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
都邑者，政治与文化之标征也。
自上古以来，帝王之都皆在东方：太皞之虚在陈，○《左·昭十七年》：“陈，大皞之虚也。”
大庭氏之库在鲁，○《左·昭十八年》（鲁）“梓慎登大庭氏之库以望之”。
黄帝邑于涿鹿之阿，○《史记·五帝本纪》：“北逐荤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有土德之瑞，故号黄帝。”○按：从“帝王”至“之阿”，原来句读为“帝王之都皆在东方太皞之虚，在陈大庭之库，在鲁黄帝邑于涿鹿之阿”，实误。
少皞与颛顼之虚皆在鲁卫，○《左·定四年》：“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于少皞之虚。”《左·昭十七年》：“卫，颛顼之虚也。”
帝喾居亳。○（伪）古文《书·胤征》文末载：“自契至于成汤，八迁。汤始居亳，从先王居。”孔《传》：“契父帝喾居亳。”
惟史言尧都平阳，舜都蒲坂，禹都安邑，俱僻在西北，○（伪）古文《书·五子之歌》“惟彼陶唐，有此冀方”，孔疏云：“尧都平阳，舜都蒲坂，禹都安邑，相去不盈二百，皆在冀州。”
与古帝宅京之处不同。○“古帝宅京”，似语出《诗·商颂·玄鸟》：“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古帝命武汤，正域彼四方。”
然尧号陶唐氏，而冢在定陶之成阳；○《墨子·节葬下》：“尧北教乎八狄，道死，葬鞏山之阴。”（孙诒让《闲诂》有详注。见诸子集成本P112）《吕氏春秋·孟冬纪·安死》：“尧葬于穀林。”高诱注云：“《传》曰‘尧葬成阳’，此云穀林，成阳山下有穀林。”（诸子集成本，上海书店，P98）《水经注》卷二十四“东至济阴句阳县为新沟”郦注引《帝王世纪》云：“尧葬济阴成阳西北四十里，是为穀林。”《山海经·海外南经》：“狄山，帝尧葬于阳。”袁珂注：“成阳，故城在今当东省濮县东南。”《史记·五帝本纪》集解引《括地志》云：“陶城在蒲东县北三十里，即舜所都。”
舜号有虞氏，而子孙封于梁国之虞县。○《左·哀元年》载少康逃奔“有虞”，杜预注云：“虞舜后诸侯也。梁国有虞县。”
孟子称舜生卒之地皆在东夷，盖洪水之灾，兖州当其下游，一时或有迁都之事，非定居于西土也。○《孟子·离娄下》：“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
禹时都邑虽无可考，然夏自太康以后以迄后桀，其都邑及他地名之见于经典者，率在东土，与商人错处河济间盖数百岁。
商有天下，不常厥邑，而前后五迁，不出邦畿千里之内。
故自五帝以来，政治文物所自出之都邑，皆在东方，惟周独崛起西土。武王克纣之后，立武庚置三监而去，未能抚有东土也。逮武庚之乱，始以兵力平定东方。克商践奄，灭国五十，乃建康叔于卫，伯禽于鲁，太公望于齐，召公之子于燕，其余蔡成郜雍曹滕凡蒋邢茅诸国，碁置于殷之畿内及其侯甸。○碁，同棊，今作棋。《扬子·法言》：“围碁击剑，反目眩刑。”
而齐鲁卫三国，以王室懿亲，并有勋伐，居蒲姑商奄故地，为诸侯长。又作雒邑为东都，以临东诸侯，而天子仍居丰镐者凡十一世。
自五帝以来，都邑之自东方而移于西方，盖自周始。故以族类言之，则虞夏皆颛顼后，○《史记·五帝本纪》：“虞舜者，名曰重华。重华父曰瞽叟，瞽叟父曰桥牛，桥牛父曰句望，句望父曰敬康，敬康父曰穷蝉，穷蝉父曰帝颛顼，颛顼父曰昌意：以至舜七世矣。”《大戴礼·五帝德》谓禹为“高阳之孙”。《史记·夏本纪》：“夏禹，名曰文命。禹之父曰鲧，鲧之父曰帝颛顼，颛顼之父曰昌意。”
殷周皆帝喾后，○《史记·殷本纪》：“殷契，母曰简狄，有娀氏之女，为帝喾次妃。”《史记·周本纪》：“周后稷，名弃。其母有邰氏女，曰姜原。姜原为帝喾元妃。”
宜殷周为亲；
以地理言之，则虞夏商皆居东土，周独起于西方，故夏商二代文化略同。
洪范九畴，帝之所以锡禹者，而箕子传之矣。○《书·洪范》箕子称：“鲧则殛死，禹乃嗣兴，天乃锡禹洪范九畴，彝伦攸叙。”
夏之季世，若胤甲，若孔甲，若履癸，始以日为名，而殷人承之矣。
文化既尔，政治亦然。周之克殷，灭国五十；○《孟子·滕文公下》：“周公相武王，诛纣伐奄，三年讨其君，驱飞廉于海隅而戮之。灭国者五十。驱虎豹犀象而远之之。天下大悦。”
又其遗民，或迁之雒邑，或分之鲁卫诸国。○《书·多士序》：“成周既成，迁殷顽民。”《左·定四年》子鱼谓成王分鲁公以“殷民六族，条氏、徐氏、萧氏、索氏、长勺氏、尾勺氏”，分康叔以“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锜氏、樊氏、饥氏、终葵氏”。
而殷人所伐，不过韦顾昆吾。○《诗·商颂·长发》：“武王载旆，有虔秉钺。如火烈烈，则莫我敢曷。苞有三蘖，莫遂莫达。九有有截，韦顾既伐，昆吾夏桀。”
且豕韦之后仍为商伯；昆吾虽亡，而己姓之国仍存于商周之世。《书·多士》曰“夏迪简在王庭，有服在百僚”，当属事实。
故夏殷间政治与文物之变革，不似殷周间之剧烈矣。殷周间之大变革，自其表言之，不过一姓一家之兴亡与都邑之移转；自其里言之，则旧制度废而新制度兴，旧文化废而新文化兴。又自其表言之，则古圣人之所以取天下及所以守之者，若无以异于后世之帝王；而自其里言之，则其制度文物与其立制之本意，乃出于万世治安之大计，其心术与规摹，迥非后世帝王所能梦见也。
【《禮記·表記》載孔子論三代禮文異制若循環（《表記》：“子曰：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先祿而後威，先賞而後罰，親而不尊；其民之敝，蠢而愚，喬而野，樸而不文。殷人尊劉，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後禮，先罰而後賞，尊而不親；其民之敝，蕩而不靜，勝而無恥。周人尊禮尚施，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其賞罰用爵列，親而不尊；其民之敝，利而巧，文而不慚，賊而蔽”）。觀堂乃云“夏商文化略同”，殷周之間劇變，與之有異。蓋有為而發。侯外廬先生說東方之古代與希臘之古代不同。希臘之古代，乃“新陳代謝，新的沖破了舊的，是革命的路綫”。東方的古代，則“新陳糾葛，舊的拖住了新的，是維新的路綫。”20180403記】
【傅斯年《夷夏東西說》、張光直《中國青銅時代》、李學勤先生《走出疑古時代》均論及三代的關係問題。張、李二先生皆以為“三種文化盡管有若干‘地域、時代與族別’的區分，但是歸根結底是大同小異，都屬于中國中原地區（廣義的）的文化”（《走出》長春版頁38-39）。按：此說不獨異于觀堂殷周變革之說，亦異於《禮記·表記》所載孔子之言。《詩經》所載《商》《周》二頌之異同如何？是證成《表記》所載孔子說，抑或證成觀堂說，或張、李二先生說？20180404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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