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9月，一部由波兰、意大利联合摄制的战争历史影片《维也纳之战》（Bitwa pod Wiedniem，又名《1683年9月11日》）上线公映，它罕见地以奥斯曼土耳其帝国1683年对哈布斯堡王朝首都维也纳失败的进攻为题材，在军事历史爱好者中激起了一阵波澜。导演伦佐·马丁内利（Renzo Martinelli）出生于意大利伦巴第，此前曾执导过历史影片《巴巴罗萨》，而影片的投资方则来自波兰。无独有偶，当年2月也曾上映了以奥斯曼帝国攻占君士坦丁堡为题材的《征服1453》，由土耳其导演法鲁克·阿克苏伊执导——二者相映成趣，可作为绝妙的对照。《征服1453》被认为过分偏向土耳其立场，在希腊民众中一度引发了轩然大波；而《维也纳之战》也有着过分突出波兰功绩、贬低哈布斯堡王室的嫌疑，于奥地利和波兰影迷中掀起了一轮“口诛笔伐”。
1，《维也纳之战》官方海报。
一、帝国危机
1566年9月7日，匈牙利军事重镇锡盖特堡（Szigetvár）已经被奥斯曼帝国10万大军围攻了一月有余。眼见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哈布斯堡家族的一支，17世纪拥有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头衔，实际统治奥地利、波希米亚、西里西亚和匈牙利的一部分）援军无望，守军指挥官尼古拉·舒比奇·兹林斯基（Nikola Šubić Zrinski，1508-1566年，克罗地亚贵族，哈布斯堡王朝将领，后被奉为匈牙利和克罗地亚民族英雄）与残存的600名部下商议（一月前他们还有3000之众），决定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向奥斯曼人发起最后一次冲锋。在土耳其人诧异的目光下，城门和吊桥打开了，尼古拉身先士卒，高举着马刀，发出了最后的怒吼。迎接这批勇士的，是阵阵枪林弹雨。很快，一马当先的尼古拉胸部被火枪击中，旋即又头部中箭——这是致命伤，他倒在了战友堆积的遗体上……
2，锡盖特堡战役中尼古拉发起最后的冲锋，奥地利画家Johann Peter Krafft绘于1825年。
第二天，奥斯曼人完全掌控了锡盖特堡，守军仅有7人突围逃脱。随着锡盖特堡战役的大获全胜，维也纳已经门户洞开。奥地利人惴惴不安地等候着奥斯曼人对帝国首都的第三次进犯（1529和1532年土耳其曾两次试图攻占维也纳），然而，令他们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奥斯曼人竟撤军了。
尼古拉不知道，在他发起自杀冲锋这一天，伟大的苏莱曼一世苏丹，已经在军营中因病与世长辞，享年71岁。为了稳定军心，大维齐（首相）苏库鲁选择了秘不发丧，乘胜班师，待回到伊斯坦布尔后再宣告新君即位。奥地利因此逃过了一劫。
苏莱曼一世在位长达46年，在他的统治时期，奥斯曼帝国在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诸多方面都进入极盛。西方人敬畏地称他“大帝”（Magnificus），而其臣民则爱戴地称他“卡努尼”（Kanuni，即“立法者”）。他改革官僚机构，完善内政，制定法典，鼓励工商业，在位期间，帝国人口从1200万猛增至2200万，成为整个地中海最为富裕的国家之一。他一生亲自参与了13场大规模战役，战功显赫，而帝国一次投入远征的兵力，最多可达30万之巨，冠绝地中海世界。土耳其陆军驰骋在巴尔干、美索不达米亚、北非与小亚细亚，而帝国海军巡游于地中海、红海和波斯湾。苏莱曼依旧留下了一份巨大的遗产，并被后人长久铭记。
3，美国众议院会客厅中的苏莱曼一世浮雕
1566年锡盖特堡之战在奥斯曼-哈布斯堡长达数百年的交锋中，似乎并不值得大书特书，然而，它却是苏莱曼大帝生前参与的最后一次战役，终留下了“出师未捷身先死”的遗憾。与此同时，苏莱曼的驾崩也标志着帝国黄金时代的结束。苏莱曼本人被尊称为“立法者”，而他的继任者塞利姆二世的绰号则是“酒鬼”——奥斯曼王朝衰颓的迹象，由此可见一斑。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其实繁荣的表象之后，危机早已种下。奥斯曼早先的政治体制过于强调苏丹的权威，当在位者是穆罕穆德二世或苏莱曼一世这样的明君时，帝国机器自然能够运转良好，但指望每一任苏丹都精明睿智是不现实的。过去，奥斯曼的王子们还会被分派到各行省历练，甚至单独领兵打仗，但在后来，为了防止王子拥兵自重引发内乱，苏丹将他们软禁在皇宫的“笼子”中，其所受的教育大多仅仅由太监和宫女提供。如此环境下成长的王子，其素质可想而知。后宫干政的情况在苏莱曼统治的晚期便出现了。虽然苏莱曼与王后许蕾姆苏丹的爱情被传为佳话，但许蕾姆苏丹也是个野心勃勃的女人，一心要将自己的儿子推上王位。在她的运筹帷幄下，经过血腥宫廷斗争以及内战，苏莱曼的其他三个儿子死于非命，最后幸存并继承王位的是她的亲生子，也就是前文提到声名狼藉的“酒鬼”塞利姆。截止苏莱曼大帝的奥斯曼帝国前十任苏丹，平均在位27年，大多久经沙场，能征善战。但此后从塞利姆二世至1789年即位的塞利姆三世，历经17任苏丹的更迭，平均在位时间仅有13年，而且除了穆拉德四世这样的少数“另类”，大部分苏丹都遁于深宫中，不再亲自领兵出征了。由于苏丹的倦政，帝国的上层官僚明显形成了若干利益集团，贪污受贿成风，重要的官职授予必须要向苏丹进献大量“礼物”，实则与贿赂无异。上行下效之下，卖官卖爵也变得越来越常见。伊斯坦布尔的中央政府对广袤帝国的诸多行省的掌控力也在不断下降，各地的贝伊、帕夏们往往对苏丹的谕令阳奉阴违，各行其是。就像有学者说的那样：“在奥斯曼帝国的大部分地区，苏丹的统治力是微弱的；在北非和阿拉伯半岛，苏丹的统治实质上是不存在的。”
传统上，奥斯曼帝国的陆军主要由三部分组成：封建采邑士兵，即西帕希骑兵和皮亚德步兵；辅助部队，包括“阿金日”（akinci，意为“袭击者”）、“德里”（deli，意为“宗教狂”）以及雇佣军巴希巴祖克等；卡皮库鲁军队（Kapi kulu，原意为“宫殿的奴隶”），他们是领取固定薪饷，直接听命于苏丹的中央常备军，其中最著名的是加尼沙里军团（即土耳其新军）。一直到苏莱曼大帝时期，从数量上看，帝国军队的主力依旧是封建采邑士兵。但此后的情况便发生了剧烈变化。进入17世纪，在与西方基督教国家作战时，传统的封建士兵已经开始显得落伍，同时，土地兼并的情况也越发严重，很多小领主都失去了自己的“蒂玛”（即采邑）。据统计，1475年奥斯曼帝国境内的蒂玛领主共有6.3万人，到了1610年就萎缩至4.5万人，1630年则急剧下降到不足1万人。
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为了快速回收现金，苏丹政府用包税制取代了传统的封邑制，也就是将对土地征税的权力直接转租给征税人，征税期通常为三年，但久而久之，这种包税权慢慢变成了世袭权力，形成了一批包税地主和显贵，他们切断了中央政府和普通农民之间的纽带，农民失去了政府的直接保护，不得不依附于包税人；包税人则乘机兼并土地，演变为帝国乡村的实际统治者。这样就削弱了中央政府对行省和桑贾克的控制，增加了地方势力的离心主义倾向，也导致帝国的封建制度名存实亡，封建士兵很多都蜕变为包税人的私兵。
为了弥补封建部队实力退化的损失，奥斯曼政府加强了卡皮库鲁部队。苏丹直接控制，部署在首都附近的土耳其新军人数，从16世纪末的1万多人膨胀至17时期后期的5万多人，此外还有地方行省的卡皮库鲁部队，他们取代了部分封建士兵守境安民的职责，据说在17世纪末总数达20万人，成为中央政府沉重的财政负担。如果说新军的战斗力依旧维持在16世纪的高水准，这笔投资也算物有所值。但很不幸，17世纪以新军为代表的卡皮库鲁部队，战斗力也开始走下坡路了。土耳其新军原本是通过德米舍梅制度，定期在帝国的基督教臣民中招募，成员不可结婚，纪律和训练都十分严格。但在苏莱曼去世后不久，1568年少数土耳其新军的后裔就被允许直接进入队伍，这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很快，新军军营里就充满了这样的“父子兵”、“兄弟兵”，徇私舞弊的现象也开始泛滥起来了。为了扩充军队数量，也为了安抚心怀嫉妒的穆斯林，1582年起普通自由民也能成为新军军官的一员，这就彻底颠覆了原有选拔制度，到了在十六世纪末，大部分新军新兵可能都是原有军团成员的儿孙了。1594年，新军军衔向所有穆斯林志愿者开放。1648年，实行了近三个世纪的德米舍梅制度终于寿终正寝。以上一系列“改革”导致了整个新军军团素质在17世纪缓慢但持续的下降。不过，公平的说，17世纪土耳其新军的个人战斗素质，依然好过大部分西方军队。传统上，一个男童被送入新军军营开始训练，到正式参军，中间间隔至少6年。长时间的刻苦训练使他们在战斗技艺上更像是“特种兵”而非普通军人。例如，新军几乎都是一流的弓手，虽然在17世纪弓箭似乎已经落伍，但在他们手里依然能发挥巨大威力。据土耳其官方记载，新军弓箭手射箭的最远记录达到了难以置信的800米（估计有顺风因素，并且此时箭头已无杀伤力，18世纪欧洲人测试土耳其复合弓的最远记录是625码），远远超过当时的所有火枪，并且土耳其复合弓在射击频率上也高过当时欧洲主流的火枪手。除了练习射箭以外，他们还会学习投掷标枪、击剑、摔角格斗，使用长戟以及操练火枪。他们用旧军帽的顶端作为标枪靶子，而步枪则会用地上或墙上放置的陶罐来练习。土耳其新军的火枪射击精度曾经让西方军队瞠目结舌。有法国的目击者表示，新军士兵居然可以单手持步枪射击，并能命中很远的目标。与土耳其新军交手的基督教军队也指出，新军神射手仅用利用月光就能精确地射中目标。即使到了十七世纪晚期，奥地利人在多次交锋后依然对新军火枪兵的的表现印象深刻，心生敬佩。不过虽然17世纪新军士兵依然维持了较高的水准，但与欧洲的新式军队相比，已经不具备压倒性优势。尤其是他们繁复的训练需要大量时间，这也制约了新军规模的扩充。
真正让帝国国力损耗的，还是经济原因。奥斯曼帝国横跨亚非欧三大洲，拥有极佳的战略位置，是沟通东西方的天然桥梁。在帝国历史的早期，往返于东西方的驼队是贸易的纽带，也给苏丹带来了滚滚财源。然而，随着西方发现新大陆及新航路的开辟，大西洋成为了世界贸易的主要通道，奥斯曼人主导的陆上商路重要性日益下降。17世纪一位奥斯曼学者这样写道：“欧洲人已经学会了认识整个世界；他们的船只派往世界各地，并夺取了重要港口。过去，印度和中国的货物照例都是首先来到苏伊士，经穆斯林的手发往各地。但如今这些货物都改由葡萄牙、荷兰和英国的船只运输了。”由于1571年勒班陀海战的失败，奥斯曼人几乎放弃了以海军征服欧洲的计划，西出地中海的通路被西班牙帝国封锁，而在东面，伊朗的萨菲王朝和印度的莫卧儿帝国同样虎视眈眈。奥斯曼人基本上被排除在新航路以外，1630年之后，欧洲消费的香料就几乎完全依靠大西洋运输了。
另一方面，西班牙、葡萄牙等国殖民美洲后，不断向本土运回数量庞大的金银，从而导致了持久的通货膨胀。奥斯曼帝国长期实行银本位货币制度，银币阿克切是它的主要货币。由于美洲的廉价白银经欧洲大量涌入奥斯曼帝国，导致了所谓的“价格革命”。17世纪西方主要国家已经出现资本主义经济，市场一定程度上消化了通货膨胀的后果，然而奥斯曼帝国依旧是传统的封建经济，诸多行会控制着工商业，主要原材料、商品的价格由行会统一制定。在这种呆板的体制下，土耳其人对通货膨胀几乎没有抵抗力。由于价格遭到行会和政府的人为压制，奥斯曼帝国主要商品，尤其是原材料的价格，一度远远低于欧洲基督教国家，这自然导致了欧洲人大量购买奥斯曼的廉价物资，令帝国出现严重物资短缺。即使政府下达了禁运令，投机倒把者也能通过行贿甚至走私来赚取暴利。同时财政部门为了完成税收计划，不得不增加各种苛捐杂税或降低国家货币的成色，这反过来进一步恶化了经济。当行会与政府的调控彻底失败后，引发了是奥斯曼帝国境内剧烈的货币贬值和物价飞涨。金币和银币的兑换比例，1580年为1:60,1640年竟变为1:250。中央政府的收入，从1534年的每年500万金币锐减至1591年的250万金币。而小麦的价格在16世纪上涨了20倍。货币贬值，物价上涨不仅加深了民众的痛苦，也让政府官员的俸禄缩水，为了弥补，他们便更加肆无忌惮地贪污腐败。而奥斯曼帝国境内的传统工商业在行会的控制下，无法与西方的新兴经济展开竞争，大量破产，最终形成了恶性循环。由于经济恶化导致的民变、暴动也大幅增加了。
4，一枚穆拉德二世统治时期的奥斯曼阿克切银币
17世纪的奥斯曼帝国已经步入中年，虽然身患疾病，但还没到病入膏肓的程度。一些君主察觉了帝国隐藏的危机，励精图治，锐意改革，也曾经让国家有了起色。不过，接替明君的，多半是些昏聩的苏丹。于是这段时期，土耳其出现了衰落——复兴——再衰落——再复兴的循环。
17世纪奥斯曼王朝的第一位改革者是奥斯曼二世（1604-1622年），他登基时年仅14岁，但却显示出于年龄不相称的睿智和勇气。他的统治第一次表现出改革帝国制度的努力，目的是为了遏制显而易见的衰落。他准备削减大教长权力，取缔土耳其新军，用穆斯林农民组成的国家军队来代替它，甚至还有意迁都。然而奥斯曼二世太过急于求成，触怒了保守势力，尤其是威胁到了土耳其新军的生存，他们悍然发动兵变来反对他，最后在1622年废黜了苏丹，并暗杀了自己的主公。奥斯曼二世的改革在腥风血雨中戛然而止。
5，穆拉德四世
幸运的是，1623年登基的穆拉德四世（1612-1640年）是17世纪帝国最有为的君主。即位之初，穆拉德不过是一个孩童，帝国已经风雨飘摇。萨菲王朝占领了奥斯曼帝国的重要城市巴格达，进而吞并了伊拉克。大维齐尝试收复失地，但最终无功而返。外敌的入侵激起了安纳托利亚的叛乱，最终，叛变部队涌入首都，逼迫穆拉德四世解雇了他的17位重臣，甚至威胁苏丹本人的安全。但在1632年，穆拉德采取果断措施绞死了叛军领袖，平定了叛乱，宣布亲政。多年的动荡令举国上下都苦不堪言，民众支持苏丹的铁腕统治，于是苏丹开始了又一次改革。穆拉德四世大力打击各种腐败，整顿军队纪律，任人唯贤，提倡简朴的生活，禁止国民享受咖啡和烟草。当大教长对他的改革表示反对时，苏丹的回应是将他送上了绞架。在他狂风暴雨但卓有成效的整治下，国家的法规重新得到执行，官僚阶层的效率得到回复，军队战斗力也提升了。与此同时，穆拉德四世还是最后一位身先士卒的苏丹。据说他身材魁梧，武艺高强，尤其擅长摔角。他最爱的武器是一把钉头锤，重达60公斤。一旦国内秩序恢复，苏丹就率部先后两次亲征伊朗，并一度占领了埃里温和大不里士。1638年，他终于从伊朗人手中收复了巴格达，并重新占领美索不达米亚。伊朗人被迫求和，正式承认伊拉克归属奥斯曼人，并划定了两国边界。如果穆拉德四世能够终其天年，或许还能成就更大的伟业。然而1640年2月，在从巴格达凯旋后不久，他因为长期痛风在首都去世，年仅38岁。
穆拉德四世的继承人是他的弟弟易卜拉欣一世，此人绰号“疯子”，在乖戾昏聩方面，完全可以和昔日的“酒鬼”塞利姆媲美。易卜拉欣完全缺乏哥哥的魄力和雄心，他将政务交予宠臣，而把注意力投向他后宫的佳丽们。苏丹将很多肥缺授予自己的妃子和外戚，而他自己则病态地热衷收集毛皮和丝织品。为了投其所好，朝臣们倾尽全力向他进献各种昂贵的毛皮，它们几乎铺满了托普卡帕皇宫，蔚为壮观，但都是搜刮来的民脂民膏。穆拉德四世开创的大好局面很快被葬送，贪腐之风再度盛行。1648年，当苏丹再次向自己的禁卫军和大教长索要皮毛时，后者终于忍无可忍，联合将他废黜。登基的穆罕穆德四世刚刚6岁，而且是一个“疯子”的儿子。穆罕穆德从父亲那里继承的，不仅有紊乱的政局和枯竭的财政，还有同威尼斯的战争。1644年，易卜拉欣轻率地发动了对威尼斯领地克里特岛的攻击，以此掀开了旷日持久的克里特战争序幕（1645-1669年）。虽然奥斯曼人初战告捷，但当获胜的将军们回国过冬时，等待他们的竟是冰冷的断头台，理由是苏丹与嫔妃认为战利品太少而感到不满。此后继续战争的将领难免有兔死狗烹之感，对克里特岛首府干地亚的围攻最终变成了拉锯战，且一直看不到有速胜的希望。
6，1649年威尼斯海军在克里特战争中迎击奥斯曼海军。Abraham Beerstraten1656年绘制。
1656年，一支强大的威尼斯舰队在达达尼尔海峡入口重创奥斯曼帝国海军，在仅仅损失五艘战舰的情况下，缴获了多达1000门土耳其大炮，并乘势封锁了伊斯坦布尔。这是1571年勒班陀海战以来，奥斯曼海军最大的败绩，由于发生在首都市民的眼前，其震撼可想而知。伊斯坦布尔全城一片恐慌，食品稀缺，物价飞涨。在内外交困下，穆罕穆德四世任命穆罕穆德·科普鲁卢（Mehmed Köprülü，1575-1661年）为新一任大维齐，从此奥斯曼帝国进入了所谓“科普鲁卢时代”。
穆罕穆德·科普鲁卢在朝廷中的崛起，证明了直到17世纪后期，奥斯曼帝国制度依旧还能够大致有效地运转。大维齐出身在阿尔巴尼亚一个基督教家庭，通过传统的德米舍梅制度被选拔进入皇宫，先后在御膳房、财政部、土耳其新军中服务，一步步升迁至帝国马厩总管、特拉布宗总督的高位，并得以配享双马尾旗。1656年时他已经是耄耋老翁，但苏丹的身边已经找不到比他更有经验、更有人望的官吏，于是他临危受命，来拯救帝国。穆罕穆德·科普鲁卢首先铲除了政敌，在关键部门安排了自己的亲信，随后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他整顿财政，开源节流，平衡预算，撤除了一些庸吏的职务，并镇压了各地的叛乱。他打造了一支新的舰队，终于在1657年击退了威尼斯人，解除了首都的封锁，从而获得了苏丹的充分信任与崇高威望。1661年，他已经85岁高龄，向苏丹推荐自己的儿子法西尔·艾哈迈德·科普鲁卢（Fazıl Ahmed Köprülü，1635-1676年）接替大维齐一职。苏丹同意了他的要求，也就此开创了大维齐世袭的先例。穆罕穆德在儿子抵达首都的当天去世（1661年10月31日）。
此后，法西尔·艾哈迈德担任大维齐达15年之久，并成为帝国实际上的主人。法西尔受过良好教育，他在父亲的基础上进一步复兴国家和军队，而由于苏丹的宠信，他的地位也远比过去的大维齐稳固。和父亲相比，他更多地依靠灵活的政治手腕而非暴力来治理国家，他甚至还是许多学者、文人的赞助者。法西尔明白，此时的奥斯曼帝国就像一座外表富丽堂皇但内部已经老旧的宅邸，窗户开始漏风，壁炉的火焰也开始减弱，让房子重新温暖唯一的办法是不断添加木柴。而“木柴”的名字，叫战争。
7，法西尔·艾哈迈德·科普鲁卢
1664年，法西尔率领帝国主力部队侵入奥地利，虽然在圣高萨特（Saint Gotthart）战役中被奥地利人击退，但最终通过和约，迫使哈布斯堡王朝承认特兰西瓦尼亚和匈牙利北部为奥斯曼人领土，从而获得了政治上的重大胜利。此后法西尔马不停蹄地指挥帝国陆海军对克里特首府干地亚发起新一轮围攻。虽然法国、教皇国与马耳他骑士团都对威尼斯伸出了援手，但强大的奥斯曼舰队还是完成了对克里特岛的封锁。1669年年末，由于内讧，欧洲的天主教同盟军队撤出了克里特岛，独木难支的威尼斯终于签署了城下之盟——共和国撤出克里特岛，将它转交奥斯曼帝国，作为回报，帝国将恢复威尼斯在境内的贸易权。这样一来，法西尔便成功地结束了持续20多年的克里特战争，并且得到了这一战略重地，几乎将威尼斯人的势力赶出了东地中海。此后法西尔的部队深入欧洲内陆，多次进犯乌克兰与波兰。在波兰他们遇到了一个强劲对手——约翰·索别斯基(John Sobieski，1629-1696年），此公骁勇善战，与奥斯曼人互有胜负，并在1674年被选举为波兰国王。法西尔原本计划一劳永逸地解除波兰威胁，但他在1676年死于水肿病，他的很多宏图大志未能得以实现。随后上台的是科普鲁卢家族第三代大维齐，穆罕穆德·科普鲁卢的女婿，也正是1683年维也纳战役的主角——卡拉·穆斯塔法帕夏（Kara Mustafa，1634-1683年）。
原文载于《透过镜头看历史01》，作者：马千，李谢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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