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诅咒的伊斯坦布尔
在今天看来，帝国的领土已经扩展到整个巴尔干和安纳托利亚，选择伊斯坦布尔为首都是理所当然的。但在当时，这种选择也并非顺理成章。因为，奥斯曼帝国的有些臣民，不会自然而然的把自己当成在伊斯坦布尔深宫里居住的“伟大的”苏丹所缔造的国家的一员。他们多数是在国境地带作为“阿金基”而活跃的自由身份的骑士。他们和那些领受蒂玛尔采邑的在乡骑士还没有融合到一起。和由“苏丹的奴隶”构成的常备军和苏丹侧近集团相比，他们对苏丹保持着独立性，他们希望维持这种独立性，在战场上继续拼杀。在伊斯兰教的鼓舞之下投入圣战，这是多数在乡骑士和“阿金基”所共有的心理状态。他们为征服君士坦丁堡作出了贡献，为此庆祝，但同时，他们不希望战后苏丹在此停止不前，而应该还都艾迪尔内，继续向遥远的西方出征。这种对伊斯坦布尔的心理距离的背后，是骑士们对奥斯曼帝国建立后苏丹的强权和自身受到的束缚的反感。
在穆罕默德二世的三个儿子中，杰姆王子在上述的人群中威望很高。杰姆王子编纂了英雄传记《萨尔托克之书》，他在书中反复强调：奥斯曼帝国的都城应该在艾迪尔内，伊斯坦布尔是不吉利的城市。另外，从穆罕默德二世的时代开始广为流传，后来被多部奥斯曼帝国《年代记》一类的史书引用的“君士坦丁堡和圣索菲亚的传说”，也在反复讲述这座城市的不幸。穆罕默德二世的帝国化野心或明或暗地遭到批判。不希望定都伊斯坦布尔的特定人群的不安，被假托成“古代罗马贵族的的不幸”，用各种方式表现出来。这股思潮的核心是：伊斯坦布尔是一个反复被征服者践踏的城市，是一个被诅咒的城市。这些言论和书籍还举出穆罕默德二世为重建伊斯坦布尔而消耗巨额资金，杀害在建筑苏丹清真寺过程中出错的建筑师等史实，以证明伊斯坦布尔的不吉利。
后来目睹伊斯坦布尔的繁荣的人们会对这种反应感到莫名奇妙。但是，对当时的人们来说，苏丹在伊斯坦布尔修筑新的宫殿虽然标志着新时代的到来，却也带来了不和谐感。新修的托普卡帕宫殿被厚厚的高墙包围，对人们开放的空间只是其中一小部分。那些在战场上浴血奋战的骑士，再也难以看到苏丹的尊容。但是，号称“征服者”的穆罕默德二世，强力压制那些反对定都伊斯坦布尔的声音，他把耶尼切里等“苏丹的奴隶”置于部队的核心位置，在此后的三十年间，继续开疆拓土。
东征西讨三十年
穆罕默德二世在攻占君士坦丁堡以后的三十年间，不断东征西讨。他曾十八次御驾亲征。从次数看，夏季开始、长达数月的远征已经成为苏丹每年的“例行工作”。
其远征的目标几乎覆盖了在一个夏天之内能够到达的所有地区。穆罕默德二世统治前期，在巴尔干，夺取了塞尔维亚、希腊（包括色雷斯、爱琴海和伯罗奔尼撒半岛）、波斯尼亚；在安纳托利亚，消灭了特拉布宗王国和卡拉曼侯国。在统治后半期，穆罕默德二世投入了对乌尊·哈桑领导下的白羊王朝，还有对威尼斯的战争。
威尼斯、匈牙利和白羊王朝结成了反奥斯曼帝国的同盟。各地的战况随时在变化，穆罕默德二世审慎地判断形势，拟定下一步的作战计划。他无疑是一位有才能和决断力的出色指挥官。
然而，在战场上没有常胜将军。雅诺什·匈雅提率领的匈牙利军队守卫的贝尔格莱德久攻不下。穆罕默德二世的战略没能奏效。征服特拉布宗王国以后，对安纳托利亚的远征也陷入了困境，苏丹对耶尼切里军团支付了特别奖金以后，大军后撤。
瓦拉几亚（今罗马尼亚）的弗拉德三世和阿尔巴尼亚山岳地带的斯坎德培率军激烈抵抗，结果，帝国对上述地区只能维持间接统治。海军强国威尼斯成了奥斯曼帝国的宿敌，圣约翰骑士团盘踞的罗德岛久攻不克，穆罕默德二世的大军最终没有威胁到欧洲的核心地域。
但是，经过三十年的征战，从多瑙河到幼发拉底河，除少数岛屿外，几乎都成为奥斯曼帝国的疆土。在这广大的地域，穆罕默德二世将许多半独立的属国和意大利城市国家支配的地方全部荡平，纳入直辖范围。从另一个意义上说，穆罕默德的进攻牵制了能够在背后干涉上述地区事务的政治力量——哈布斯堡家族。他的远征有巩固奥斯曼帝国“本土”的性质。在新征服的地区，奥斯曼帝国依次举行征税调查，推行蒂玛尔采邑制。穆罕默德二世的远征奠定了19世纪之前奥斯曼帝国的疆土。
奥斯曼帝国也在开拓海疆。穆罕默德二世向黑海北岸派遣舰队，驱逐了克里米亚半岛及其周边的热那亚和威尼斯的武装力量；迫使陷入继承人之争的克里米亚汗国承认了奥斯曼帝国的宗主权。黑海成为奥斯曼帝国平静无波的内湖。
穆罕默德二世的远征消灭了塞尔维亚王国和波斯尼亚的割据政权。在安纳托利亚方面，接纳了拜占庭皇室旁支的特拉布宗王国、奥斯曼帝国的宿敌卡拉曼侯国也都被征服者荡平。缓冲国的消失，使奥斯曼帝国和控制匈牙利的哈布斯堡家族、控制埃及和叙利亚的马穆鲁克王朝直接对峙。为进军伊朗和伊拉克，奥斯曼帝国一度陷入了能与帖木儿帝国相抗衡的白羊王朝之间的纷争；白羊王朝的后继者萨法维王朝成了奥斯曼帝国的劲敌。
接受亚历山大大帝的权杖
穆罕默德二世末期的领土，与11世纪中兴时期的拜占庭帝国的疆域大致等同，都是以伊斯坦布尔为中心，在政治经济上能够控制的范围。奥斯曼帝国和拜占庭帝国一样，支配着伊斯坦布尔，控制了从中亚大草原地区前往黑海的北方贸易通道和从伊朗及印度到地中海的沙漠商队通道。奥斯曼帝国用优质的产品保障自身供给，对过境物资收取关税。穆罕默德二世强化军备、数次远征，给国库带来沉重负担，他在位时期时常陷入财政困难，但长期来看，这种扩张为奥斯曼帝国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收益。
支配如此广大区域的君主，自然会自视为东地中海的霸主。
穆罕默德二世在宗教捐赠的文书中，将其国家说成是继罗马（拜占庭帝国）之后崛起的帝国，并称自己是继承了亚历山大大帝权杖的帝王。他是否自视为塞尔柱王朝等突厥游牧国家的政治传统的继承者？他是否把权力来源追溯到了阿拔斯王朝（中国史书称“黑衣大食”）等“伊斯兰帝国”？后人不得而知。比较合理的认识是，穆罕默德二世作为安纳托利亚“本土”的君主，要继承“异教徒”亚历山大大帝和有基督教徒身份的罗马皇帝的帝位，他的这种世界观体现了伊斯兰时代的特征。
根据伊斯兰教的解释，时间是从“创世纪”开始，经犹太教时代、基督教时代和伊斯兰教时代，向终了之日流逝的。基督教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帝国统治的疆土正向着伊斯兰时代迈进。这样的世界观，不仅是苏丹一个人的，也为才接受伊斯兰教的巴尔干旧统治阶层所共有。正因为如此，他们才能在祖先代代相传的土地上成为新统治阶层的一员、并作为苏丹亲信大显身手。进入宫廷作为“苏丹的奴隶”身份的年轻人，也在这种世界观下成长起来。
两幅《书记员坐像》
穆罕默德二世重用阿克西姆·赛廷等人，尊重伊斯兰文化传统，另一方面，他也关心希腊古典文化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艺术。穆罕默德二世在1479年停止了与威尼斯的对抗，在当年8月向威尼斯元老院提出派遣优秀画家到伊斯坦布尔的请求。
应奥斯曼帝国的请求，威尼斯派遣了名声远扬的画家詹蒂利·贝利尼前往伊斯坦布尔。他在那里住了一年半。穆罕默德二世希望他能为自己画一幅肖像，并且为正在修建的宫殿作一些装饰画。他的各类作品都深受苏丹喜爱。1824年建于伦敦的英国国家美术馆现在还展出着以两幅《书记员坐像》为代表的他的作品。归国之际，詹蒂利·贝利尼获得了刻有苏丹“花押”（苏丹的签名或图章，又称图格拉）的金牌以及数不清的贵重礼物。
在其最后的作品《亚历山大的圣马可》中，他那佩戴金牌洋洋得意的样子，由受委托完成该作品的他的弟弟乔万尼·贝利尼亲手描绘了出来。
值得一提的是，关于詹蒂利·贝利尼在奥斯曼宫廷的作品《书记员坐像》，还有一段历史的小插曲。伊朗和印度的画家曾多次临摹这幅画。
其中一张仿作有在中亚和伊朗非常活跃的著名画家贝菲扎德（？—1533）的署名，这被认为是假的署名，但是，署假名的画家一定是见过真迹才仿作的吧。
那么，书记坐像究竟是如何画成的呢？
这张画原本是托普卡帕宫殿中收藏的一部画册中的一幅，画册是在萨法维王朝的宫廷制作的。另有一种可能，伊斯坦布尔的穆罕默德二世（或其子巴叶济德二世），把包括《书记员坐像》在内的的数张作品作为礼物送给了白羊王朝，画册被萨法维王朝的宫廷获得，加上了波斯语题字，和中国、欧洲的景物画共同收集在一部画册中。这部画册在奥斯曼军队远征大不里士时作为战利品被带回伊斯坦布尔。但是，这幅画又是在伊朗期间被临摹的。西方画家的作品在伊斯兰教文化圈被仿制，但是，《书记员坐像》却是詹蒂利·贝利尼在借鉴了奥斯曼帝国的袖珍画绘制而成的。作为背景的花卉即是证据。
在这个膝上放着纸张、一心一意书写的年轻人的形象中，贝利尼到底寄托了什么，以及临摹这幅画的画家又想到了什么，后人已无从知晓。但从两幅《书记员坐像》可以看出，东西方两个世界一直在相互交流，在伊斯兰世界禁止的人物画，早就广泛流行。
插图说明：两张《书记员坐像》 右图是詹蒂利·贝利尼于1479至1480年所作，藏于伊萨贝尔·斯图尔特·加德纳美术馆（波士顿）。左图是由萨法维王朝的画家于1500年左右的仿作，藏于弗瑞尔美术馆（华盛顿）。原书第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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