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从今年起，来校参观的不仅有校长，教导主任、普通老师，也有学生。这些学生跟着自己的老师一起来到杜郎口，成为“取经新鲜人”。
走进课堂，很容易分得清哪些是外地来学习的学生，哪些是杜郎口中学的学生。看着杜郎口的学生分散坐在课桌前，高高举手，争先恐后地发言、争辩，他们更像是一个沉默旁观者。
“他们真活泼，真大方。”一个男孩子倚立在课桌前，不无羡慕地这样评价自己的同龄人。他来自河南安阳华侨育霖学校，尽管在学校时看过杜郎口上课的录像，但见到“真人”，还是被深深地震动了。
比之“活泼”、“大方”，杜郎口的学生听到过更多的赞誉：“主动”、“张扬”、“积极”、“自信”，没有农村孩子所谓的“土气”、“羞涩”、“腼腆”，甚至比城市的孩子、名校的学生更外向，更有一种让人感动的热情……当然，更重要的是，他们脸上没有“厌倦”，而是写满了快乐。来参观杜郎口的人，首先被打动被感染的，不是这里的老师，不是这里的教学，甚至不是校长崔其升，而是学生的快乐。他们成为学校最好的形象代言人。
同是学生，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差别，是老师的原因，还是学生？
习惯，需要多久时间养成
任何事情的开始，都有一个源头。
为什么杜郎口的学生就这么热情这么快乐？追溯到开始，每年9月，杜郎口初一年级都会迎来新生。他们来自“传统课堂”，不曾见过“把课堂还给学生”的“阵势”，不知道什么叫“我的课堂我做主”。他们和其他普通的孩子一样，选择做一个沉默的旁观者。
而从一个沉默的旁观者到参与者，需要的时间是多少？一个月？一年？十年？杜郎口给出的答案是两周。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参观者知道，杜郎口新生开学的两星期内是不上课的，初一的学生会先到初二、初三各班中去体验和感受，为进入课做准备。就像一个客人挑选商品，聪明的商家会先让客户先体验服务，然后再做选择。
有了这两周做准备，再在细节上下功夫，就事半功倍了。课堂的问题就必须要在课堂解决。杜郎口中学的课堂有非常严格的评价标准，比如学生的声音洪亮还是低沉，讲台前的表达流利还是结巴，板书认真还是草率，等等。这些标准就是在把课堂还给学生的过程中渐渐制订出来的。
数学学科主任徐利举了这样一个例子：刚开始时，课堂上只有优秀生举手发言，学习不好的学生不敢参与。这时候就需要通过激励措施来“刺激”学生走向课堂。以“声音是否洪亮”为例，老师们一走向讲台，就说，今天我们上课来看看，哪位同学上课声音最洪亮，搞一个评比，谁的声音不洪亮，就扣掉小组量化分5分。“孩子们都好胜，你说，他能不大声吗？”徐利笑着用一种自豪的口气说，咱们杜郎口，抓什么，来什么，发现了哪个不足，就在这方面搞评价，学生就能在这方面“表现”。
但很显然，不知道是因为答案太简单，还是说着容易做着难，来学习的同行们对这个说法并不持肯定态度。在学习杜郎口的众多心得体会中，记者发现，在提到杜郎口的学生，提到杜郎口的成果时，经常听到的、看到的一句话是，他们那儿的学生已经习惯了，咱们这儿不行。虽然，这种习惯于杜郎口而言，不过几年的时间，或者，对于每一拨新生，都是一个新开始。
那么，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习惯，可以用一小时培养
在诸多学习杜郎口的学校中，来过次数多的达40多次，而这些“弟子”中，校长崔其升比较欣赏河南安阳华侨育霖学校，因为这个学校是真学。而那里的学生，也曾经让崔其升感动了一回。
那是在2006年，崔其升与徐利等几个骨干教师到育霖学校上课，分别教三个班级。晚上，累了一天的老师们正在一起吃饭，忽然闯进来十几个学生，当时大家都很纳闷，却听见学生们要求，老师，为什么不让我们用这个模式上课，我们也要这样上课。原来同学们私下一交流，这些没轮着“杜郎口模式”的班级不乐意了。李彦军校长当即表态，从明天开始，全体同学都用这个模式。
现在，崔其升的名声在育霖学校非常大，尤其是孩子们，“见到他，就像见到亲人一样”，一位老师这样说。
今年，为了让学生更深切体验杜郎口的课堂，李彦军把初一的新生也带来了。“外向的学生适应特别快，几节课下来，就和杜郎口的学生一样举手了；内向的学生，适应慢一点”，李彦军说。事实上，在这里上了几天的课后，已经开始有学生打听在杜郎口上学需要多少钱了。“所以得好好学杜郎口，否则学生都转学了。”老师戏言。
育霖学校的学生用了一天的时间就喜欢、适应了杜郎口的课堂，还有用一节课时间实现改变的。
这些经验，徐利几乎是信手捻来，作为经常出外讲公开课，宣讲杜郎口模式的教师，他面对的都是传统课堂教出来的学生，并且时间更为紧张。一节公开课，如何让这些学生配合你？你要表现的是“把课堂还给学生”的课堂，如果缺少了这个主体，这节公开课还怎么上？但，正如自信的杜郎口学生一样，杜郎口的教师也很自信。
课前一个小时就够了。徐利笑着说，关键是如何调动积极性。他会用10分钟介绍杜郎口的情况，为什么这个农村学校门口停那么多的车，每天来那么多的人？“先制造一个悬念，然后告诉他们，到杜郎口中学，与其是听老师们讲课，不如说是看同学们演讲，所以站到讲台的不是老师，而是学生”，鼓足劲了，就搞一个自信心擂台赛，“我让同学们用5分钟的时间写一个小东西，比如我的格言，我的理想，然后分成6个小组，组长开会决定排名顺序，大家轮流上台发言，一个都不能少”。
有了这课前一个小时的“总动员”，课如何上不好？
“你必须让学生得到展示的机会，而展示的过程就是赏识的过程，没有一个孩子不渴望被肯定、被赏识。”徐利说。
需要改变的是谁
其实，想让学生变成“杜郎口式的”并不难。无论在河南的安阳、开封，还是江苏的无锡、灌南，安徽的阜阳，杜郎口的教师上午进班，下午学生就开始参与课堂；杜郎口的教师来了3天，学生就适应了；杜郎口的教师给初三的学生开了一个班会，不知用了什么方法，学生们都哭得“泪流成河”。
徐利说了一句大实话，其实最难改变的不是学生，而是老师。老师的理念决定了老师的课堂，什么是最省事的课堂，就是老师讲，学生听。一旦把课堂让给学生，教师要付出更多的努力。如何才能学好杜郎口，徐利说：“校长是关键，学科主任是保障，教师起决定作用。”
学生动起来不难，学生本来就喜欢杜郎口这种形式。问题是老师不动起来，学生怎么动起来，想动也动不了。
“放手就是爱”，曾经，崔其升几乎是这样恳求自己的教师，少讲乃至不讲。在课堂上，老师应该是方向标，指路牌，要把课堂还给学生，要相信学生的能力。
现在，杜郎口中学的老师“明白”了，把课堂还给学生，但有几个学校能做到这一点呢？有几个老师能做到这一点呢？
从表面上看，现在学杜郎口的学校很多很多，但老师真正动起来，真正去相信学生却少而又少。在记者的采访中，很多学校的老师依然牢牢把握课堂的主动权，并没有把这项权力还给学生。他们学到的是，四周挂满黑板，课前预习，分组讨论，但教师讲得并不少。
育霖学校的魏老师去年9月曾来过一次杜郎口，今年是第二次学习。他直言，杜郎口对自己是一个极大的震撼和冲击，这样的课堂，毫无疑问，碰到的问题比原来多，突发性事件也会增加。但却是一定要改变的，魏老师引用了鲁迅的名言——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何况改变传统课堂？
同样是教语文的张老师也承认，学习杜郎口，最大的挑战是老师，学习了杜郎口之后，感觉比原来要累，备课要想很多东西。
而今年才真正转变过来的朱老师笑着说，虽然加重了负担，但直到现在，她才体验到教学的快乐。
这让人想起了一句话：你打破了枷锁，获得的快乐不仅仅是你一个人。
我不再是课堂里的傀儡
教师的改变，真的有那么重要吗？在一些人的理解中，所谓把课堂还给学生，让他们上课多发言不就行了？学生展示是有限度的，你说展示的过程就是赏识，但赏识不就是肯定加赞扬，多表扬就好了。但真有那么简单吗？
还是学生最有发言权。
现在看任晓梁，是一个非常活泼的孩子。上课积极发言，课后帮助同学，热情、积极、主动等词语放到他身上，非常恰当。但很少人知道，没来杜郎口之前，任晓梁是谁见都头痛的“小霸王”，打扰街坊四邻不说，和妈妈吵架，对着“干仗”，脏话连篇。当记者拐弯抹角问起他的“前科”，十三岁的任晓梁一点都不觉得“丢人”，他很“大方”地说，没关系，以前我确实挺爱骂人的。
在课堂上，任晓梁的表现非常活跃，他会自己找问题，每一次得到发言的机会就会很得意，有几个男孩特别喜欢他，戏称他为“我们班的活宝”。在这样的课堂，“小霸王”没有时间也没有机会捣蛋了。“大家都在抢着发言，想找人偷摸着玩都不可能。”
从小霸王到可爱的活宝，任晓梁实现了一个不错的转移。
任晓梁是杜郎口本地的孩子，还有从聊城转学来的田乐岩。在没来杜郎口之前，家人对他已经“绝望”，唯一的希望是别进“局子”。
那时候的田乐岩和其余三个哥们并称为学校的“四大金刚”，成宿上网，无法自拔。田乐岩的一个哥们被家人用铁链锁在家里，但他硬是砸掉链子，偷跑出来。谈到这些朋友，田乐岩的声音低沉了许多：“我曾经想让他们也来杜郎口，但他们没来，现在他们三个已经失踪了，半个月都没回过家了。”
为什么杜郎口能让田乐岩“戒网”呢？“以前的学校，我感觉自己就是一个傀儡，在这里，我不是。”面对记者，田乐岩腼腆地说，“在原来的学校，老师可势利了，看不起差学生。在这里，老师和同学就像朋友，这儿的学生特别开放特别开朗。”用一个词语来形容来到杜郎口的感觉，田乐岩不假思索地说，“如鱼得水”。在他看来，学习一天，过得特别快，好像玩儿一样。
把课堂还给学生，不仅仅是一种理念，不仅仅是口头的高调，不仅仅是拍拍学生的头，告诉他你很棒。否则教育不需要艺术，只需说你很棒就万事大吉了。杜郎口的课堂酝酿了一种氛围，体现了一种最为平等不过的师生关系。学生需要的不是“赏识”的露水，而是“倾盆大雨”。
快乐课堂我称帝
与任晓梁、田乐岩不同，从河北邯郸转学过来的陈诺更为“特殊”，内向、羞涩到了极点，家里来了亲戚，都不敢抬头讲话，走路都是溜着墙根。来到杜郎口之后，陈诺依然故我，上课不听讲，整日无精打采，和杜郎口学生俨然是两个世界中人。
班主任张代英就找他谈话，但陈诺还是不敢在课堂发言。
一次偶然的机会，张代英所在的班级被推选到报告厅上全校公开课。课前，张代英又走到报告厅的舞台上，对陈诺说：“这节课，你一定要主动站起来回答一次问题。”陈诺不好意思地低着头笑了。
上课了，张代英让同学们自愿站起来朗读单词，张楠、李一峰，陈诺第三个站起来了，全班同学都为他鼓掌。下课了，张代英专门开了一次班会，为陈诺加油。
听到陈诺终于站起来发言的消息，他的妈妈在电话里哭着说，这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你们是我们全家的大恩人。
不管进入杜郎口课堂的是什么样的孩子，孤僻的、调皮的、内向的、外向的，不管你是立即适应，还是过了一个月才敢主动发言，但在这里，每个人都找到了自己的位置。至今，来自东北的李然都记得第一次发言的感受，“非常紧张，非常害怕，自己都不敢相信我也能站起来”。
但无论是任晓梁、田乐岩，还是陈诺、李然，都说，只要克服了这层“心理障碍”，迈出了发言的第一步，以后就再不会害怕了，即使面对这么多的参观者。正如任晓梁说的，就把参观的人当成一棵树，该干什么干什么。
杜郎口的课堂培养了学生的什么能力，徐利老师来了几点总结。一是自学能力，一是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一是勇敢、自信的精神，最后一点，是良好的竞争心理。为什么是良好的竞争心理？因为在杜郎口的课堂，发言有三个等级：等待机会、争取机会、创造机会。如果总是抢不到机会发言怎么办，记者现场看到一个学生“自揭错误”，以期获得发言。“这就是自己创造机会”，徐利说，在争抢中发言，大家有合作也有竞争，这不是培养了良好的竞争心理吗？
有了这四种能力，杜郎口的学生才那么“主动”、“张扬”、“积极”、“自信”，才那么“快乐”，甚至有种“霸气”。记者忽然想起在杜郎口的墙壁上看到的标语，其中最引入瞩目的是一个女生写的14个大字，“我的霸气无人敌，快乐课堂我称帝”。
（因涉及未成年人，本文学生皆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