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谊，西汉初年著名政论家、文学家，世称贾生。贾谊少有才名，十八岁时，以善文为郡人所称。
为梁怀王太傅。梁怀王坠马而死，贾谊深自歉疚，抑郁而亡，时仅33岁。司马迁对屈原、贾谊都寄予同情，为二人写了一篇合传，后世因而往往把贾谊与屈原并称为“屈贾”。
贾谊著作主要有散文和辞赋两类，深受庄子与列子的影响。散文的主要文学成就是政论文，评论时政，风格朴实峻拔，议论酣畅，鲁迅称之为“西汉鸿文”，代表作有《过秦论》、《论积贮疏》、《陈政事疏》等。
其辞赋皆为骚体，形式趋于散体化，是汉赋发展的先声，以《吊屈原赋》、《鵩鸟赋》最为著名。
贾谊初任太中大夫，就开始为汉文帝出策。汉文帝元年，贾谊提议进行礼制改革，上《论定制度兴礼乐疏》，以儒学与五行学说设计了一整套汉代礼仪制度，主张“改正朔、易服色、制法度、兴礼乐”，以进一步代替秦制。由于当时文帝刚即位，认为条件还不成熟，因此没有采纳贾谊的建议。
文帝二年（前178年），针对当时“背本趋末”（弃农经商）、“淫侈之风，日日以长”的现象，贾谊上《论积贮疏》，提出重农抑商的经济政策，主张发展农业生产，加强粮食贮备，预防饥荒。
紧密围绕“积贮”的论题，从正反两面论证加强积贮对国计民生的重大意义，对于维护汉朝的封建统治，促进当时的社会生产，发展经济，巩固国防，安定人民的生活，都有一定的贡献，客观上符合人民利益，在历史上有其进步的意义。
汉文帝采纳了他的建议，下令鼓励农业生产。
同时，贾谊指出，商人卖奴隶，穷极奢侈，不尊重国家制度，冒犯皇帝尊严，主张俭约，禁奢靡之风。
在货币政策上，贾谊承认货币流通的客观性质，不认为单凭君王权力就可以解决货币问题。因而贾谊建议禁止私人铸钱、由中央垄断造币的原料，统一铸钱，即不让铜流布于民间，也不准老百姓私自采炼铜矿。
可惜文帝未执行，以至币制混乱。
贾谊的货币主张，在客观上已为后来汉武帝时实现统一的五铢钱制度，即所谓“三官钱”的流通开辟了道路，武帝时期禁止铸钱的政策正是贾谊思想的延续。
政治上，贾谊提出遣送列侯离开京城到自己封地的措施。
贾谊指出危害西汉王朝政治安定的首要因素，是诸侯王的存在以及他们企图叛乱的阴谋。他回顾历史，列举事实说明分封诸侯王的害处。
指出诸侯王的叛乱，并不取决于是疏是亲，而是取决于“形势”，取决于他们力量的强弱，从“形势”来解释诸侯王反叛与否。
因此，贾谊得出的结论是：“疏者必危，亲者必乱”。
根据异姓诸侯王反叛的历史教训和同姓诸侯王必然反叛的危险，贾谊提出了两个方面的措施：其一曰定礼制，其二曰定地制。
定礼制，就是针对诸侯王在礼制上的僭越，强调必须严格区分等级，使诸侯王严格按人臣之礼行事，从而维护天子的最高威严。
定地制即“割地定制”，根据“大都强者先反”的历史教训，贾谊提出了“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方针：在原有的诸侯王的封地上分封更多的诸侯，从而分散削弱他们的力量。
诸侯王的封地，一代一代分割下去，愈分愈少，直到“地尽而止”，力量也就愈来愈削弱下去了，这就叫做“割地定制”。
景帝刘启时，晁错提出“削藩”政策，是贾谊主张的继续；景帝三年（前154年）吴楚七国之乱，证明了贾谊对诸侯王分析的正确性。
到了汉武帝刘彻的时候，颁行主父偃提出的“推恩令”，更是贾谊“众建诸侯而少其力”方针的全面实行了。
汉文帝要封他做公卿时，遭受了很多元老大臣的反对和阻拦，最后又被人进谗言诬陷，失宠于汉文帝，被贬到长沙做了长沙王太傅。
从这时候起，贾谊开始有了自怨自艾的悲观思想，甚至听闻长沙气候潮湿难捱时，觉得自己肯定活不下去了，开始展现出他性格中懦弱的一面。
在湘江因为觉得自己和屈原一样悲苦便作了《吊屈原赋》一文，表面上是在怀念屈原，其实心底却是在自己发散着心中的牢骚和愤懑，也有了责怪汉文帝不识人才的意思，但是汉文帝却并没有怪罪于他，反而让贾谊做了几年的长沙王太傅之后，将他调回京师做了梁怀王的太傅。
梁怀王是汉文帝最宠爱的小儿子，可是梁怀王坠马而亡，贾谊足足自责哭泣了一年多，直到最后他忧郁早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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