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  人

易中天

其实，只要是人，就不会无情。所谓“无情无义”，实际上是“不通人情”。不通人情，就不会做人。所以，人情问题，也就是做人问题。

做人，也是中国文化特有的概念。

西方文化认为，人上一上帝创造的。既然是上帝“做”的，也就用不着人自己再来“做”。反正不管你做不做，都是人，都拥有作为人而存在的权力。这个权力，就叫“人权”。而且，由于这个权力是上帝给的，因此又叫“天赋人权”。它既然是上帝之所赋予，当然就谁也夺不走。既然谁也夺不走，当然也就无庸顾虑因“不会做人”而“不是人”。

所以，在西方人那里，做人就不是什么“问题”。或者说，在西方人那里，没有“做人”的问题，只有“做事”的问题。因为人是上帝做的，即便出了问题，也是上帝的事。事却是人做的，出了问题，就得由人来负责。因此，西方人特别重视做事，有一整套关于做事的技巧和规则，比如科学和技术、民主与法制等。这些规则都不能违反。一个人，如果做事不科学，就会失败；如果没技术，就会很难；如果不民主，就会遭反对；如果不守法，就会受惩处。显然，西方人做事，有如中国人做人，并不那么随心所欲，想怎么着就怎么着。但是，西方人做事的规则，是客观的，或被看作是客观的，有的还可以量化，总之是可操作的。多错施肥，一目了然，只要不存心唱反调，也就不会犯规。再说，这些规则，有的（比如法律）还可以修订。所以，西方人做事，就比中国人做人容易些。更何况，即便做错了，做砸了，也还是人，问题也就不那么严重。

中国人的事情就麻烦多了。中国文化认为，人不是天生的，而是人自己“做”出来的。一个人，无论他先天素质任何，也无论他高矮胖瘦、贵贱贤愚，如果不会做人，也就不能算做是人。所以，中国历史上，常有虐待俘虏和囚犯的事例，而且其所受之待遇，往往竟至于“牛马不如”、“猪狗不如”，就因为这里隐含着一个逻辑上的前提：你既然不会做人，就休怪我不把你当人。

然而，在中国，做人又是何其难也！比方说，一个人，在单位上，是应该表现好一些呢，还是应该差一些呢？便很难。表现不好要被批评，太好又遭嫉妒，不好不坏，甘居中游，则又可能被视为平庸。又比如，你对某人某事某问题有看发，开会或别人来征求意见时，是说还是不说呢？说，是“锋芒太露”，不说，是“城府太深”；私下里说则是“两面三刀”。再比如，有人托了人情来求你，要办意见极难的事，是答应好呢，还是不答应好呢？答应了办不成是“骗人”，不答应又好象“不给面子”，实情相告是“推托”，含糊其词又会被视为“滑头”。诸如此类的事，在生活中可谓不胜枚举。因此，当中国人感到“左右为难”、“里外不是人”时，便会感叹：“做人真难！”

做人之所以如此之难，根本的原因，就在于这“人”原本不是自己要做，也不是为自己而做，而是为别人而做的。

这就很不好办。如果是自己要做人，或者是为自己做人，事情就比较简单。做什么样的人，以及怎么做，都由自己选择决定。做好做坏，也都是自己的事，别人管不着。为别人做人，就麻烦了。做什么样的人，得看别人的意思；怎么做人，得看别人的脸色；做得好不好，也归别人说了算。责任是自己的，权力是别人的。这就好比单归自己买，饭却是别人吃的。更糟糕的是，吃饭的是别人，点菜的却是自己。这就很可能花了钱，出了力，还不讨好。一个不小心，便“香也烧了，菩萨也得罪了；或者是“讨好了土地，得罪了灶神”。

比方说，一个做媳妇的，是该早早起床伺候公婆呢？还是该多和丈夫温存一会呢？便很难掌握。结果，“起早了得罪了丈夫，起晚了又得罪公婆”。又比如，婆媳关系紧张（这在中国是常有的事），做儿子和做丈夫的，夹在中间就很难做人。弄不好，便成了“风箱里的老鼠——两头受气”，至少也是左右为难。可见，一个人，如果是为别人做人，就会身不由己，甚至难免弄得“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

做人之难，还在于这个“人”，是要做出来给别人看的。也就是说，一个人会不会做人，做得好不好，甚至是不是人，都取决于别人的“看法”。别人看着好，就好；看着不好，就不好。然而，要想所有的人都说好，又是何其难也！“一娘生九子，九子十条心”，每个人的立场、观点、方法、标准都不一样，哪里统一得起来？“萝卜青菜，各有所爱”，又怎么会人人家叫好？更何况，“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即便同一个人，站在不同的角度，也会有不同的看法。看法不同倒不要紧，因为不同的人原本就可以有不同的看法。问题在于这些不同的看法还要说出来，而且大家都认为有资格有义务说出来。更糟糕的是，这些看法我们还不能不听。道理也很简单：我们做人，既然是为别人而做，是做给别人看的，当然也就得由着别人品头论足，说三道四。这就好比演戏，既然是演给观众看的，观众当然也就有资格叫好或者喝倒彩。

但做人又毕竟不是演戏。戏有很多而人只有一个。演戏，可以根据观众的好恶来安排节目。观众爱看什么，就演什么。做人就不行了，必须始终如一。如果“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见风使舵，两面三刀，那就“不是人”。再说，演戏和看戏都是自由的。你可以看我的戏，也可以看别人的戏；我可以演给你看，也可以演给大家看。实在演不下去，还可以不演。做人就没那么自由。你不能只做给某些人看，别人也不一定就不看你。而且，你还不能不做人。不能不做给别人看，不能不听别人的看法，不能不照别人的看法去做，而别人的看法又永远统一不了，所以做人极难。

那么，中国人为什么又一定要为别人做人，而且还得做出来给别人看呢？这就牵涉到中国文化对“人”的解释了。

中国文化对“人”的理解和西方不大一样。

西方文化认为，人，首先是“个别的人”（个人），然后才是“一般的人”（人类）。因为西方文化的思想内核是个体意识，当然把人首先理解为个人，把群体看作是个人的集合体。人的集合当然是人（人类），但即便不集合，也还是人（个人）。而且，如果每个人不是人，那么，他们的集合又怎么会是人？所以，西方文化要首先认定每个单独的人都是人。既然是“人”，当然也就不必“做人”，更不必为别人而做人。

中国文化的思想内核是群体意识。群体意识认为，先有群体，后有个体，个体是群体的一员，不能脱离群体而单独存在，也不享有独立的价值。显然，只有当群体是人时，个体才是人；或者别人是人时，自己才是人。所以，在中国文化这里，首先是“一般的人”，是人人，每个人、一切人，所有的人，如“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其次是自己以外的其他人，如“己欲立而力人，己欲达而达人”。而且，这些他人，也不一定是单独的个人，而多半是“一切人”，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事实上，上述三例中，“人”这个字，都有“不管什么人”的意思，因此是泛指“一切人”而非“个别人”的。也就是说，“个别的人”只有当他混同于“一般的人”时，才是“人”。一旦独立出来，则是不是人，便成了问题。至少，“我”是不是人，总是一个问题。因为“我”总是和“人”相对应或是相对立，比如“人不犯我，我不犯人”，或“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总之，不是“人”怎么样“我”不怎么样（人弃我取），就是“人”怎么样“我”也怎么样（人云亦云）。“我”既然总是和“人”相对立，那么，“我”还是不是“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