滥用职权，他定的法律连他的儿子、侄子和最亲近的朋友犯了法也一样惩罚。诸葛亮信奉申韩法术，法令严明，赏罚必信。不论何人犯法，都严惩不贷。参军马谡极受器重，北伐中马谡为先锋，违反节度，为魏将所败，亮流涕将其处死，并以用人失察自请贬官。诸葛亮治蜀很严，这种严是严明，不是严酷。所以他处罚别人，被罚的人没有什么怨言。比如李岩就是“虽死无怨”。严而明，是他让大家信服的原因。严而明之后便是诚而信，他对人有一定的信任，但是如果出了问题，他一定严加惩罚，决不宽待。有人认为他是法家作风，不是儒家。
诸葛亮的领导风格混合了儒家、法家的特点，实际上，汉朝时法家和儒家已经混合得很厉害了。他强调人为，看重事功。诸葛亮坚持与孙吴的联盟，并多次进行北伐，虽苦心筹谋，企图消灭曹魏，恢复汉室，但都未能成功。其主要原因是蜀汉地方太小，这就像企业的市场太小，没办法以这样少的客户和强大的对手竞争。
我们在《三国演义》中看到的呼风唤雨的诸葛亮不是历史上的诸葛亮。陈寿在《三国志》中说用兵、将略非诸葛亮所长，这就和《三国演义》很不一样。在小说里，诸葛亮是用兵如神的。陈寿说诸葛亮真正的长处是治国。诸葛亮退兵后，曹魏的司马懿去参观诸葛亮的营垒。古代驻军做饭要搭灶，根据灶的布置就能够知道军队是如何管理的。司马懿看到，诸葛亮军营的布置井然有序。
诸葛亮治蜀很成功，成功得简直具有某种传奇性。以至于到现在还有这样的传说，老辈的四川人爱在头上裹块白布，是在给诸葛亮戴孝，这个孝一直戴了一千多年。诸葛亮留下的制度直到蜀汉亡掉仍然存在。他的那套制度、规范维持时间很长，任何取得四川盆地统治权的力量都离不开这套规矩。四川大族不能像江南那样嚣张，读书很受重视，文化气氛很浓。
王导和诸葛亮有很大的不同。他是东晋开国的功臣，就是在他执政期间，脆弱的东晋小朝廷度过了最艰难的一段立国时期。王导是琅琊临沂人(在今山东临沂的北面)。琅琊王氏是山东士族之冠。西晋末年八王之乱时，王导劝琅琊王司马睿(后来的晋元帝)回封国。后来司马睿移镇建业(即建康)，成为江南的最高军政长官。王导为其谋主。江南的顾、陆、朱、张、沈、周等地方士族，轻视避难南下的“伧父”(南人对北人的戏称)，而司马睿又是晋皇室疏属，声望不高，甚至江州刺史华轶也不肯听命。王导除选取避难南下的名士为属官外，首先劝司马睿虚心吸引各方人士，特别是优礼江南士族以维系人心。乘三月初三举行重大典礼的机会，司马睿乘肩舆出游，盛具威仪，而王导、王敦和其他北方南下的大族名流都骑马随从，以提高司马睿的威望。同时王导竭力笼络江东士族，主动拜访江南首望顾荣、贺循，司马睿命他们参与军府政事。荣、循应命，转相荐引江南的其他名流，司马睿才得以站稳脚跟。王导外倚扬州刺史王敦的实力，内则利用荆州扬州局势稳定、户口殷实的经济条件，协同江南士族，希图一起“戮力王室，克复神州”。司马睿视王导为萧何，朝野号为“仲父”。
西晋灭亡后，司马睿即晋王位，任王导为丞相。次年，晋王称帝，百官朝贺，命王导升御床共坐，他再三固辞。由于在东晋政权的建立过程中，琅琊王氏翼戴之功居多，当时有“王与马，共天下”之说。后来王导的哥哥王敦从荆州举兵反晋，有大臣劝晋元帝诛灭王氏。王导带领昆弟子侄二十多人，每晨入朝请罪，元帝始终没有加以处罚。元帝死后，明帝即位，王导受遗诏辅政;明帝死，他又和庾亮等受遗诏一起辅佐幼主成帝。苏峻起兵，建康被焚。叛乱平定后，朝中的一些大臣建议迁都，王导则主张镇之以静，力排众议。他历任元、明、成三帝丞相，稳定了东晋的偏安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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