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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思想中的硬伤和缺憾
   孔子思想中的硬伤和缺憾
    孔子被后世的人尊为圣人,是伟大的天才,孔子的不少观念和思想带有永恒的价值,成了中国思想文化宝库中的一笔珍贵财富。世界思想文化瑰宝中一颗璀璨的明珠。正因如此,托尔斯泰、爱默生、伏尔泰,都曾经以尊敬的态度对待孔子。联合国等世界组织,也把孔子列为世界四大文化名人之一。 但是,孔子的思想毕竟是几千年前形成的。受个人经历和时代条件限制,不可避免地具有深刻局限性。许多思想,不但在现代社会看,是十分落后的,而且也背离了当时的社会实际,不利于推动社会的进步。 
    孔子作为一个教育家,孔子有许多可圈可点之处。他第一个大规模地招收弟子,在中国教育史上开了一个先例。他主张“有教无类”,使一些贫寒之士也受到了教育。他的许多教育思想,如“因材施教”、“学而不厌,诲人不倦”、“温故而知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怠.”,“不愤不启”,闪耀着教育思想的光辉。即使是时间过去了两千多年的今天,人们仍然可以从孔子的教育思想中借鉴到不少有益的东西。 
    孔子是一个思想家。他提出了认识、分析和处理事物的中庸观念;提出了以“仁”为核心的人格修养学。孔子用格言方式发表了许多对世界对人生的看法。他的文字很短,缺乏进一步展开。与古代希腊、罗马的一些思想家相比,孔子的思想,显得更直观、表面了一些。
    孔子的思想观点,有许多积极的东西。“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十分可取的,与基督教的博爱思想,佛教的慈悲思想,有着相通之处。 “生死有命,富贵在天”,体现了一位智者对人生的豁达态度。“饭蔬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的人格境界,令人向往。“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体现朴素的人本情怀。“军旅之学,未之学也”,体现其崇尚和平的精神。“古之学者为己”,体现其一种更高的治学态度。“鸟兽不可与同群”,体现其积极的入世精神。尤其是子路、曾晢、冉有、公西华侍坐”章,更是体现了孔子对自由人生的热爱,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孔子是一个哲学家。他解读《周易》,使中国的文化之源不断地悠悠向远方流淌。他的许多语言都具有辩证的色彩。
    孔子是一个历史家,所谓“仲尼危而作《春秋》”(《史记》),对历史的承传起到了巨大作用。 
    孔子是一个艺术家。他精通音乐,他喜欢诗歌。他认为诗歌可以“事父事君”*。他说:“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论语、学而》)他提出了鉴赏艺术的根本观点——“质文论”。 
    孔子还是一个政治家。当然,孔子在政治上不成功。他太纯正,他的人品不合当时邪恶的潮流。 
    圣人也是有不足之处。试从四个方面进行说明。 
    其一,孔子,典型的理想主义者,他的乌托帮思想不切合实际
    “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章》选自《论语•先进十一》,这一章里主要论述了孔子对礼乐教化的推崇和对其弟子门生的评价。其中的《侍坐章》历来有较大争议,其中孔子表示的对曾皙的看法,有人评论说是表达出了孔子出世的思想。但是放在《论语•先进》这一章里来看,其实这仍应该是一种对礼乐教化的推崇和对理想社会的向往。
    文章通过孔子与其四个主要门徒的对话构成,子路、冉有、公西华、曾皙,孔子着意于营造一种轻松的氛围与四人谈论理想。“如或知尔,则何以哉”,即是如果有人了解你,愿意重用你,你会用什么办法呢?四位学生的回答也充分展示了各自的性格特点,急性子的子路率先发言,要让千乘大国有勇知方。谦虚的冉有则愿治理方圆六七十里的小国,让其富足,但它的礼乐教化还得再找高明之人。善于言辞的公西华则自谦只能担任小相。孔子除了对子路的言论“哂之”,对其他二人未作评论,直至最后曾皙问及,他才答:“各言其志”。其实无论子路、冉有还是公西华所阐述的理想都是治国之道。孔子哂,表达的是对子路的远大抱负不完全赞同,在孔子的治国概念里,礼乐教化才是基础,子路之愿并不是不对、不好,只是急躁莽撞的子路有没有这个能力的问题。冉有的“方六七十”,虽然小也是国家,治国最难就是礼教。公西华用了非常婉转的辞令,但他的愿望亦是参与国家大事,所以孔子会说:“宗庙会同,非诸侯而何?赤也为之小,孰能为之大?”
    再转而看曾皙的回答,对比子路的“率尔而对曰”,他在大家议论时在一旁抚琴,问到他时,也不急于道出自己的理想,而是先说“异乎三子者之撰”,这里就已经出现了一个宁静,淡薄的形象。他的理想看似很简单:“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冬过春至,换上做好的春衣,与五六个已冠之人,六七个少年到河边嬉玩,尽情歌舞,一边歌唱一边归家。是不是曾皙的愿望就是自己能过平静宁和的生活,当然不是。他的描绘并不是局限于个人的,是对其追求的理想社会的描绘。孔子说:“吾与点也”,正是因为这个理想场景虽然不是直接道明该如何做,却在更高境界上揭示了孔子的政治追求的最终目的——不是为了政治而政治,也不在于国富民强,而是追求礼乐教化,民众生活安静祥和的大同社会。而在此与道家的出世是有很大区别的,他这个追求不是让你不去作为,而是让你用自己的作为去改变现在这个兵荒马乱的现实。这就符合了孔子一贯的主张:以仁治国,以礼治国。子路、冉有、公西华的政治观点,其实不是说不对(孔子也只言这是个人自己的愿望),只是说它们停留在了我想做什么,我要做出什么样的作为这样一个阶段,但是曾皙却以描绘理想社会的太平景象来表达自己的政治理想。孔子的一句“吾与点也”,表明了孔子自身的政治追求——他用自己的大半生(或者可以说是大半生)所践行的理想。
    然而“大同”思想毕竟是超越现实的高远理想,它既是对已逝的美好时光的回忆,也是对未来世界的梦想,人们惯常把它与西方的“乌托邦”联系起来,称之为中国的乌托邦思想。孔子讲的大同世界他本人没有亲历,即便是被他一再称赞的“三代之英”(夏、商、周)他也没有经历过,只不过他将大同视为最高理想,有志为实现这个崇高目标而努力。所以紧接着这一段,他又提出了相对于大同世界的小康社会
    其二,孔子的悲观宿命。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 
    9.5子畏于匡,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11.9颜渊死。子曰:“噫!天丧予!天丧予!”  
    2.4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3.24仪封人请见,曰:“君子之至于斯也,吾未尝不得见也。”从者见之。出曰:“二三子何患于丧乎?天下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  
    《论语•雍也》:“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论语•子罕》:“吾谁欺?欺天乎?”“天”灵明不昧,无所不知。
    《论语•八佾》:“获罪于天,无所祷也。”天有喜怒,天有“意志”。
    孔子说:“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又说:“知我者,其天乎!”
    这里的天似乎和孔子有思想上的交流,像是有人格的神。但是孔子又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这里的天就是一个不说话的泥菩萨,或者说是自然的天。对于鬼神,孔子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其实是在内心不相信鬼神的存在。如孔子说:“祭神如神在”,一个如字就说明是不相信其存在的。他的学生季路问事鬼神,孔子便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可见孔子是基本上不语怪力乱神的。
    孔子相信天命:“不知命,无以为君子。”“命”字本就是有“定”的意思,它与“天”紧密相联。
    《论语•为政》孔子说“五十而知天命”
    《论语•颜渊》子夏说:“死生有命,富贵在天”
    《论语•宪问》“道之将行也,命也,道之将亡也,命也。”
    这里面的“命”都有“天命”的意思孔子论“命”,是“可畏”又“可知”的。
    《论语•季氏》中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
    《论语•尧曰》“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
    在孔子的意念中,“命”是存在的,可信可知,知者,君子也:信者,君子也。“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
    然而,如何信且知之呢?靠“学”,靠“省”,靠自我的努力。尽管孔子的天命观并非在“天”“命”面前消极等待,他千方百计积极争取,努力挖掘个人的潜力。 “尽人事以应天命。”但“君子畏天命”,即君子无违于天命,不敢恣意胡为,而要按“天”的意旨、规则行事。也许正是因为如此一味的循规蹈矩,让孔了在求道的路上常常瞻前顾后,畏葸不前。
    《论语•宪问》中有孔子语:“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学以知天,天亦知我,我与天相知相悦。
    他不想做悲观的宿命论者,也曾积极有为的试图改变命运。“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并且对待生死也有他的一份超然与豁达,“未知生,焉知死。”但孔子也有悲观的时候,有绝望的时候。孔子常常把一些无能为力的事归因于命,如:
     “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
    《论语•述而》:“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孔子之前的天是能行赏罚的主宰之天,而孔子口中的天是从主宰之天向自然之天的转变。
    论语•子罕》:“子曰: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
    《论语•先进》:“颜渊死,子曰:‘噫!丧予!天丧予!”
    《论语•述而》中记载:“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
    由此,我们是否可以如此大胆的假设:孔子晚年读《易》,是想在读《易》中找到乐趣,找到思想的寄托,寻找到一个天人合一的境界。
    《论语•阳货》中记孔子话“子曰:‘予欲无言’,子贡曰:‘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天不言而道自行,人不言而道常在。
    同时,孔子致命的弱点还在于他在黑暗社会面前的退让和逃避,而不是以大无畏的精神和勇气,号召和鼓励正义力量向邪恶的统治阶级发起进攻,而是唠叨道:
    “天下有道则见,天下无道则隐”。(《论语、泰伯第八》)。
    为了回避黑暗势力,孔子选择了藏逸的道路。与此相关联的是孔子抹杀政治的民主性。
     “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论语、泰伯第八》)
    这是中国封建社会中大夫们的口头禅,至今仍让一些人挂在嘴边,当做他们苟且偷生不思进取的挡箭牌。可见,孔子这话对后世人的影响之深。
    其三,孔子的政治主张治标不能治本。
    孔子曰:“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论语•季氏•16•2》)  
    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
    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12•1》)  
    当时春秋末期诸侯、大夫、陪臣多成气候,尾大不掉,分庭抗礼,奴隶的起义,新兴地主阶级反对奴隶主贵族的阶级斗争等,已经把腐朽的东周王朝的统治土崩瓦解,代替奴隶制的封建制正在兴起。
    可是孔子所看到的是什么?
    “八俏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觚不觚,觚哉?觚哉?”
    有悖纲常伦理的社会现象。
    孔子曰:“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
    孔子认为:“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大夫出”“陪臣执国命”,是“庶民”的“议”。其实这只是结果,是“天下无道”的现象,而并非“天下无道”的原因。“天下无道”的原因在于周王朝的政治腐败。如何解决?是周王朝自身革新政治,铲除腐败?还是由外界势力对其进行革新铲除?
    12.17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  
    13.3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  
    13.6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13.13子曰:“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孔子认为解决“天下无道”的办法,既不是周王朝自身革新政治铲除腐败,也不是由外界势力对其进行革新铲除,而应该是“克己复礼”,要“正名”(《论语•子路•13•3》)
    12.11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  
    要想政治通达,就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12•11》),要“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庶民不议”,就是说诸侯要还政于天子,大夫要还政于诸侯,陪臣要还政于大夫,庶民要闭上嘴巴不说话,逆来顺受。孔子认为周王朝自身革新政治铲除腐败,那是自毁其“礼”。周王朝天子有病,病入膏肓,孔子却让天下人吃药。这岂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治标而不治本?
    面对变动不已的时代,人们不知何去何从,迫切需要新的价值观去指导时代,促进时代发展。在寻找新的价值观上,孔子梦想建立像西周社会那种“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制度、“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社会秩序。孔子感到困惑不解,甚至破口大骂:孔子无法改变当时社会礼崩乐坏的局面,也无力推动社会的前进,必将以失败而告终。 
    其四,孔子的泛道德主义,是对社会生活的简单化。
    子曰:“主忠信……”(《论语•子罕•9•25》)  
    定公问:“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对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论语•八佾•3•19》)  
    孔子曰:“事君尽礼,人以为谄。”(《论语•八佾•3•18》)  
    子曰:“麻冕,礼也;今也纯,俭,吾从众。拜下,礼也;今拜乎上,泰也。虽违众,吾从下。”(《论语•子罕•9•3》)  
    子贡问曰:“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子]曰:“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论语•子路•13•20》)  
    孔子教育弟子时则称“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论语•里仁•4•10》)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怎么合适,对自己有利就怎么办。孔子明确地把“言必信,行必果”,作为“小人”的行为特征,不言而喻是把“言不必信,行不必果”,作为“君子”的美德。孟子则说得更清楚:“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孟子•离娄下•8•11》)
    孔子所说的 “主忠信”、“敬事而信”、“谨而信”、“言而有信”(《论语•学而•1•7》)等,那只是因为言“信则人任焉”(《论语•阳货•17•6》),孔子说:“民无信不立”(《论语•颜渊•12•7》)。孔子既要让统治者取“信”于民,又要让统治者不要以“信”自缚,孔子既要取得“君”的“信”,又不被“信”所自缚,《论语•公冶长•5•28》:“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如同孔子之“忠信”者,遍地都是。由孔子的自称,也可知其并非是一个“忠信”者。《论语•为政•2•22》:“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既然如此,那么对孔子又当何论?“不知其可也”!可见,孔子所谓“忠”、“信”,实际上是让统治阶级捆绑在被统治阶级身上的枷锁。“小人”、“民”的言行要有“忠”、“信”,“小人”、“民”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任,否则“大人”、“君子”将有行政权力和国家暴力兴师问罪;而“大人”、“君子”的言行则不必有“信”,当然更不必“忠”,“大人”、“君子”对自己的言行则不必负责任。
    人类生活离不开道德。道德可以协调人与人关系,维护社会秩序,也有利于个人心灵和谐、事业发展。但是,在现实生活中,仅仅依靠道德,却是远远不够的。人性是十分复杂的,有利己的一面,也有利他的一面。要为社会尽必要的责任,又要维护个人的自由和权利。人性的复杂性,要求社会从经济、文化、首先、法律、教育、政治等方面,采取不同措施,引导人的思想和行动,促进个人和社会的发展。但孔子则不然。孔子片面夸大道德的价值,似乎只要倡导了道德,社会便太平无事,一切问题均可解决。而对人的权利,正当欲望和利益上的需要,孔子则强调不多。《论语》的许多格言,都体现孔子这种思想倾向。如:“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以德治来排斥法治;“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把“义”与“利”完全对立起来,否认追求个人利益的积极意义。“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以种种道德诫条约束人们的个性,抑制人性的正当需求。这种泛道德化的做法,一方面培养了许许多多“满嘴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的伪君子,另一方面又抑制了人们的正当利益和欲望,压制了社会的发展。不能不说,孔子及儒家所主张的泛道德主义思想,是中国社会发展缓慢的深层次原因之一。 
    其五,孔子的严格的等级思想,禁锢了人们的思想
    13.4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
    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孔子总是把“孝”字挂在嘴巴。他说:“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为了尽孝道,甚至可以牺牲社会公德:“父为子隐,子为父隐”。他宣称,“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使下一代俨然成了上一代的附属品。孔子还有着很深的忠君情结。孟子说,“孔子三月无君,则惶惶如也”。孔子要求每个人都要做与其社会地位相符合的事,“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其门生曾子也云:“君子滠不出其位”。孔子把最高统治者放在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要求人们“行己也恭,事上也敬”,忠实地为最高统治者效劳。严格的等级思维,束缚了民众的自由个性和思维,培养了一个个奴才型人格,给国家和民众带来了难以估量的损失。越是现代社会,我们对孔子这种等级思维带来的祸害,体会越深! 
    其六,孔子缺乏一种穷根究底的思维品质。
    通篇论语中,孔子时时处处都在告诫他的弟子:做人要做君子,然而到底什么是君子,人为什么要做君子,做君子又能体现什么样的人生价值和意义?孔子却不曾提及只言片语: 
    2.12子曰:“君子不器。”  
    2.13子贡问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后从之。”  
    2.14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
    3.7子曰:“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  
    4.5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  
    4.10子曰:“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  
    4.11子曰:“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  
    4.16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4.24子曰:“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  
    5.16子谓子产:“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  
    6.26宰我问曰:“仁者,虽告之曰:‘井有仁焉。’其从之也?”子曰:“何为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  
    6.27子曰:“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  
    其在《论语》中唯一讲人生本源的地方是“君子知天命”,好像说君子如此行事乃是依天命。至于是怎样依天命却缄口不语。
    总之孔子的思想缺乏本体论的建构,只讲应该如何,不讲为何应该,不能不说是一大硬伤和缺憾。不能探究世界、人生的本源,就没有如西方所讲的“造物主”,“绝对精神”,因此,中国没有建立一神论的宗教,而具有多元化的特点。这也给儒家的存在及与释、道的融合提供了机会。 对孔子来说,并不是真理本位,而是仁政本位。
    1.2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  
    3.3子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  
    4.1子曰:“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知?”  
    4.2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不可以长处乐。仁者安仁,知者利仁。”  
    4.3子曰:“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  
    4.4子曰:“苟志于仁矣,无恶也。”  
    4.5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  
    4.6子曰:“我未见好仁者,恶不仁者。好仁者,无以尚之;恶不仁者,其为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矣乎?我未见力不足者。盖有之矣,我未之见也。”  
    4.7子曰:“人之过也,各于其党。观过,斯知仁矣。”  
    6.22樊迟问知。子曰:“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
    问仁。曰:“仁者先难而后获,可谓仁矣。”  
    6.23子曰:“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  
    6.26宰我问曰:“仁者,虽告之曰:‘井有仁焉。’其从之也?”子曰:“何为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  
    6.27子曰:“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  
    6.30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  
    仁政的人性基础是什么?孔子无力解决,也不想解决。使其仁政,终成一种虚幻的乌托邦。不仅如此,孔子对其它许多重大问题,也缺乏进一步思考。如宇宙是怎么产生,人的生命从何处来,为什么会有爱情,灵魂怎么一回事,等等,统统不予追问,缺少对人的命运和世界发展的终极关注。
    不但如此,孔子还缺乏求异思维。孔子说:“攻乎异端,斯害也已”否定不同的思想观点存在的价值。所有这些,都使孔子的思想的价值,大打折扣。由此看来,孔子思想,也是有其严重不足之处的。
    但是无论怎么说,没有孔子,中华民族的文化可能会中断许多;没有孔子,中华民族可能没有后来逐渐形成的强大的凝聚力。 今天我们学习孔子,不要全面的肯定他,也不能全面的否定他。要真正了解孔子,必须下苦工夫研读他和他有关的著作,只凭只言片语或历史上的某些带有强烈政治色彩的结论和口号就对孔子下结论是极不科学的,对继承和发扬先人的优秀文化精神也是极有害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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