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典——提修斯改革
希腊城邦中影响最大，最具典型意义的当属雅典。雅典位于中希腊东南部的阿提卡半岛。阿提卡半岛有几个小平原，虽不很肥沃，但较适合于农业。平原周围山地瘠薄多石，虽不利于发展农业，但山区有大理石、银、陶土等矿藏，为手工业发展却提供了原料。另外，阿提卡半岛有曲折漫长的海岸线，有良好的港湾，方便的海上交通，为发展海内外的商业提供了有利条件。因此，雅典有发展工商业的良好环境。
雅典是唯一可和斯巴达相比的领土面积最大的一个希腊城邦，是随生产力、商品经济发展和国内阶级关系变化而出现的奴隶制城邦国家。在古希腊的荷马史诗时代，已是铁器文化和几何形风格陶器生产的大中心，但对海外殖民运动雅典却以其国大地广而始终未积极参与，因此早期雅典的历史比较沉寂，有关资料也较贫乏。但可以知道那时的雅典就已经产生了两极分化。由于氏族内部的分化，一些贫穷的成员逐渐被排斥于氏族之外；另外，外来移民的迁入和同本地居民的混杂，使阿提卡原有氏族的血缘关系网开始被冲破；同时也逐步出现了农业与手工业的分离。
一般认为雅典国家大约是与斯巴达同时建立的，但标志其建国立邦的古代传说却比较含糊，因为后世按托古改制的惯例把雅典城邦建立放在一位传说中的英雄身上，编造出“提修斯改革”的故事，遂使问题复杂化了。按古代神话，据希腊传说，他是迈锡尼时代晚期、特洛耶战争之前的著名英雄，雅典第十代王（巴赛勒斯）。距离公元前9 世纪后半期建立城邦的阿提卡统一有好几百年，显然名不符实。提修斯的传说，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公元前7 世纪以前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雅典历史演变的一些真实情况。若是把改革看作城邦建立的一种活动，则有其历史内容。这个以提修斯为名的改革，应是雅典国家形成过程中一系列变革的缩影，实际上反映了雅典在阶级分化的基础上从部落走向国家的历史性转变过程，提修斯也被视为希腊国家的奠基者。通常认为，这是标志着雅典国家形态的萌芽起始。至公元8世纪，阿提卡全境已经形成了以雅典为中心的统一奴隶制国家。
在希腊奴隶制城邦国家中，阶级结构有奴隶和奴隶主两个互相对立的阶级，还有大量的自耕农和独立的手工业者。提修斯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把阿提卡公民分为贵族、农民和手工业者三个阶级，承认了社会分化和分工的现实，规定只有贵族才能担公职官员，这也标志着贵族政治的确立。贵族“掌管宗教仪式，充任官职，讲授法律，解释天意”，而农民、手工业者则成为一般平民。这种等级划分是限于公民内部的公民等级。而划分等级的目的则是为保证氏族贵族的特权地位，实行着'贵族寡头政制'体制，并禁止平民掌权。所以提修斯的改革是在法权上肯定和保障了公民中的阶级分化。这一在阶级分化的基础上由部落联合为国家的过程，显然经过了长期的历史发展，而不可能是某一人在一次改革中所能完成的。
提修斯改革的另一重要内容是在阿提卡设立了以雅典城为中心的中央议事会和行政机构，废除各邦的议政厅，并制定了雅典第一部宪法。实现了阿提卡半岛的统一。这样就使氏族部落管理机构正式变为贵族独占的国家机构，形成了以国王为首的贵族国家。历史上称之为“统一运动”。它可以作为雅典国家开始产生的一个标志。
可以说所谓提修斯改革是指当时雅典某位头领和民众共同进行的创建城邦宪制的活动，这一过程希腊人称之为“塞诺西辛”，意为联合一统。雅典是以协议方式建立国家，和斯巴达之通过征服立国不同。通过塞诺西辛而建立的中央议事会和行政机构，便是城邦国家的雏形。
雅典建国之初，还保存着不少氏族制度的残余，国家的主要官职都由氏族贵族担任，他们是国家的真正统治者。国家机构有执政官、贵族会议和人民大会。执政官初为一人，代替原来的首领“巴赛勒斯”，成为雅典政府的首脑。这时，所谓传统的王权已不复存在。执政官不久增至3人：王者执政官、军事执政官和名年执政官。此时，王者执政官已退居二位，只主祭祀；军事执政官行使原来巴赛勒斯的职权，成为统率全军的最高军事统帅，名年执政官是执政官之首，故又称首席执政官，他的名字即是其在任之年的年号。到公元前7世纪中叶，执政官增至9人，其中包括新设的6名司法执政官。执政官初为终身职，约公元前752年，改为10年一任，到公元前683年，设置9人执政官的时候，就变成一年一任了。
执政官均由公民会议从贵族中选出，卸任后进入贵族会议。其成员都是终身任职。贵族会议又称阿雷乌泊果斯会议，因会场设在雅典卫城西北的以希腊战神阿瑞斯命名的阿瑞斯山而得名。贵族会议权力很大，它有权推荐和制裁执政官，有权制定和维护法律，审理案件；国家大事由它决定，行政事务由它处理。贵族会议实际上是雅典的最高权力机关。而公民大会此时则没有什么实权。国家政权主要由执政官和贵族会议把持。极少数富有的氏族贵族成员，成了国家统治者，因此早期雅典实行的是贵族寡头政治。但是，这些为数不多的掌权者，可以平起平坐地共商国事，共同管理国家，不存在个人独裁与专制，所以，可以认为，早期雅典是一个共和制的国家。
但是这种“共和制”是建立在对于占人口大多数的奴隶的残酷压迫的基础之上的，希腊哲学家亚里斯多德充分揭露当时贵族统治的黑暗，他在《雅典政制》中指出：“贫民本身以及他们的妻子儿女事实上都成为富人的奴隶，他们被称为保护民和六一汉（因为他们为富人耕田，按此比率纳租，而全国土地都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如果他们交不起地租，那么他们自身和他们的子女便要被捕，所有借款都用债务人的人身为担保，这样的习惯一直流行到梭伦的时候才改变。”“这时雅典的政治完全是贵族寡头的统治，在民众眼中，宪法上最残酷最苛虐的部份就是他们的奴隶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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