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撰稿 本报记者 傅小平
仲呈祥表示，近年一批高票房的电影走的都是跟着好莱坞模式和香港模式鹦鹉学舌的发展道路
我们置身其中的时代，可说是一个图像和视觉的时代。也因为此，“可看”，极而言之，是“好看”，成了凌驾于一切之上的经验。这样带来的负面效应是，透过图像和视觉的狂欢，我们看到的很可能是空无一物的世界。
在日前于兰州举行的首届甘肃文艺论坛上，评论家仲呈祥就对这种“好看”的经验提出了批评。他以眼下电视剧所谓“三性统一”的评判标准为例表示，“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的统一，这一口号看似与时俱进，实际上却很不科学，而且很可能就是过度娱乐化的理论根源。
之所以得出这样的判断，是因为在仲呈祥看来，从根本上说，观赏性与其他“二性”，并不是在同一逻辑起点上的概念。“思想性、艺术性的逻辑起点是什么，是一个艺术品自身的品格，这个艺术品，它自身的内容决定它的思想性，它自身的形式决定它的艺术性。”然而，观赏性的逻辑起点，则是受众的接受效应。以他的理解，观赏性虽然与思想性和艺术性有一定的内在联系，对观赏性的强调和重视，对于那种忽视大众审美需求的贵族文艺，也是一种有力的匡正，但不能不注意到，观赏性主要决定于受众的人生阅历、文化修养和审美情趣。“所以，同一作品的观赏性，都会因人而异、因时而变、因地而迁。”
对观赏性的片面强调，很可能会造成创作者消极迎合而非积极引领观众的趣味。以仲呈祥的理解，消极迎合势必强化观众的某些低级趣味，被强化了的低级趣味又反过来刺激创作者写出品位更低下的作品。“精神生产和文化消费之间的恶性循环便由此产生。”在仲呈祥看来，这其中最恶劣的体现，就是电视节目以收视率论英雄。“我曾经说过很极端的话，我说我宁愿相信一个文艺理论家的意见，也不相信收视率二百五十个‘二百五’的意见。因为，这个评论家可能体现了一个民族的最高水平。而我们一天到晚喊的收视率主要解码器都是安在文化素养不高的婆婆大姨那儿，于是电视剧才会出现一天到晚在‘好媳妇’、‘好丈夫’ 家庭生活里打圈圈的怪象，却难以找到鲁迅先生当年说的宏大的人间情怀。”
评论家雷达也注意到，图像、视觉经验对文学带来的巨大冲击。“这些年，一些作家由于利益的诱惑，变成了影视的写手。他们即使再写文学的东西，也缺失了文学中最重要的元素，而是充满了镜头感。他们把社会生活、人与人的关系，包括文学素材的处理，都变成了看的经验。”他认为，文学并不是画面，也并不是什么都能转变成画面，这转变的过程也必然丢掉了属于文学的一些宝贵的东西。“文学要生存下去靠什么？靠文字的魅力，靠语言的魅力，只有这个东西是无法代替的，也只有立足于语言，才能建立一个民族真正的文学上的自信。”
而对“可看性”的强调，对收视率的迷信，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如仲呈祥所指出的国人文化自信的缺失。他举例表示，近年一批高票房的电影，如 《泰囧》《小时代》《无人区》等等，究其实走的都是跟着好莱坞模式和香港模式鹦鹉学舌的发展道路。“现在很多地方，都把这个当政绩，因为它有票房，有二百多亿票房。但试问如果为了这二百多个亿，把我们中国电影的审美权，道义权拱手想让，而用西方电影观置换了，那么，将来我们花数万个亿也买不回来这个权利。”
因此，仲呈祥强调，国人要学会从自己的文化传统中吸取营养。他以中国电影举例表示，中国电影尽管历史不长，但它也有自己的传统，有自己的艺术积淀。“大家都很清楚，上世纪四十年代，《一江春水向东流》《八千里路云和月》等一批电影，包括白杨、赵丹等一批演员，一出现就引起了世界影坛的注意。世界电影史也把那时的中国电影放在第一个档次。而这些优秀的影片和演员，就构成了中国电影独特的传统。然而我们却跟着西方亦步亦趋，把自己的传统给丢了。”
雷达进一步表示，国人有必要改变我们的文学、艺术总是落后于西方，总是被挡在世界之外的观念。“很长时间里，我们把自己封闭在世界之外，以为世界就是发达的国家，发达的文化，就是面向未来、面向世界的文化。所以，我们说中国文学要走向世界。”但经过三十多年的摸索、学习、实验，我们已经进入了不应再经常提“中国文学走向世界”这一话题的时段。雷达也并不认同中国当代作家和世界其他国家作家的创作，还存在多大的差距。“我觉着各个国家的写作实际上，已经进入了按照自己的经验，自己的文化来发展自己的文学的时期。”
这一判断体现在创作上，就是要处理好传统与创新的关系问题。在雷达看来，这不是一个新话题，却是一个新问题。“按说我们现在的作家掌握高科技，掌握意识流，还懂得魔幻现实主义，写作手段比当年的施耐庵他们高了不知多少倍了，可为什么写出来的东西反而不如他们呢？这个问题提得幼稚吗，一点都不幼稚。因为我们丢失了传统文学中一些最根本的东西。然而，当代写得比较好的一些作家像贾平凹、莫言、刘震云，包括南方的余华、苏童、王安忆等等，他们的创作一个突出的表现，就在于善于把传统文化、民间文化转化为自己的创作资源。”
某种意义上也因为此，雷达对文坛上盛行的某些题材终结论表示质疑。他以乡土文学题材为例表示，乡土文学终结的判断就很难成立，而轻易地以城市文明来取代乡村的生态文明也极为轻率。“以现在还有多少人在从事农业，或以多少人在进行传统意义上的农村题材创作计，乡土文学看似衰弱了，但其中包含的‘现代性的乡愁’的命题，却在当下凸显了。它不仅不陈旧，反而是特别先锋。”以雷达的理解，对照当下电子化、标准化、机械化的生活，乡土反而会把我们带入对个性的、天性的回忆之中，它会让我们想到：“我们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这可以说是乡土文学，在传统的基础上，在当下找到了现代的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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