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读书人是否有能力以正当的方式“谋食”，这是《儒林外史》区别“贤人”、准“贤人”或缺少尊严者的尺度之一。
《儒林外史》中的“贤人”，如“说楔子敷陈大义”中的王冕，小说主体部分的虞育德、庄绍光，构成了一个形象系列。他们的一个共同点是，都能以正当的方式让一家人“不愁衣食”。比如，王冕比较稳定的生活来源是替人作画。庄绍光因其“征君”的身份，皇上把玄武湖当做礼物送给他，而玄武湖就是庄绍光的衣食之源。
虞育德是《儒林外史》主体部分最为重要的“贤人”，有关他“谋食”的叙写格外充分，也格外有意义。为了“谋食”，虞育德接受祁太公的建议，学过看风水(“地理”)，学过算命，学过挑选黄道吉日(“选择”)。后来，同样与祁太公的建议有关，虞育德读书应考，考上了秀才(“进了学”)。有意味的是，《儒林外史》中的王仁，一个心地灰暗的廪生，说到读书，用的是这样的口气：“我们念书的人，全在纲常上做功夫，就是做文章，代孔子说话，也不过是这个理。”而人品一流的虞育德，却坦率表明，他之所以读书应考，是因为做了秀才，作私塾老师的机会就多一些，收入也会增加，家庭的经济来源更有保障。“谋食”本身就是理由，不需要拿“谋道”来为它辩护。
《儒林外史》第三十六回的一个细节，出人意外，又在情理之中。一位庄农为生活所迫，投水自杀，虞育德叫船家把他救了起来。明明手头有十二两银子，却只掏了四两资助庄农，自己留了大头。
读过《水浒传》的人，都记得鲁智深是如何资助金氏妇女的，那真的是“倾其所有”。打虎将李忠磨磨蹭蹭，不够爽利，便被鲁智深奚落了一通。而如果拿虞博士和鲁智深比较，岂不是也有不够“爽利”之嫌？其实，《儒林外史》的深意就在这里：《水浒传》中的鲁智深，是没有家庭的人，他的做派所体现的并非人情之常，而只是想象世界的豪侠之道。《儒林外史》中的虞博士，则是一家之主，为一家老小提供生活保障是他基本的人生责任；当他必须有八两银子才能保证一家人在几个月内的温饱时，如果他居然拿这笔钱资助他人，这不是品格高尚，而是违反了基本的人情和伦理。“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是儒家的伦理。反之，如果只是“老人之老”而置“吾老”于不顾，“幼人之幼”而置“吾幼”于不顾，就不符合儒家的伦理了，因为这不符合人情之常。儒家伦理是对人情之常的升华，而不是对人情之常的背离。这一人情之常，正是“谋食”的必要性所在。
《儒林外史》第五十五回的“四大市井奇人”可以算得准“贤人”。小说没有具体展开“四大市井奇人”的“谋食”生涯，但寥寥数笔，已可见一斑。“一个是会写字的。这人姓季，名遐年。”季遐年没有家小，寄食寺院就是他的“谋食”之道。“又一个是卖火纸筒子的。这人姓王，名太。”“一个是开茶馆的。这人姓盖，名宽。”“一个是做裁缝的。这人姓荆，名元，五十多岁，在三山街开着一个裁缝铺。”后面三个“市井奇人”，都有“谋食”的正当职业。
《儒林外史》之所以关注“贤人”或准“贤人”的“谋食”生涯，是因为“谋食”是获得人生尊严的基本前提，有许多读书人，就是由于“谋食”无方而无力完成基本的人生责任，丧失了做人的尊严，比如倪霜峰，比如杨执中。
倪霜峰见于《儒林外史》第二十五回。这个靠修补乐器为生的穷秀才，生了六个儿子，“死了一个”，其他五个，都“因没有的吃用”，四个卖到了“他州外府”，一个过继给了鲍文卿。倪霜峰何以沦落至此？他自己是这样解释的：“我从二十岁上进学，到而今做了三十七年的秀才。就坏在读了这几句死书，拿不得轻，负不得重，一日穷似一日。”倪霜峰的穷，不是孔子“在陈绝粮”那种偶然的饥饿，也不是颜回那种“箪食瓢饮”的贫寒，而是终生在极度贫穷和丧失尊严的境况下挣扎，这样的读书人，连个体的尊严都维护不了，还谈什么“谋道”？
为娄家两公子推重不已的“名士”杨执中，也是因“谋食”无方而把生活弄得一团糟的人。他本来是一介廪生，参加了十六七次乡试，都未能中举。年纪老大，选为应天淮安府沭阳县儒学正堂，“要去递手本，行庭参，自觉得腰胯硬了，做不来这样的事”，于是把官辞了。假如杨执中另有较好的“谋食”之方，辞官倒也罢了。其实又别无所长，只好去给一家盐店做管事先生。做管事先生也行，敬业就好。可他又看不起这种似乎与“谋道”不搭边的营生。结果亏空了七百多两银子，以致被关入监狱。一个连一家生计都维持不了的人，又怎么能够“谋道”？
——人文经济学视野下的《儒林外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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