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蚩尤殇——噶尔钦陵的终极之战【一】

引子

 

公元696年,大周帝国的西北边疆重镇洮州,也就是现在甘肃省甘南州的临潭,两支数量庞大的人马正在对峙,一支是原来的唐军也就是现在的周军,另一支则是他们多年的死敌,强悍的吐蕃军团。

这一年,大周女皇武则天有过不只一个年号,她在万岁登封元年农历三月十六丁巳(公元696422日)改元为万岁通天,而战争恰恰发生在进行这次年号变更的农历三月,因此关于此战的具体时间,不同的史书就有了不同的记载。

唐军的统帅是两位六十多岁的老将,他俩地位尊贵,都是帝国宰相,也都是名噪一时的名将。其中的一位,为同凤阁鸾台三品、肃边道行军大总管王孝杰——武周篡唐后,将原来李唐的宰相机构中书省和门下省成了女性气息很浓的名字,一个改叫凤阁另一个改叫鸾台,因而,宰相委员会成员即同中书门下三品,便改称为同凤阁鸾台三品。

唐军另一位统帅,则是以成语“唾面自干”而著名的娄师德,他官至左肃政御史大夫“知政事”——政事堂原本是唐朝宰相议事的地方,后来也成为宰相委员会的代称,其成员称为“参知政事”或“知政事”。

唐军对面,那支吐蕃军团的统帅,也是六十来岁,此人名叫噶尔钦陵,他的头衔是吐蕃帝国的“大论”——“论”在藏语中是“大臣”的意思,后来西藏地方政府的“噶伦”就是由此而来,吐蕃的“论”相当于部长级高官或唐朝的尚书,“大论”就是部长会议主席或帝国首相。

我们知道,“吐蕃”是藏人的祖先在青藏高原建立的一个奴隶制王朝,存在时间大致相当于中原的唐朝,吐蕃人曾与唐人进行着经年累月的战争,其中包括好几场足以载入世界军事史的著名战役,洮州之战便是之一。

大战前夕,彼此间早就是老相识的唐军主帅王孝杰给吐蕃主帅钦陵去了一封信,这封信的内容在唐朝史料中没有任何记载,但幸运的是,吐蕃史官十分精确地记述了该信的内容,从而让我们有机会对那场战役一窥端倪,历史将为此而感谢他们。

吐蕃人记载的这些内容经过多次抄写流转,其中的一份抄本保存在敦煌.中唐时,吐蕃人曾占领了整个河西走廊,其中也包括敦煌,他们统治那里将近一个世纪之久,因而敦煌的石窟中保留了许多吐蕃时期撰写的古藏文历史文献,它们被统称为“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不过可惜的是,它们于1907~1908年间被英国人斯坦因和法国人伯希和先后盗运国外,分别藏于英法两国。

按照吐蕃史官的记载,除了信以外,王孝杰还赠给钦陵一袋粟米粒和一袋蔓菁籽,信中这样写道:

“吐蕃的军旅像成群的猛虎,如列队的牦牛,

可是算一下我的人马也不比你少。

谚语说得好:量颅缝帽,量足缝靴,

吐蕃能够聚集如此大军,可我军的数量也足以应对。

如果细喉咙都能容纳,难道大肚子会装不下吗?

我们如同天上降下来轰击岩石的霹雳,

你们的岩石再大又有什么用呢?”

王将军无疑是在劝说对方识些时务,早点撤军。至于粟米粒和蔓菁籽,大概是代表己方数量众多吧。

钦陵并没有被吓倒,他很快回了一封信,内容针锋相对:

“你们只会动嘴皮子,还说什么数量多寡!

小鸟再多也是鹰隼的食物,游鱼再多也是水獭的点心,

麋鹿角虽多却没什么用处,牦牛角虽短却能争强好胜。

松树生长百年,一个斧头就足以伐倒。

江河纵然宽阔,牛皮小舟却轻松渡过。

青稞虽然长满大坝,但进入一盘水磨就变成了粉。

星斗尽管布满天空,一轮红日之光就使之黯然失色。

山谷川口一星火焰,就足以烧光所有果木。

一股泉源爆发山洪,足以能冲走所有的山林。

满地土块之中,如果让一块石头在上面滚动,请看是那石头破碎?还是土块破碎?

请看在大坝上面,一背干草与篾片放在一起,是草先腐朽?还是竹子先腐?

请问一个铜缸里放进一瓢盐,你尝到的是水的味道呢?还是盐的味道?

雷声大的霹雳没多少能耐,只能靠响声吓唬四周,你们的军队其实就像水面上的蝇群,为数虽多却难于指挥,和那山头的云烟没什么两样,对于人无足轻重。

对付你们,我的士兵岂不是就像镰刀割草一样容易吗?

牦牛那么大,箭头那么小,可射中了难道不能致命吗?”

受此奚落,王将军自然不会甘心,于是回信:

“小小的鸟蛋,上面压着大山,它能挺得住吗?

微弱的火苗,遭遇大海的波涛,岂有不灭的道理?”

但钦陵的答复却更加气势磅礴:

“山的巅峰是岩石,岩石之上是大树,大树梢头是鸟巢,鸟巢之中才是卵。

山如果不坍塌,岩石就不会垮,岩石不跨大树就不断,大树不断则鸟巢就不会倒,鸟巢不倒则鸟蛋就不会碎。你说山能压碎卵,莫非是这样压吗?

火在山上燃烧,水却流在谷中,连山腰都到不了,怎么能熄灭火苗?

我们吐蕃的悉补野王族像天上的日头,你们的唐朝皇帝则如月亮一般,尽管同样是君主,然而对于天下,日月光芒所照耀的范围,相差的难道不多吗?

至于大小之类的言辞,咱们就不必较量了吧。大海中游着巨大的鲸鱼,可是突然天降霹雳,立刻把鲸鱼杀死在水里,雷电这两种东西一旦降临,即使比岩石还坚硬也会粉身碎骨。

我们吐蕃的神圣赞普,与苍天共同笼罩着大地。雪域之中,大无过于苏毗国王末.计芒,他深藏在九层地表之下,赞普却能擒而杀之。

看了上面这些,关于大小优劣,咱们难道还有比试的必要吗?”

要知道王孝杰可是大唐当时一等一的名将,就在四年之前的长寿元年(公元692年),他在西域大破西突厥与吐蕃联军,当年十月,唐军光复了被吐蕃人占领的安西四镇。两年后的延载元年(公元694年),吐蕃与西突厥再次联兵进犯西域,却又再次大败于王孝杰之手。

王孝杰主持的这几次对外战役,算得上武则天时期取得的最大军事胜利,女皇大喜过望,高调表彰自己的这位杰出军事统帅:“今故土尽复,孝杰功也!”

这样一位军功赫赫的名将,此时怎么会如此低调,一而再地磨破嘴皮子劝降?更何况,唐军占据主场优势,数量也超过敌人,这么低声下气自取其辱地求人家投降,恐怕只能有一个解释,那就是唐军主将对吐蕃统帅极为忌惮,对取胜根本没有信心。

这又是为什么呢?一切,都要从头说起。

 

一、亚细亚的乌云

 

高宗至玄宗前期,大唐的文坛群星璀璨,除了著名的“初唐四杰”外,还有一对以“燕许大手笔”而闻名天下的文化人,他们就是被封为燕国公的张说和袭封许国公的苏颋,两人并称文章圣手,又因其姓氏而被时人称为“苏张”,唐代著名诗人元稹甚至在其诗歌《代典江老卜百韵》中将他们与流芳千古的李杜并提,诗云:“李杜诗篇敌,苏张笔力匀。”

苏张二人都主张“崇雅黜浮”,即讲究实用,重视风骨,以矫正陈、隋以来的浮丽风气,其中的苏颋非常擅长公文写作,甚至能将政府诏令写得自成文体,连皇帝也爱不释手并要求专门保留其原稿;而另一位大手笔张说则尤其长于碑志,撰写的碑文形式严整,典雅宏丽,显示了格调雄浑、气势恢弘的盛世气象。

在一直流传至今的《张说之文集》——其意并非“张说的文集”,而是因张说字“说之”而得名——卷十七中就保存着这么一篇碑文,名为《拨川郡王碑》,其文笔一如既往的恢弘壮丽气势磅礴,这里不过多讨论其文学方面的成就。

我们知道,唐宋封王的名号一般都附带地名,但奇怪的是,唐朝并没有“拔川”这个地方,而且,碑文中的这位已故的拔川郡王有一个古怪的名字——论弓仁,也就是说他的姓氏是古怪的“论”。

按照碑文的内容,碑主人论弓仁逝世于唐玄宗开元十一年也就是公元723年,时任位高权重的朔方节度副大使,他生前的爵位已经是酒泉郡开国公,死后更被朝廷赠予拔川郡王。

从历史记载来看,唐初的封王标准十分严苛,除了李、武两家宗室外,异姓封王者可谓凤毛麟角,远非天宝以后亲王满地走、郡王多如狗般的泛滥封爵可比,那这位明显是外姓的论弓仁究竟何德何能,竟然能列身连功高盖世的李卫公、李英公也无法奢望的王爵之中呢?

人们进一步研究后发现了更令人吃惊的情况,这位碑主人并不是唐人,光这点其实并不奇怪,大唐是一个开放包容的社会,阿史那社尔、黑齿常之、哥舒翰、高仙芝甚至安禄山等,都是外族在朝为官,但论弓仁的出身却还是让人大跌眼睛,因为他竟来自大唐的百年死敌——吐蕃!

仿佛嫌这些料还不够猛似的,碑文中还写道:“拨川王论弓仁者,源出于疋末城,吐蕃赞普之王族也。曾祖赞、祖尊、父陵,代相蕃国,号为东赞。”解读后的结果让人无比震惊,碑主人竟然出身于曾执掌吐蕃朝政的噶尔家族,碑文中的“曾祖赞”就是禄东赞。

“禄东赞”是唐人给他的名字,其藏语本名为噶尔.东赞域松。在吐蕃最伟大的赞普松赞干布时期,禄东赞是赞普(即国王)之下的头号人物,长期担任着相当于首相的“大论”,在松赞干布统一青藏高原的战争中出谋划策,起到了关键作用。史载,就在一场重大的胜利之后,藏王松赞干布兴奋异常,在庆功宴会上他自充麦霸,引吭高歌:

“啊!若问王者是何名?

乃是赤松赞。

若问臣者是何名?

乃是东赞域松。

……

我等君与臣,

君不抛弃臣,

君若抛弃臣,

则宜守天边;

臣若背弃君,

则当受惩处!”

我们已经可以肯定,论弓仁就是来自于禄东赞的噶尔家族。“噶尔”这个词在不同的汉文史书中有不同的表示形式即“薛”或“蒆”,比如《旧唐书》记为“蒆”,《新唐书》作“薛”,而《通典》复作“薛”;《会要》则又作“蒆”。

关于噶尔家族的起源,历来说法不一。

一说如碑文中标明噶尔家族“出于吐蕃赞普王族”。这一说法或出有因,因为这一权势显赫的家族从来不与王室互通婚姻,从避免近亲或同族婚配的角度来讲,似乎可以作为旁证。但其为王室一支,藏文诸书都没有记载,反而是汉文史书有所涉及,比如《资治通鉴》里记载:“吐蕃俗不言姓,王族皆曰论。”

但这个记载是不正确的,后来的研究发现,吐蕃上层社会其实相当重视族姓,各贵族都有自己的姓氏,如娘氏、卫氏、蔡邦氏等等。所谓“论”即大臣之意,并非指王族,吐蕃王族只有王室悉补野氏族一家,其他氏族皆不能称王。也就是说,论弓仁的姓氏“论”只能说他是出身于吐蕃大臣,并不能证明该家族来自王族。

另一种说法认为噶尔家族出自苏毗,它是拉萨河流域的一个割据政权。松赞干布的父王囊日松赞攻灭苏毗后,常驻苏毗故都辗噶尔,为了防止娘氏、韦氏、蔡邦氏等豪强大族势力做大以保持政治上的平衡,赞普遂刻意物色和培植原来地位较低、同诸大望族存在一定矛盾的当地土著力量,一个不怎么显眼的辗噶尔当地小豪强——噶尔家族于是幸运中选。

这一家族原是苏毗国王的家臣之一,按照吐蕃历史文书的记录,它发迹于“蔑布一个小山谷里”,既属于有一定影响力的土著势力,又不如娘氏、韦氏等声望显赫。因此,当权势显赫的前任大论(即吐蕃群臣的首脑,一般译为‘大相’)蒙赤多日芒策去职以后,囊日松赞就让该家族出身的噶尔赤扎孜门继任为第二任大相。

据说这位赤扎孜门其人“贤明、果断、刚直”,而且还有一个独特的本事——能够猜到别人的心事,按照敦煌保存的吐蕃历史文书推测,他可能有相当深的心理学造诣或察言观色能力,文书中写道:“有三宾客结伴同行,彼能知第一人所想何事,第二人所想何事,第三人所想何事。后,问诸三友人,真耶?伪耶?此三人心中所思,口中所言,竟与赤扎孜门所言一一应验”。由赤扎孜门开始,在吐蕃历史上发生重大影响的噶尔家族陆续入相吐蕃宫廷。

到了囊日松赞的儿子松赞干布的时候,噶尔家族的首领噶尔.东赞域松——即汉文史书中所称的“禄东赞”——成为了藏王的智囊,协助藏王谋划统一雪域高原的伟业,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连汉文史书中对禄东赞的能力也赞不绝口,说他“性明毅严重,讲兵训师,雅有节制,吐蕃之并诸羌,雄霸本土,多其谋也”。

在松赞干布迎娶文成公主的过程中,禄东赞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他是吐蕃派往大唐求亲的特使,藏王派地位如此重要的人物朝见唐太宗,对婚事不可谓不重视。在此之前,吐蕃与大唐曾在后者的边境松州也就是今天四川阿坝州的松潘打过一仗,双方平分秋色,最后缔结了和约。太宗皇帝已经了解了这个青藏高原新兴政权的强大实力,也从吐蕃派遣第二号人物亲自来求亲中感受到了对方的诚意,遂欣然允婚。

于是,一个即将远嫁西藏的大唐宗室少女就这样出现在历史舞台上,但让人遗憾的是,她的名字、生年均不详,亲生父母亦不知为何人,人们多怀疑她是太宗族弟江夏王李道宗的女儿,而在后来汉藏两族的史书上,则称呼她为文成公主。

在西藏民间故事中,对于松赞干布派遣禄东赞求婚的这次事件,做了许多绘声绘色的描写,即使在后世喇嘛们撰写的西藏正规史书中,关于文成公主进藏过程的记载,其艺术性和文学性都远远超过了史书应有的范畴。

比如,藏族史书上说,唐太宗于禄东赞抵长安求婚时,多方刁难,歧视尤深,但禄东赞均一一化解,至于唐太宗如何五难吐蕃使的故事,早已在西藏民间广为流传,感兴趣的朋友自己去搜索,应该相当容易找到。

另外,据说禄东赞还给唐朝皇帝带来了藏王松赞干布几封充满威胁性的书信,每当他解答了唐朝皇帝的一个刁难,就让皇帝打开一封,里面不但准确预见了皇帝出的难题,而且每封信的结尾处都扬言“要是这样做了你还不许嫁公主,我就要派遣神变大军前来,杀死你,劫回公主,摧毁你所有的城市!”

藏史继续写道,后来,在吐蕃使者解决了所有难题后,唐太宗不得不按约定同意出嫁公主,但为防止禄东赞再使损招,确保公主安全抵蕃完婚,皇帝让公主的队伍先行出发,扣留禄东赞为人质达三四个月之久。但狡猾的禄东赞在遭扣留期间,却继续大冒坏水愚弄唐朝皇帝,讹其将一切续绸焚烧,屠杀猪羊,焚毁一切山林,煎炒种子播于田中,致全无谷实,使汉地福运为之衰减,并趁间逃亡,在公主一行人出发五个月后,追上了她们,然后一起返抵吐蕃。

尤其有趣的是,西藏民间还流传一种说法,说禄东赞在护送文成公主的漫长旅途中寂寞难耐,遂设法引诱了文成公主,两人一路干柴烈火,甚至还生了一个女儿……

不过,后世学者们多对此不以为然,认为“这纯为藏中僧侣,于苦读佛经、辩经之余,揽史自娱,所作之无聊趣谈,纯戏谑之语,此正合藏人好开玩笑的本性。也可能是误会禄东赞所娶的琅邪长公主外孙女段氏为文成公主,因藏人翻译汉文史料,常会有误解文意而错译者,因而指鹿为马。”也就是说,这些内容多是古代喇嘛们吃饱了没事干,念经之余穷极无聊时的臆想之作。

公元649710日,大唐帝国的西京长安,李世民大帝与世长辞。按照两唐书的记载,在唐朝新天子高宗刚刚即位的这段时间里,他名义上的姐夫松赞干布表现得相当仗义。藏王不仅派人在已故老丈人的陵墓前献上十五种金银珠宝祭奠,而且还亲自给实际执掌大唐政务的宰相长孙无忌写信,信中承诺“天子即位,下有不忠者愿勒兵赴国共讨之”。

而唐朝也礼尚往来,下诏册封他为驸马都尉,西海郡王,对此松赞干布欣然接受,并对唐廷随后再次加封的“宾王”(也有史料作‘宝王’)名号以及杂色绸缎三千段等赏赐也都统统笑纳。

在这里,唐朝明显将吐蕃当作帝国治下的众多藩属之一,但松赞干布对这种待遇却似乎相当高兴,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反感。藏王并非自甘堕落,而是因为自己在这种来往中实在是获利非浅,大唐先进的科学技术的大量引入,对整个西藏生产力的改进和提高起到了相当关键的作用。

文成公主进藏,给吐蕃带去的不仅有价值不菲的嫁妆,还有大唐先进的生产技术和规章制度,据后代西藏史籍《柱间遗教》的记载,有绩罗绸缎等衣物、金银首饰及释迎牟尼佛像、大史集、二百六十经论文典、烹调食品法三百六十、配制饮料法多种、坚甲利兵三百六十、经史论集十四部、词藏、词库、词变、修身论著、放牧增殖法、数码与历算。中原占卜经典三百卷、善恶宝鉴、工艺技术六十整、治疗四百零四种病的医药、百种验方、五种针灸医术、四种炮制药物法和经部、续部佛经等。随同公主进藏的随从,除了公主奶妈一家、官属及其家属、若干侍女和卫士等,更有许多制造日用必需品的工匠和厨役,总之专业人士的数量相当可观。

但吐蕃的师父却又不只大唐一个,藏王松赞干布及其臣僚们像海绵般如饥似渴,从当时已知的世界各处虚心吸收关于政治经典、经济策略、文化理论、工艺技术、法律法规、生产种植等各种先进知识,充分体现了一个民族由少年走向青年时那种蓬勃向上的活力,藏文史书《贤者喜宴》中这样写道:

“从东方汉地和木稚,

引进工艺历算书籍;

从南方白色的印度,

翻译佛陀正法经典;

从西方粟特尼泊尔,

开享用财物的矿藏;

从北方霍尔和回纥,

获得法律事业典范;

统治四方的勇武之王,

各种财富源源而入……”

公元650年,吐蕃王松赞干布在国都逻些(现西藏拉萨)病逝。据后来的藏族史书记载,藏历铁狗年,松赞干布于宫中偶染风寒,起初只是伤风感冒,最后竟然发烧不止,直至不幸去世。在负责葬礼的吐蕃大相噶尔.东赞域松要求下,专业技师们以檀香木水涂满松赞干布的遗体以便防腐。人们给已故的赞普国王穿上帛绢绫衣,扶坐在虎皮座上,然后用马车拉到西藏山南的雅隆香波雪山之侧,安葬在松赞干布的祖先们也就是吐蕃历代先王的长眠之地。

松赞干布走了,身后留下一个面积超过两百万平方公里的庞大王国,尽管贫瘠的青藏高原上雪水依旧奔流,但它们已无法约束吐蕃骑兵踏向四方的铁蹄:

在东方,吐蕃的势力已逼近四川盆地边缘的唐朝松州,青海的吐谷浑汗国节节败退,直至退入唐军保护的河陇地区,大唐与吐蕃这对曾经的翁婿之间,一场激烈冲突已经越来越无法避免。但可怕的是,女婿对丈人的家底了如指掌,而丈人对女婿的伎俩却一窍不通……

在西方,吐蕃早已吞并阿里的象雄王国,势力渗透到克什米尔地区和帕米尔高原,阿富汗北部的吐火罗和富庶的印度河流域已经近在眼前……

在南方,尽管借着帮助王玄策的名义占领了中天竺,但来自高寒地带的吐蕃军团无法忍受当地炎热的气候,不得不撤回休整。不过天竺北部的蒂尔湖地区却被并入了吐蕃的版图,从而建立了一个今后继续南进的稳固桥头堡……

在北方,通过协同唐军攻占龟兹,吐蕃打通了青藏高原北下新疆的道路,同时还可以通过帕米尔高原向西域调动兵员,为此后吐蕃与唐朝、阿拉伯帝国在中亚的连年争霸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青藏高原之外,一个崭新的天地正在向这些藏族武士招手,而之所以能窥到这片天地,人们认为多要归功于松赞干布,这样一个王者,即使仅仅享年三十四岁,他也已今生无憾!

史载他逝世时已没有活着的儿子,只能让年幼的孙子芒松芒赞(汉文史书作乞黎拨布)即位,吐蕃国政从此由大论噶尔.东赞域松掌握。

随着李世民和松赞干布这一对名义上的翁婿君主相继离世,唐蕃之间在文成公主进藏后长达十年的蜜月结束了,二者的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战争和阴谋间充斥着波谲云诡的动荡。

禄东赞执掌吐蕃朝政后,在内政方面成绩斐然,他制订法律、定税赋、分庸桂(‘庸桂’指武士阶层,其中‘庸’指随军奴户)、查户口、立丁册,被誉为吐蕃史上一代名相。不过,尽管这位汉文史书称做禄东赞的东赞域松,早在松赞干布生前就以智囊著称,但他一直以来都只是谋士而非谋主,因此掌权后迫切需要立威服众,而能最快积累起巨大声望的途径,无疑就是赫赫军功。

当时,唐朝凭借贞观之治打下的坚实基础,东击高丽西破突厥,并已经成为中亚草原的霸主,势力一直推展到乌兹别克的乌浒水(即阿姆河)流域。按照敦煌保存的吐蕃历史文书记载,连吐蕃人自己也承认,“彼时,唐朝国威远震,北境突厥亦归聚于唐,直至大食国以下均为唐廷辖土”。

而当时吐蕃的情况却比较糟糕,赞普去世,新主幼弱,乱事迭兴,原已臣属吐蕃的白兰(为羌人一支,活动在今青海南部及四川西部地区)又发生叛乱,吐蕃的实际掌权者禄东赞被迫全力对内,无暇向外扩张。因此,吐蕃对唐关系依旧维持着当年恭顺女婿的原状,往来相当殷勤,直到显庆三年(公元658年)那件不愉快事件的发生。

这一年,鉴于藏王芒松芒赞已经成人,吐蕃王廷遂派遣使者携带珍贵礼物向大唐求婚,希望仿效松赞干布与文成公主的先例,再次为赞普迎娶一位唐朝公主。但是,高宗皇帝轻率地回绝了赞普的求婚,让敏感的吐蕃人又一次感觉遭到了大唐的羞辱。

此前,吐蕃军队在禄东赞的指挥下,已经平定了白兰人的反叛,并乘胜一直推进到青海河源地带,唐朝认为已经对自己的西部边境构成了相当大的潜在威胁,另外,吐蕃铁骑当年协助唐军攻占西域龟兹后并没有撤回,而是一直驻扎在昆仑山以北,这更加引起了唐朝的不满,高宗皇帝此时拒绝这门婚事,也许并不只为了羞辱对方,可高傲的天可汗却没有对吐蕃做出任何解释。

不管怎么说,这次拒婚事件标志着双方蜜月关系的正式破裂。此后,愤怒的吐蕃人开始对大唐及其附庸吐谷浑频频主动攻击,正在鼎盛的大唐当然以牙还牙,双方的火气也像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大。

最后,在薛仁贵指挥的这场血腥的大非川战役中,唐蕃之间积累了十多年的怨念终于全面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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