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942年，对契丹卑躬屈膝的石敬瑭驾崩，他的养子后晋少帝石重贵继位。
石重贵继位后，不再对契丹卑躬屈膝，并发生了正面冲突，契丹开始进攻后晋。
公元947年，后晋降将张彦泽带领着契丹兵攻破了开封城，后晋灭亡。石重贵就派人投降书送给了张彦泽，这里面包括传国玉玺。此时耶律德光还没进开封，张彦泽是实际上的负责人，他纵容部下在开封烧杀劫掠。十六天后，张彦泽被进城后的耶律德光斩首示众，其中罪名主要是纵部劫掠。契丹部队，自己也是走到哪儿抢到哪儿的，耶律德光自己进开封，抢的比张彦泽更的肆无忌惮，那么为啥张彦泽却被斩首了呢？耶律德光很快知道了此事，杀了张彦泽，在他家搜到了传国玉玺。正式基于此，耶律德光在进开封一个月之后，重新建国了，号大辽。尽管因迷信武力，对中原进行了掠夺，激起各地的反抗，没多久被迫撤军北返。但历史在这里进入了拐点，横跨长城南北的大辽帝国已经完全不同于此前的草原帝国。它通过移花接木为华夏族后裔（“汉室刘姓”后人），采用中央集权基础上的五京并立制度，前后延续达200多年，不仅威震东亚，甚至到西亚和欧洲。契丹成为了中国的象征，今天俄罗斯对中国发音，就是“契丹”。大辽被大金灭后，耶律大石跑到西域和中亚续建了一个强大的西辽帝国。西辽不断臣服周边小国，虽被伊斯兰化，但也以中国自居。在古代，正统性是非常重要的，没有正统性不配得到天下。华夏帝国改朝换代主要靠的是打仗，最后代表正统主要靠投降或“禅让”。晚唐因为地方军阀林立，中枢又是宦官专权，党争不断，最后朱温篡唐了开启五代。但李克用集团继续用大唐天佑年号，李存瑁灭了后梁，沿用唐朝的国号，是为后唐。这样，后唐算作大唐延续，只能类似东汉继承西汉，后梁类似王莽代汉失败。不久后晋被契丹灭了，后晋向契丹投降，契丹建国大辽。接着刘知远建立后汉，大辽撤出中原，后汉后禅位于后周，后周禅位于宋。后晋灭了后唐拿到了传国玉玺，后晋向大辽投降，大辽拿到传国玉玺，成为华夏正统。从这点来看，刘知远仅仅是后唐大将，他建立的后汉只是恢复了中原，没有灭亡掉大辽，也没有受禅于后唐，他的正统地位本身就存在问题。当然史学界也有说法，唐宋大变革时期，王朝的正统随着后唐灭亡而消失了。这样，辽宋金都不能算正统，正统只有是重开华夏一统天下，代表整个汉族的政权才能算正统，这相当于重新建立一个国家，之前的国家已经法理灭亡了。后周、后汉、后晋和后唐一脉相承于沙陀人李克用集团。后周也没有真正一统天下，只是灭掉了一些割据政权，北方大辽一直在虎视眈眈。赵匡胤篡位立国以来，必须发起统一战争才能获得正统地位。统一战争按照“先南后北”的既定路线推进，该方针在《东轩笔录》卷开篇提到了：中国自五代以来，兵连祸结，帑廪虚竭，必先取西川，次及荆、广、江南，则国用富饶矣。今之劲敌，止在契丹。自开运以来，益轻中国。河东正扼两蕃，若遽取河东，便与两蕃接境。莫若且存继元，为我屏藩，俟我完实，取之未晚。只要宋朝平定了南方，取得丰富的经济资源，通过一段时间的休养生息、练兵备战，以复苏的国力与契丹相争更有把握。契丹卵翼下的北汉，作为十国中唯一一个地处北方的割据政权，正好在宋与辽间起隔离和缓冲的作用，为避免平定南方前过早与契丹爆发军事冲突，北汉将留待最后加以解决。燕云十六州沿着燕山太行山山脉分成山前七州和山后九州，山前七州以北京（幽州）为中心，山后九州以大同（云州）为中心。山前七州本身属于华北平原，华北平原上一马平川几乎无险可守，是中原王朝必须拿下的地方，如果山前七州在手，北方防御就变得简单了，作为农耕民族的王朝不再需要和游牧民族的骑兵在华北平原大战了，只需要沿着长城守住关隘即可。太祖对燕云地区肯定是有想法的，至少对山前七州是有想法的。与其每年养几十万军队在几百里平原地带防御，不如和辽国大规模作战，战争拼的是综合国力，如果打赢了，就有险可守了，这样一劳永逸解决王朝隐患。在北宋眼里，山前七州是一定要拿下来的，至于山后九州，它是产马地，同时也是对山前七州的战略缓冲空间存在。宋太祖在平定南方的过程中便开始为将来收复幽州的行动作准备。公元965年，他在宫中设置“封桩库”，把战争中获取的金帛，以及朝廷每年用度的结余贮存在其中，以为收复燕云地区的军费。据说太祖想用二百万匹绢的“封桩”钱换取契丹归还燕云失地，但从大辽后来的表现来看，太祖显然是想当然了，也也反映了太祖认为北宋在综合国力上有碾压大辽的能力。契丹自耶律德光撤离开封，本身内乱频繁，尽管此前幽州因周世宗柴荣突然驾崩而逃脱被攻陷的命运，但已经没有进行大规模入侵中原的军事能力了，而是以间接的方式介入中原事务，他们扶植北汉，以对抗后周和之后的北宋。北宋因“先南后北”的战略，和大辽除了较小的边界摩擦外，也没有直接较大规模的军事交锋。在两国接壤的地方，双方军队都非常小心避免发生大规模的战争，但只要北宋攻打北汉，双方就直接进行正面军事交锋。北汉的兵力虽少却精悍，加上又有契丹支援，并不易攻取。臣以为应该每年多设置游击军，干扰他们的农事，同时派遣使者和契丹沟通，断绝对他们的支援，便可以攻取北汉。赵匡胤采纳了张永德建议，把边防军队分割为不同州的部队。中央给防御州和刺史州等将领在战术上有着充分的自主权，尽量不干预其战术上的操作，让这些将领有足够的随机应变来选择对北汉的抢掠。面对宋军不断地对北汉进行军事围堵和骚扰，辽军在北汉的请求下频频出兵，双方的接触越来越密切。960年至967年，辽军不断对北汉进行军事援助，甚至出兵，但没有将冲突扩大到河北地区，宋军对北汉的态度上比较强硬，但在河北的宋辽边界上也保持克制。968年，宋辽双方军事冲突出现扩大化，战争终于波及于河北。辽军快速出兵，太祖亲征北汉，亲自到达城下督战，在击败辽军第一波援军后，受到第二波辽军冲击，太原城下宋军伤亡惨重，赵匡胤决定退兵。974年，大辽涿州刺史耶律琮致书北宋权知雄州内园使孙全兴，释放出了与宋改善关系的明确信号，孙全兴也在宋太祖的授意下予以答书，表示要与辽修好。这就是“雄州和议”的背景，当时北宋正进行着对南唐的战争，需要北方安稳。太祖亲自召见契丹使者，并赏赐裘衣、器皿等物，正式恢复两国的友好关系。后晋以来，中原王朝第一次与辽国势均力敌，和平对峙。宋太祖曾连续三度发起打击北汉的战事，虽然没有彻底消灭北汉，但像北汉地小民贫的国家完全无力承受长期的拉锯战，失败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辽若要救援北汉，必须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对辽来说，这是“无底洞”。随着北宋不断统一南方各国，河东的北汉作为大辽牵制北宋的战略价值越来越小，大辽高层计划抛弃北汉直接和北宋接触。然而，对幽云的归属问题，双方在雄州和议中却没有明确的结论。这也为五年之后宋太宗试图收复幽州的高梁河之役埋下了伏笔。此次雄州和议只是宋、辽两国出于各自的战略考量达成的妥协，它没有能力弥合两国在幽云问题上的巨大认知差异。幽云地区最重要有天然的山脉河流，成为掌控北方的军事要地，进可攻，退可守。这东西数千里，让大辽居高临下和北宋对峙，优势明显。大辽有六成人口在幽云地区，最重要的这些人口都是精通农耕，为大辽提供了粮食生产的供应。幽云地区有稳定的儒家文化，以及实力强大的门阀，可以为大辽汉化提供了更多的支持。早在耶律阿保机南下攻略的时候，便延揽了韩延徽、韩知古、康默记等汉人谋臣，这些人为此后契丹模仿汉地制定各项规章制度以巨大帮助，他们还协助阿保机在契丹境内建造了四十余座“汉城”，用以安置虏获的汉民，开展贸易并生产手工艺品。军事、经济和政治价值如此巨大，决定了大辽不能轻易舍弃幽云。总之，从大历史尺度来讲，拥有幽云使大辽帝国成功实现了游牧文明与中原农耕文明的整合，其制度法规与统治模式，更为此后金、元、清诸朝所借鉴与效仿。959年，后周世宗柴荣亲征北伐契丹，周军就收复益津关、瓦桥关、鄚州、瀛州等地，共计三州十七县。从此，大辽在幽云地区地理名词库里，多了一个名词，叫“关南”。关南，站在辽朝角度，就是以在瓦桥关以南，大辽曾统治过但被中原王朝夺走的地盘。因为在当时的辽国人眼里，幽云是大辽的，关南是大辽的耻辱。这样就辽一方而言，取得幽云是早年间与石敬瑭达成的协议，与宋并无直接关联。而就宋一方来说，幽云是中原故土，收复是宋朝完成“大一统”的必由之路。宋太宗于976年的继位成了宋、辽重开战端的最大不确定因素。
各种迹象表明，宋太祖的非正常死亡和宋太宗的登基都是疑点重重的。“烛影斧声”坊间传闻让太宗即位备受“统治合法性”的困扰。为此，他亟需证明自己，消灭北汉、收复燕云，是最佳的选择。大辽遣使质问此次攻打北汉的意图，宋方的回复十分强硬：“河东逆命，所当问罪。若北朝不援，和约如旧，不然则战。”辽景宗派出了耶律沙和耶律斜轸两路援军驰援，但先头部队在石岭关遭到宋军伏击，损失惨重，对于重重包围下的北汉太原城，辽军已是鞭长莫及。宋军从正月包围太原，可攻城战却进行得并不顺利，“矢集太原城上如猬毛”，但北汉依然拼死坚守，战事足足持续至五月。五月五日，北汉末代君主刘继元终于献城投降，北汉灭亡。北汉单兵作战能力，其实远胜于南方割据政权，和北宋并无太大差距。宋军尽管取得了最终胜利，但将士的疲乏急需休整，给养也需要补充。正是北汉的覆灭，宣告了宋辽间的战略缓冲区彻底消失。被胜利冲昏头脑的宋太宗，贸然采纳了殿前都虞侯崔翰的怂恿，决定继续北伐，企图一举收复燕云十六州。“雄州和议”后，宋辽间的短暂和平仅维持了五年就告破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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