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唐帝国的辽东战争和马扎尔人的西迁
西方的史学家往往把亚洲北方游牧民族的持续西迁活动归结为中华帝国的强盛和罗马帝国的虚弱。其实 ,古代中国也是时强时弱。北方少数民族为了追求良好的生存环境 ,一次次成功地入主中原 ,最后融入了中华民族 ,万里长城并没有完成它的使命。然而 ,倒的确是由于唐帝国的军事优势 ,将一个在后世极有作为、但当时还处于较落后状态的靺鞨族的一部分逼上了西迁的不归之路。本文将以史实证明 ,对唐战争的失败是马扎尔人的祖先西迁的原因。
在唐初连续发生的东征战事中 ,以第一次(贞观十九年 ,645年)期待最高 ,声势最大。那时 ,统一中国的唐太宗又因解决突厥和收服西域而踌躇满志 ,威望如日中天。开国元勋们如李勣 (594—669年)等正年富力强 ,阅历丰富。后起之秀如农家之子薛仁贵(614—683年)虽初出茅庐 ,却已显露头角 ,正在军中任下级军官。归附的各族酋帅如突厥族的阿史那思摩、契必何力 , 靺鞨族的突地稽等也都为唐太宗的恢宏气度所感召 ,心悦诚服 ,忠勇无比。在诸事顺遂的大好形势下 ,唐太宗决定亲征高丽 ,以为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东北地区的领土问题。
唐军的战前准备相当充分 ,战略算计亦极为致密。它的安排大概可沿史载的战事进程揣度出来 ,即陆路大军以营州(今朝阳)为后方基地 ,春季开始行动 ,于夏水泛滥之前抢渡辽河 ,迅速攻取今抚顺、辽阳等要地;海路部队出山东半岛 ,袭取辽东半岛南端之金州地区 ,然后南、北夹击 ,拔除辽东湾北岸弧形通道上的敌军据点(今鞍山、海城一带) ,以打通通往朝鲜半岛之最短路线 ,力争夏季进入朝鲜半岛 ,隆冬前结束战争。然而 ,北部靺鞨部落出乎意料地介入 ,挫败了唐军的这一战略企图的实施 ,使这场本拟速决的战争一拖便是几十年。
对于这场空前残酷的战争 ,史籍上有许多生动的记载。唐军将领负伤乃至牺牲者比比皆是 ,士卒填于沟壑者则更不可数计。唐太宗也亲临前线 ,激励士气。如突厥贵族阿史那思摩于贞观十七年(643年)率部内附后 ,“授右武卫将军 ,从征辽东 ,为流矢所中 ,太宗亲为之吮血⋯⋯,未几 ,卒于京师”。又如“帝征高丽 ,诏(契必)何力为前军总管。次白崖城 ,中贼槊 ,创甚 ,帝自为傅药”。决战是在安市城外进行的 ,正当唐军兵临城下时 ,情况发生突变 ,“高丽北部辱萨高延寿 ,南部辱萨高惠真引兵及靺鞨众十五万来援”,在双方的激战中“靺鞨锐兵常居前”。显然是靺鞨军的高昂士气和优良箭术使唐军饱受重创。最后“(高)延寿等度势穷 ,即举众降”时 ,太宗对高丽部众宽大有余 ,“酋长三千五百人 ,悉官之 ,许内徙 ,余众三万纵还之”。而惟独对逞勇好斗的靺鞨部众恨之入骨 ,竟“诛靺鞨三千余人”。接着唐军又围城休整达 3个月之久 ,仍无力再战 ,遂于 9月撤军 ,征东战事半途而废。归途中 ,大雪纷飞 ,将士们饥寒交迫，唐太宗情绪极为沮丧。以后的东征也都不顺心 ,四年后太宗抑郁而死。
唐军首战不胜的根本原因在于靺鞨部队的介入 ,而在战前唐朝对靺鞨毫无防范。甚至于唐太宗向新罗使者阐明他解决朝鲜半岛三国之争的策略时 ,还曾说过:
我以偏兵率契丹、 入辽东 ,而国可纾一岁 ,一策也、、、
然而 ,内附和可资利用的靺鞨、契丹部多居辽西营州和燕州地区 ,偏远的嫩江、扶馀、粟末、长白等地的契丹、靺鞨诸部则并不在唐朝的掌控之列。在战争中 ,外交又未能与军事并进 ,“远交近攻”的古训被置诸脑后 ,乃至于发生了北部靺鞨与高丽结盟抗唐的严重后果。《新唐书·黑水传》对此前后始末说得一清二楚:
武德五年(622年) ,渠长阿固郎始来。太宗贞观二年(628年)乃臣附 ,所献有常 ,以其地为燕州。帝伐高丽 ,其北部反 ,与高丽合。高惠真等率众援安市 ,每战 常居前。帝破安市 ,执惠真 ,收 三千余 ,悉坑之。
从此 ,北方靺鞨族成了唐朝的死敌。从以后唐朝不断地用兵于“扶馀道”的史实 ,笔者推测 ,当时与唐军为敌最力者 ,乃是聚居于扶馀、嫩江地区的靺鞨伯咄和安车骨两强部。
在以后的 20年中 ,唐朝和高丽之间的战事无休无止 ,胜负却始终未能决出 ,对于高丽和靺鞨人民来说也是一条不尽的隧道 ,英雄主义的斗争精神早已在黑暗中磨灭殆尽。
乾封二年(667年) ,九月辛末 ,李勣率唐军击败敌军 ,占领高丽西陲重镇新城 ,由契必何力留守 ,主持北线战事。此次唐军以攻取扶馀、嫩江地区 ,痛击靺鞨强部为首期目标。
总章元年(668年) ,二月 ,薛仁贵率两千精兵攻克扶馀城(今四平) ,扶馀地区三四十城纳款输诚。唐军进入北部靺鞨、契丹混居地区。在西线失利的危急态势下 ,泉男建率大军倾巢而出 ,并袭击新城。薛仁贵率部回救 ,但在金山地区受阻。薛仁贵避其锋芒 ,出其不意东取南苏、木底(今新宾)、苍岩(今通化)等三城 ,歼敌五万 ,消灭大批有生力量 ,进据东部靺鞨、粟末、白山部之腹地。高丽败象已露 , 社会大受震动 ,史载:“ 、、粟末靺鞨附高丽者 ,姓大氏。高丽灭 ,率众保挹娄之东牟山(今敦化北山区)。”又载:“白山本臣高丽 ,王师取平壤 ,其众多入唐、、”失尽了辽东、扶馀 ,朝鲜半岛已无屏障 ,兼之有生力量在外线被歼 , 外援更无指望 ,都城平壤也只是危城一座 ,契必何力率军于今丹东、新义州一带渡江 ,“悉师围平壤”,9月5日（？）平壤城破 ,高丽国亡。
而我们所关心的唐军的死敌、马扎尔人的祖先———靺鞨安车骨、伯咄两部人民的命运 ,则更是凄惨 ,《新唐书·高丽传》的记载是:
泉男建以兵五万袭扶馀 ,撷破之萨贺水上 ,斩首五千级 ,俘口三万 ,器械牛马称之。
对我们来说 ,究竟是谁指挥了这次战役 ,已是无从考据了。李勣和泉男建分别是双方的主帅 ,凡事都可以和他们扯在一起。然而那条“萨贺水”在何处 ,则十分重要。按其音 ,应该就是后来的宋瓦江 ,现代的松花江 ,也就是安车骨、伯咄两靺鞨强部的聚居地区。当时大概是 ,唐军在占领扶馀地区以后 ,又以穷追猛打之势进抵嫩江—松花江流域 ,以图一举肃清靺鞨强敌之后方基地。在薛仁贵率主力唐军东进后 ,朝鲜半岛告急 ,高丽部队已无心恋战 ,急于回救平壤 ,扶馀、嫩江地区的靺鞨部队已成孤军 ,最后被唐军聚歼于萨贺水地区。本着唐朝一贯的“以夷制夷”的治边政策 ,唐军中的少数民族部队 ,如高侃所率的营州契丹—奚族和李谨行所率的燕州靺鞨族 ,似乎也参与了这场“除恶务尽”的扫荡行动。他们在战场上大显身手 ,战胜后则纵兵虏掠 ,所谓“俘口三万 ,器械牛马称之”,似已不是来自农业地区的中原部队之所为。此时 ,与高丽方面结盟的靺鞨、契丹—奚族部落的内部已相当空虚 ,无力抵抗 ,于是一场牵动满、蒙古广大地区的大逃亡开始了 ,这就是史书所说的“伯咄 ,安车骨等皆奔散 ,寝微无闻焉”。
作为后来的欧洲马扎尔人 ,他们在告别了东方社会以后 ,先是逃亡 ,转而漫游 ,在无垠的欧亚草原上消磨了二百多个寒暑。他们本可以和平地游牧于水草丰盛的俄罗斯南部草原 ,大概是肇于 9世纪中叶蒙古高原的动乱 ,后续而来的逃亡者又抢去他们的牧场 ,将他们推入了欧洲民族的熔炉 ,从此开始了他们作为西方民族的新篇章。
六 结束语
亚洲北方诸族对世界人类、语言和历史的伟大影响是不能低估的 ,恶劣的生存环境为他们的文化发展造成了极大的障碍 ,但也玉成了他们坚毅、刻苦的意志 ,卓越的军事才能和伟大的统治艺术。而中国史学则承担了记载他们的历史和人文的最重要的责任。然而史载留给我们的只是一些片断 ,语言也随着时代的迁延和种族的融合而游移变换。但是 ,正如于群星万点中可以看到一条银河 ,从语言、姓氏、历史故事和人类互相征伐的记载中 ,亦可窥判一个极有作为的民族的全息性的始末。在注意到蒙古语族、突厥语族与马扎尔人的毋庸置疑的血缘关系的同时 ,本文所力图证明的是具有辉煌历史成就的女真—满族的祖先靺鞨人;对于自强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现代匈牙利人来说 ,更为重要的则是他们的远东祖源。
如此重大的课题必然会使本文在论述上有所缺失 ,甚至错误 ,并由此引发出争议和兴趣。
但愿如人们不苛求一个医生在分子生物学方面的知识深度一样 ,笔者也祈求读者们对我在语音学、人类学、民族学和历史学诸学科方面的专精不足给予宽容。作为一个人过中年的物理学家 ,笔者只能将这些专题奉献给有关的专家们去处理。
感谢蒙古国驻美国大使馆商务参赞Narankhuu(太阳之子)先生对这一课题研究的启示;感谢美国Furman大学的匈牙利留学生Rosser Betti小姐提供的近两百个具有明显东方祖源的马扎尔姓氏。中国社会科学院陈智超教授的史学知识也曾给我以帮助。美国Charlotte市的匈裔市民 Szabo先生、Szima女士和Nyiri小姐对他们的东方祖源的不疑给我以鼓励。特别是Revesz教授、Saygo先生、Soos教授与我耐心的语音切磋和讨论以及他们对全文观点的基本认同 ,予我以学术上的信心。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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