永城芒山僖山一号墓为西汉梁国晚期夷王刘遂之墓，出土各种纹饰、颜色、质地的玉璧70多件，出土时大部分玉璧位于棺椁之上[19]。
4.陕西西安韦曲汉宣帝杜陵陪葬墓区一座大型木椁墓出土玉璧2件，墓主人应为陪葬在杜陵的一位高级贵族。
5.广西合浦黄泥岗1号墓出土2件玉璧，其中一件为出廓玉璧，出廓部分透雕“宜子孙日益昌”六字[20]。
另外，山东曲阜九龙山四座大型崖墓是西汉时期的鲁王墓，共出土玉璧7件[21]。
（二）东汉时期
考古发掘出土的东汉玉璧同此时期的礼仪用玉一样，多出土于诸侯王墓葬中。
1.河北定县北庄汉墓（中山简王刘焉墓），出土玉璧23件，其中一件外缘侧刻有“百九十五”四字，应是玉器的编号，说明中山国玉器的数量是相当多的[22]。
2.河北定县43号汉墓出土乳钉纹青玉璧1块，这件玉璧玉质细洁莹润，琢磨精美，是一件艺术精品[23]。
3.江苏甘泉老虎墩汉墓应为汉广陵侯或其重臣的墓葬，出土“宜子孙”玉璧1件、透雕蟠螭纹玉璧（原文定名玉环）1件[24]。
4.山东青州征集到一古墓中出土的5件玉璧，其中最大的一件出廓白玉壁出廓部分透雕“宜子孙”三字及蟠螭纹[25]。
两汉时期的玉璧大多出土于大型墓葬中，特别是诸侯王及其家族墓，往往一墓出土玉璧几块到几十块不等，中小型墓葬中玉璧数量较少，且材质粗糙、纹饰单调，类型也与大型墓葬中类似。
出土资料可见两汉时期的玉璧资料的丰富，前文所列举墓葬中所出玉璧基本涵盖了汉代玉璧的所有类型，下面本文根据造型特点、装饰方法等将两汉时期玉璧分为3个类型。
1.A型片状圆形，中有小孔（图一）。细分为以下4式：
I式
II式
III式
IV式
11.江苏仪征烟袋山汉墓M1:14
13.河北满城汉墓M1:5094
A型玉璧是出土数量最多的玉璧。II式素面玉璧起源于新石器时代，两汉时期的大型墓葬中素面玉璧数量较少。III式继承了战国时期的风格，蒲纹一般是由三组不同方向的直线交叉而形成的六角格子纹，类似蒲席的纹样，谷纹和涡纹往往是在蒲纹的基础上使用阴刻和减地浮雕的技法雕琢而成的，乳钉纹应是谷纹的简化。IV式玉璧起源于战国中晚期，流行于西汉时期，纹样特征是用弦纹或绳索纹作出分区，内圈纹样形式相对固定，主要是涡纹、蒲纹等，外圈纹样富于变化，饰多组龙纹或凤纹，或龙凤纹并举，南越王墓还出土三圈玉璧，这一式的玉璧是西汉时期等级较高的玉璧。A型I式小型璧以及B型I式小型出廓璧均属系璧，一般位于组玉佩的顶端，起到珩的作用，或垂挂于组佩下端，作为坠饰。
2.B型出廓璧，璧身主体是涡纹或蒲纹玉璧，在璧的外缘有一组或几组透雕附饰（图二）。主要有2式：
I式小型出廓璧，大小接近于A型I式。璧身刻谷纹，左右两侧或左右两侧及上方透雕出龙凤纹廓。这种玉璧主要用于玉组佩上。
II式璧的上方或左右两侧有透雕附饰，大小同A型II式。此式璧同下面两式玉璧大小接近于B型玉璧，璧身刻谷纹或蒲纹，有的上端一侧透雕一组云龙纹、云凤纹，有的左右两侧各透雕一组纹饰，有的于上方和左右两侧均饰透雕附饰。东汉时期流行在出廓部分雕刻吉祥铭文。
1.河北定县40号汉墓出土
4.广西合浦黄泥岗1号墓出土
B型出廓玉璧渊源于战国时期。西汉前期的这类玉璧，仍然保留战国的风格，外缘透雕单个动物纹，数目为两组或更多，多数作对称形式。从西汉中期开始，透雕附饰一般只有一组，位于璧的上方，多数由成对的动物纹组成，并以卷云纹点缀其间。传统观点认为到东汉时期出廓玉璧的外缘透雕部分出现了“长乐”“益寿”“延年”“宜子孙”等吉祥语铭文，但广西合浦黄泥岗新莽时期墓葬出土的“宜子孙日益昌”玉璧提供了新的材料，证明此类玉璧早于东汉在西汉末期已经出现。东汉时期的出廓璧其透雕附饰与西汉时期相比，造型趋于宽广而低平，纹饰也较为繁密细致[26]。
3.C型 镂空玉璧。
C型玉璧形同A型玉璧，多数通体镂空，镂空纹样多做龙凤、卷云纹，也有的仅外区或内区镂空，或者璧孔部分镂空。C型玉璧数量不多，具有明显的战国，主要见于战国、西汉前期。少数镂空玉璧也出廓（图三）。
1.广州南越王墓D77
墩汉墓出土
三、汉墓出土玉璧的使用功能
先秦时期玉璧的主要用途有三种。一是作为礼玉，《周礼》将玉璧作为“六瑞”之一，并记载“以苍璧礼天”；另外在在朝贺觐见的时候也要执璧作为礼器，《周礼·典瑞》曰“子执谷璧，男执蒲璧……会用于王，诸侯相见亦如之。”二是作为配饰，新石器时代很多小型玉璧都是用作系挂配饰。三是用作葬玉，《周礼·典瑞》记载“疏璧、琮，以敛尸”，良渚文化墓葬中出土的很多玉璧，分布于墓主尸骨头骨周围及胸腹上下，用来包裹尸骨全身[27]。
两汉玉璧承袭了先秦以来的传统功能，首先作为祭祀时的礼玉。天子在祭祀天神太（泰）时用璧，祀天地时用圭和璧。《史记·孝武本纪》记载汉武帝“郊见泰一云阳，有司奉瑄玉嘉牲荐飨”，瑄是一种大璧，武帝用瑄璧于云阳宫祭祀天神泰一；《后汉书·明帝纪》记载汉明帝“亲执圭、璧，恭祀天地”。《汉书·郊祀志》讲汉宣帝时还曾“以方士言，为随侯(珠)、剑宝、玉宝璧、周康宝鼎立四祠于未央宫中”，将“玉宝璧”作为神明奉祀。另外汉代皇帝还将玉璧用于祭祀黄河、汉水等山河大川的礼器，汉武帝就曾亲临黄河，沉白马、玉璧以祭河神[28]。考古发现亦有证明，在汉昭帝平陵和皇后陵之间一条宽5米的东西向道路两侧出土成组排列的玉器，每组由玉圭和玉璧组成，玉璧位于中央，周围有七或八个小玉圭围绕，玉圭尖端朝向玉璧，这显然是为当时礼仪祭祀活动而瘗埋的[29]。另外汉代帝王陵园里及陪葬墓园也发现了较多的用于祭祀的玉石璧，如武帝茂陵陵园李夫人墓园旁出土了大量汉白石壁。
汉代玉璧作为礼器除了用于祭祀外还有瑞玉的功能。汉代百官朝贺时用璧，《后汉书·礼仪志》记载:“每岁首正月，为大朝受贺……及贽，公、侯璧。”按规定，诸侯王所执的璧是由少府发给的。另外，纳聘皇后也用璧，《后汉书·皇后纪下》记载，桓帝纳梁皇后，“聘黄金二万斤，纳采雁璧乘马束帛。”
战国到汉代是组玉佩的流行时期，组玉佩不仅是身份的象征也是君子道德行为礼仪的代表，汉代的小型系璧就是组玉佩中的顶部构件或底部坠饰，西汉时期组玉佩数量较多，仅南越王墓就出土组玉佩11套，不仅出于南越王及其四夫人身上，墓葬中的殉人也佩戴有组玉佩，可见组玉佩是当时王室贵族以及有身份之人所穿服饰的重要组成部分。另外，汉代的大型豪华宫殿，往往装饰以玉璧，《史记·封禅书》记载，建章宫前殿之南有“璧门”，《三辅黄图》云：“椽首薄以玉璧，因曰璧门。”用作装饰和佩挂的玉璧多有透雕装饰。
另外玉璧在汉代还被作为馈赠、贡献的礼品以及传世的宝物。
汉人继承并发展了先秦“贵玉”的思想，皇室贵族生前佩玉，死后也以大量的玉器随葬，两汉以追求长生不老的社会思潮形成了以敛尸、保存尸体不朽为主要目的的葬玉制度，这也使葬玉在两汉时期达到了中国玉器发展史的高峰，葬玉制度是两汉时期主要的用玉制度。通常我们所说的汉代葬玉是指玉衣、玉覆面、玉琀、玉握、九窍塞以及镶玉漆棺，但是从两汉墓葬的出土资料来看，玉璧在墓葬中的随葬数量是相当可观的，可见玉璧亦是汉代葬玉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下面主要讨论一下玉璧的在丧葬方面的功能。
1.敛尸之璧
关于以璧敛尸，古代文献中有明确记载。《周礼·春官·典瑞》：“驵圭、璋、璧、琮、琥、璜之渠眉。疏璧、琮以敛尸。”汉代高官贵族同样有此习俗，《汉书·霍光传》记载“光薨，……（帝赐）璧珠玑玉衣。”
考古出土资料也显示，以璧敛尸的现象在良渚文化时期已经出现了，到了战国时期以璧敛尸在当时诸侯国特别是楚国、鲁国大墓中已成习俗，这种葬俗到了西汉时期已经蔚然成风，一些诸侯王及贵族，都用玉璧敛尸。
山东巨野红土山西汉墓是昌邑哀王刘髆的墓葬，于后室木棺内出土玉璧28件，其中尸体下部放10件，尸体上置17件，棺上置1件。
河北满城中山靖王刘胜、妻子窦绾夫妇墓中一号墓出土玉器25件，二号墓出土玉璧18件。一号墓中室出土玉璧1块，后室出土24块，其中18块出于墓主人的玉衣之内，并有一定的排列方式，前胸部位放13块玉璧，胸部当中竖排3块玉璧，胸部两侧各竖排5块玉璧，垫在后背的玉璧有5块，脊椎部位竖排3块较大的玉璧；二号墓墓主人玉衣内前胸和后背还放置玉璧15块，前胸置11块，当中竖排3块，两旁对称各竖排4块，后背4块玉璧上下排成一行。这些玉璧两面都残存织物的痕迹，多数作条带状，应系用这种条带把彼此相邻的玉璧各自编联在一起，以便覆盖和铺垫。
广州南越王墓以璧敛尸更复杂。在玉衣下面铺垫5块玉璧，上衣里面贴体排列14块玉璧，分左、右肋和正中三行排列，另外2块夹于双耳间。玉衣上面覆盖10块玉璧及组玉佩，两侧又有3璜3璧。两手握龙形觹，脚踏双联玉璧，头顶及两肩各置1件精美玉饰，形成了南越王繁杂的玉敛葬。
陕西西安枣园南岭汉墓出土的一件直径达42厘米的谷纹双身兽面纹玉璧被打碎为25块置于墓主人尸体之上，其中19块位于头部，6块位于腹部。这应该是用玉璧敛尸的一种简化形式。
另外诸侯王墓随葬的玉衣所用玉片也有用玉璧改制而成的。
由此可见，西汉时期以璧敛尸的葬俗一般是墓主人裸体入殓，尸身用穿系成一体的玉璧紧紧包裹，其外再穿以玉衣。这种敛尸方式只出现于诸侯王墓之中说明以璧敛尸只有高级贵族以上身份者才可以使用。一些等级稍低的墓葬中发现的陶璧、石壁、琉璃璧以及滑石璧应当是专门制作用来替代玉璧敛尸的“冥璧”。
2.镶馆之璧
镶馆之璧同敛尸之璧用途一致，同为防止尸体腐朽而作。棺椁上镶嵌玉璧的现象在良渚文化中已经萌芽，战国时期亦有发展，到了西汉时期则广泛出现在诸侯墓中。
西汉广陵王刘胥夫妇墓的内棺均装饰有玉璧。一号墓内棺顶板外面正中镶嵌一块谷纹玉璧，璧周围还彩绘云气纹；二号墓内棺前端中央有一块乳钉纹玉璧，用鎏金铜泡钉和绢带固定于棺上。
江苏徐州北洞山楚王墓出土的6件玉璧内孔边缘均留有铜锈痕，应是用铜铆钉将玉璧直接钉于棺壁之上。
河北满城陵山的中山王刘胜之妻窦绾墓出土的镶璧玉棺更具有代表性。窦绾玉棺是一具内壁镶玉版片、外壁嵌玉璧的髹漆木棺，棺内玉版组合可分棺盖棺底、左右侧壁、前后端六部分；棺外壁镶嵌玉璧26块，分布范围与玉版大体相同，经复原应为前后端各嵌形体较大的玉璧1块，棺盖及左右两侧各嵌玉璧8块，皆作两行排列，每行4块玉璧，间距约50厘米。
陕西西安枣园大型汉墓中出土了97块由琢纹玉璧切割改制而成的长方形玉片[30]，这些玉片均无孔，很可能是镶嵌在漆木棺之上的。
玉璧除了镶嵌在棺木上，还有镶嵌于铜枕或木枕之上的。窦绾墓还出土一件镶玉铜枕，位于窦绾玉衣头部之下，枕面饰玉是用2块谷纹璧改制成长方形，枕的前后两侧饰玉系A型IV式双圈夔凤蒲纹玉璧改制而成，玉璧的形状基本被保留。徐州后楼山汉墓出土的一件木芯玉枕两端各镶嵌1块切割改制了的谷纹玉璧，中间的孔中嵌入鎏金铜铺首衔环以象征门[31]。另外据文献记载，汉代皇帝的丧车上也装饰玉璧，《后汉书·舆服志》记载：“大行载车，其饰如金根车，加饰组连璧交络四角，金龙首衔璧，垂五采……”。玉璧镶嵌于枕与丧车之上与镶嵌在玉棺上是起到同样的作用，利用玉器保存尸体不朽的功效和玉璧通天的特性为墓主人营造一个与天地长存的死后世界。
3.图画之璧
墓葬中除了可见实物玉璧之外，在画像石、画像砖以及壁画、帛画、漆画中也常见到玉璧的图像，玉璧图像的表现形式主要是双凤戏璧、龙穿璧、套璧、联璧、单璧或多璧并列出现[32]。河南永城县芒砀山柿园汉墓是西汉梁国王室墓葬，因盗扰不见实物玉璧随葬，但是在主室顶部、南壁及西壁门道口以南的壁画边框均绘有绶带穿璧的图案；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画上有两条蛟龙相交于一块谷纹玉璧内孔的图案。以图画形式出现在墓葬中的玉璧其主要寓意是礼天与通天，用于灵魂升仙等。汉代画像石墓中还有在阙楼、门扉这类建筑画像的上部刻绘玉璧的，称作“璧门”或“天门”，以璧象征天国之门[33]。
四、玉璧的象征意义及其蕴含的丧葬观念
两汉墓葬中玉璧大量出现并非偶然，这与中国人爱玉、尚玉的传统密切相关。玉是自古以来最受人珍爱、崇拜的雅物之一。人们更是赋予玉以“美好、纯洁、高尚、神圣”等美誉，并发展到“君子比德于玉”，“君子无故玉不去身”（《礼记·玉藻》）。玉璧作为玉礼器中的“六瑞”之首，尤其受到人们的青睐。玉璧从原创期出现发展到两汉这一鼎盛时期，使用范围越发广泛，社会功能更加丰富，出现于汉代墓葬中的玉璧更是富含了多重象征意义，主要有礼天与通天、用于灵魂升仙、财富的象征、社会等级的标志等寓意，并且反映了当时汉人独具特征的丧葬观念。
1.沟通天地、象征日月的礼天之玉
《周礼》曰“以苍璧礼天”，曹植在《献璧表》称“璧为元贡”，可见玉璧是礼天的瑞信之首。原始先民常以玉喻天，正如王充《论衡·谈天》中所言“天乃玉石之类也”。玉璧浑圆的形状、莹润光滑的质地以及抽象写意的纹饰，很容易使原始先民产生与天的联想，有学者认为玉璧的出现就是依照先民心中“天圆地方”的宇宙观而制作的[34]。到了汉代，玉璧象征的不仅是抽象的天体，并且被更加具体化用以象征日月。《汉书·律历志》载：“宦者淳于陵渠复复太初历晦朔弦望，皆最密，日月如合璧，五星如连珠。”后来更有“璧日”、“璧月”之称。“日月合璧”的记载反映了汉人对天体崇拜有了更形象更具体的认识，玉璧有了更明确的象征对象。在“璧天相类”、“璧圆像天”的观念信仰影响下，玉璧自然而然成为了沟通天人的媒介。两汉墓葬中随葬以玉璧正是古人渴望通过玉璧沟通天地的神力，连接死后的世界和天界，引导死者灵魂顺利飞升入天。
2.灵魂升仙的桥梁
人死之后尸体腐朽但灵魂不死的丧葬观念是从原始社会就已经形成了的，到了秦汉，在灵魂不死的基础上衍生出了羽化升仙的观念，西汉时建立了一套以谶讳迷信为主要内容的神学思想体系，神仙方术是重要内容之一，自此求仙长生一说盛极一时，上至帝王下至百姓莫不沉湎于其中，在求仙无果的情况下，人们寄希望于死后灵魂羽化升仙，到达理想天国。
玉璧在汉墓中的出现是随着这种升仙思想而产生的，玉璧是通天的信物，具有沟通天地人的能力，甚至成为死者进入天国的关键途径“天门”。汉墓中以璧敛尸、用璧镶馆的做法除了祈求死者尸骨不朽外，最主要的目的应该就是帮助灵魂顺利升入天堂，而玉璧中间的圆孔“好”应是供死者灵魂出入的通道，徐州后楼山汉墓的玉枕之上所镶嵌的玉璧设计成门的式样，在中间的圆孔中镶嵌鎏金铜铺首衔环，非常直接形象的反映了这一思想。随葬玉璧的葬俗反映了汉人追求灵魂升仙，与天地共存、日月同辉的美好愿望。
汉墓中出土玉璧除了以上两点主要的象征意义以外，还代表墓主人生前拥有的财富以及所具有的等级地位，这是玉璧自出现以来就具有的特性。良渚文化贵族大墓中出土的玉璧等玉礼器是良渚文化贵族们独占的“财富象征物”，是贵族阶层的“特供品”，琢玉行业是垄断性手工业，在当时玉璧等精美玉器是财富的象征物，拥有数量越多，表示地位越高、权力越大。发展到了汉代，玉璧还可作为珍贵的礼品用于馈赠、贡献、纳聘或祝贺，还可作为传世的宝物，这些都是源自玉璧具有的财富意义。先秦时期已成体系的用玉制度在秦汉时期由于礼崩乐坏，已经不那么严格，但是玉璧仍是权贵们占有的居多，诸侯王墓中随葬大量、成组的玉璧就是为了标明其身份、地位的显贵。
注释：
[1]
[2]
[3]
[4]
[5]
[6]
[7]
[8]
[9]
[10]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满城汉墓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80年。
[11]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河北定县40号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81年第8期。
[12]南京博物院：《铜山小龟山西汉崖洞墓》，《文物》1973年4期；南京博物院：《铜山龟山二号西汉崖洞墓》，《考古学报》1985年1期。
[13]殷志强：《说玉道器——玉器研究新视野》，124页，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3月。
[14]山东省菏泽地区汉墓发掘小组：《巨野红土山西汉墓》，《考古学报》1983年4期。
[15]长沙市文化局文物组：《长沙咸家湖西汉曹墓》，《文物》1979年3期。
[16]刘云辉：《陕西出土汉代玉器》，12页，文物出版社、众志美术出版社，2009年。
[17] 大葆台汉墓发掘组等：《北京大葆台汉墓》，文物出版社，1989年。
[18]扬州市博物馆：《扬州西汉“妾莫书”木椁墓》，《文物》1980年第12期。
[19]商博：《永城芒山发现汉代梁国王室墓葬》，《中国文物报》1986年10月31日1版。
[20]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等：《广西文物精品》，25页，广西美术出版社，2002年10月。
[20] 山东省博物馆：《曲阜九龙山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72年5期。
[21]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北定县北庄汉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64年2期。
[22]定县博物馆：《河北定县43号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73年11期，11页。
[23]扬州博物馆：《江苏邗江县甘泉老虎墩汉墓》，《文物》1991年10期。
[25]
[26]卢兆荫：《略论汉代礼仪用玉的继承和发展》，《文物》，1998年3期。
[27] 汪遵国：《良渚文化“玉敛葬”述略》，《文物》，1984年2期。
[28]《史记·河渠书》：“（汉武帝）自临决河，沉白马玉璧于河，令群臣从官自将军已下皆负薪置决河。”
[29] 咸阳博物馆：《汉平陵调查简报》，《考古与文物》，1982年4期。
[30]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西安北郊枣园大型西汉墓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91年4期。
[31]徐州博物馆：《徐州后楼山西汉墓发掘报告》，《文物》，1993年4期。
[32]任艺玲：《汉画像中的玉璧及其蕴含的象征意义》，《中州今古》，2000年4期。
[33] 赵殿增：《天门考》，《四川文物》，1990年6期。
[34]周南泉：《论中国古代的玉璧——古玉研究之二》，《故宫博物院院刊》199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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