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见自秦昭襄王以降至秦二世即位，秦国统治集团已经完全蜕变为一个冷酷邪恶的阴谋集团， 貌似精诚团结，实际上内部矛盾是越聚越多，就像一只陷入泥沼的巨兽一样，无法自拔了。至秦二世即位秦统治集团以成分崩离析、自相残杀之势了，前２０７年大将章邯在外有连续军事失利，内有赵高逼迫之忧的情况之下，率秦举国之师降楚。这就充分说明了，秦王朝以到了失道无助、天怒人怨、众叛亲离、天下同仇的地步了，被民众彻底抛弃的秦帝国，其战争潜力并没有充分地发挥出来，就被风起云涌的起义浪潮所淹没了。
三 经济层面
战国末期社会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各国在几百年的经济与文化交流中，已出现了南北交融、相互依存的趋势，这种文化经济上的一体化，为秦国统一天下创造了有利的社会基础。大乱之后必有大治，但秦王朝建立后，不顾广大的民众需要休养生息的根本意愿，穷兵黩武、滥用民力，轻视民生，野蛮开发。修灵渠、治驰道、筑长城、造皇陵、建宫殿、征夫戍边、一系列劳役把老百姓压得喘不过气来，当时全国不过两千万人口，而从事劳役的青壮年男子多达五六百万之众，甚至于妇女都被摊派各种徭役，而大规模的工程与开疆拓土造成了大量的壮丁死亡，百姓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处处是累累白骨。以至“男子疾耕不足于粮饷，女子纺帻不足于帷幕。百姓靡敝，孤寡老弱不能相养。”民众“自经于道树，死者相望。”
在这种暴政之下，社会经济遭受了重大的破坏。由于劳动力不足，自耕农纷纷破产、大量的农田荒芜，商业凋零，手工业萎缩，这对于一个以农为本的国家而言简直就是灾难性的。秦王朝建立的十几年中，社会经济总量一直处于衰退的趋势，在严酷的压榨之下，连临淄这样富甲天下的大城市都失去了昔曰的繁华，帝国==的财政收入虽然没有太大的减少，但老白姓也几经被榨干了所有的油水，以到了无法承受的程度，铤而走险的事随时都有可能发生。
为了统治与开发新征服的百越地区，帝国在南部三郡（象郡、桂林郡、南海郡）驻有大量的军队，几十万大军的供给耗尽了巴蜀与汉中的粮仓。经济的恶化使军队的供应水平出现了下降，国家几经不能再维持对职业军人的优厚待遇了。由于国穷民弱，一百五十年来，使秦军保持高昂斗志的军功受爵制度遭到了破坏，激励体制不复存在，将士出征常有后顾之忧，这也是后来造成秦军反叛的重要原因之一。
应该说秦始皇在统一天下之后，所采取的一系列维持大一统的举措还是必须的，但是要用短短的十几年的时间去完成这些事情，必然要使国力面临崩溃地步。始皇帝在透支国力的同时，也把子孙的后世基业透支掉了，从这层意义上讲，秦王朝“成也秦始皇，败也秦始皇”。
前207年，当反秦战争进行到第三年的时候，由于军事上的连续失利，中原重镇陈留被刘邦统率的楚军攻占，秦王朝在中原地区的粮食储备全部落入楚军之手。秦军主力兵团在长达近两年的出关作战中，前线曰常所需十分巨大，关中地区的战略储备也逐渐被消耗殆尽了。而前线的失利又造成了后方经济急速恶化，青壮年从军，关中皆是老弱，生产凋敝，几经无法有效的组织生产，支援前线作战了。很显然秦王朝在经济上已处于恶性循环状态，秦朝战争经济已处于总体崩溃的前夕了。所以，从经济角度来看，秦国统治集团业已丧失了自己所有的统治资本，已经不可能再把这场战争进行下去了。
四 战略战役层面
1、众所周知，秦王朝是对内高对或压的政权。秦始皇在世之时为防止民众造反，采取了一系列的“防患于未然，除奸于未萌”的政治举措，尽收天下兵器，迁六国豪族于咸阳。秦始皇认为经过这番周密的防范，老百姓以被弱化，势分形散，自命难保，且手无寸铁对秦王朝已经构不成威胁了。
秦统治集团恐于“亡秦者，胡也。”的政治谶语，错误的判断形势，认为威胁秦朝安全的隐患在外不在内。为此，秦王朝组织了庞大的军力，对北方的匈奴与南方的百越，发动了强大的攻势。之后，秦始皇令长子扶苏与大将蒙恬共同备边，将全国最精锐的军队编为两大重兵集团，分布与长城一线与南岭之地，而广大的曰渐不稳的中原腹地却防备空虚，兵力上捉襟见肘。可见，秦最高统治者一方面对内疯狂==，一方面又轻视民众的力量，从而对国内危机视而不见，在军事部署上造成了外重内轻之势。且南北两大重兵集团，隔绝数千里，中间又无军事重镇可以凭借固守，战略上难以遥相呼应，极易被分割。另外，南岭驻军由于军粮供应时断时续，有时不得不就地取粮，故士卒多有不满，离心情绪越发浓重。且南部三郡（桂林、象郡、南海）远离秦统治中心，一旦军心有变，山高水远，难以控制。（按：关东叛乱后，秦王朝在南越地区的驻军，阻断道路，拒不奉调。秦朝两大重兵集团少了一个，就象是一只鳌的螃蟹使不上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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