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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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氏（任铁樵）《滴天髓》疑惑

五、理气

理承气行岂有常，进兮退兮宜抑扬。
原注：阖关往来皆是气，而理行乎其间。行之始而进，进之极则为退之机，如三月之甲木是也；行之盛而退，退之极则为进之机，如九月之甲木是也。学者宜抑扬其浅深，斯可以言命也。
任氏曰：进退之机，不可不知也。非长生为旺，死绝为衰，必当审明理气之进退，庶得衰旺之真机矣。凡五行旺相休囚，按四季而定之。将来者进，是谓相；进而当令，是谓旺；功成者退，是谓休；退而无气，是谓囚。须辨其旺相休囚，以知其进退之机。为日主，为喜神，宜旺相，不宜休囚；为凶煞，为忌神，宜休囚，不宜旺相。然相妙于旺，旺则极盛之物，其退亦速，相则方长之气，其进无涯也。休甚乎囚，囚则既极之势，必将渐生；休则方退之气，未能遽复也。此理气进退之正论也。

六、配合
配合干支仔细详，定人福祸与灾祥。

原注：天干地支，相为配合，仔细推详其进退之机，则可以断人之祸福灾祥矣。
任氏曰：此章乃辟谬之要领也。配合干支，必须正理搜寻详推，与衰旺喜忌之理，不可将四柱干支弗论，专从奇格、异局、神杀等类妄谈，以致祸福无凭，吉凶不验。命中至理，只存用神，不拘财、官、印绶、比劫、食伤、枭杀，皆可为用，勿以名之美者为佳，恶者为憎。果能审日主之衰旺，用神之喜忌，当抑则抑，当扶则扶，所谓去留舒配，取裁确当，则运途否泰，显然明白，祸福灾祥，无不验矣。

个人认为，第五句和第六句放在一起，是论“用”方法的两个方面。其一，“用”是发展变化地（理承气行：纵向发展）；其二，“用”是交叉复杂地（配合干支：横向联系）。

任氏辩证阐释，“阴阳进退之机，喜忌扼扬之道”明心见性，可谓精彩。但从章节分析的理解，只有对下半句“进兮退兮宜抑扬”的分析，而上半句却未见，是遗漏或是其它原因，我们不得而知。从任氏对《滴天髓》补注，不难看出任氏对命理探究的执着和认真，但试想一个如此执着、认真的人，会遗漏这么重要的一句？

理承气行岂有常。“理承气行”是宋朝大学者朱熹的哲学观点，朱熹对世界的认识是“物质”的，因此“理”在“气”先，“气”从属于“理”；所以现代哲学把他的哲学思想划为－－客观唯心主义。

朱熹(1130－1200)
早年出入佛、道。31岁正式拜程颐的三传弟子李侗为师，专心儒学，成为程颢、程颐之后儒学的重要人物。
哲学思想《理气论》是朱熹继承周敦颐、二程，兼采释、道各家思想，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哲学体系。这一体系的核心范畴是“理”，或称“道”、“太极”。朱熹所谓的理，有几方面互相联系的含义：


① 理是先于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形而上者
② 理是事物的规律
③ 理是伦理道德的基本准则


朱熹称理为太极，是天地万物之理的总体，即总万理的那个理一。“太极只是一个理字”。太极既包括万物之理，万物便可分别体现整个太极。这便是人人有一太极，物物有一太极。每一个人和物都以抽象的理作为它存在的根据，每一个人和物都具有完整的理，即理一分殊。气是朱熹哲学体系中仅次于理的第二位的范畴。它是形而下者，是有情、有状、有迹的；它具有凝聚、造作等特性。它是铸成万物的质料。天下万物都是理和质料相统一的产物。朱熹认为理和气的关系有主有次。理生气并寓于气中，理为主，为先，是第一性的，气为客，为后，是第二性。

动静观

朱熹主张理依气而生物，并从气展开了一分为二、动静不息的生物运动，这便是一气分做二气，动的是阳，静的是阴，又分做五气（金、木、水、火、土），散为万物。一分为二是从气分化为物过程中的重要运动形态。朱熹认为由对立统一，而使事物变化无穷。他探讨了事物的成因，把运动和静止看成是一个无限连续的过程。时空的无限性又说明了动静的无限性，动静又是不可分的。这表现了朱熹思想的辩证法观点。朱熹还认为动静不但相对待、相排斥，并且相互统一。朱熹还论述了运动的相对稳定和显著变动这两种形态，他称之为“变”与“化”。他认为渐化中渗透着顿变，顿变中渗透着渐化。渐化积累，达到顿变。

格物致知

朱熹用《大学》“致知在格物”的命题，探讨认识领域中的理论问题。在认识来源问题上，朱熹既讲人生而有知的先验论，也不否认见闻之知。他强调穷理离不得格物，即物才能穷其理。朱熹探讨了知行关系。他认为知先行后，行重知轻。从知识来源上说，知在先；从社会效果上看，知轻行重。而且知行互发，“知之愈明，则行之愈笃；则知之益明”。

心性理欲

在人性论上，朱熹发挥了张载和程颐的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的观点，认为“天地之性”或“天命之性”是专指理言，有至善的、完美无缺的；“气质之性”则以理与气杂而言，有善有不善，两者统一在人身上，缺一则“做人不得”。与“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有联系的，还有“道心、人心”的理论。朱熹认为，“道心”出于天理或性命之正，本来便禀受得仁义礼智之心，发而为恻隐、羞恶、是非、辞让，则为善。“人心”出于形气之私，是指饥食渴饮之类。如是，虽圣人亦不能无人心。不过圣人不以人心为主，而以道心为主。他认为“道心”与“人心”的关系既矛盾又联结，“道心”需要通过“人心”来安顿，“道心”与“人心”还有主从关系，“人心”须听命于“道心”。朱熹从心性说出发，探讨了天理人欲问题 。他以为人心有私欲，所以危殆；道心是天理，所以精微。因此朱熹提出了“遏人欲而存天理”的主张。朱熹承认人们正当的物质生活的欲望，反对佛教笼统地倡导无欲，他反对超过延续生存条件的物质欲望。

美学思想

在朱熹的哲学体系中包含有对美与艺术的理论。他认为美是给人以美感的形式和道德的善的统一。基于美是外在形式的美和内在道德的善相统一的观点，朱熹探讨了文与质、文与道的问题。认为文与质、文与道和谐统一才是完美的。朱熹还多次谈到乐的问题。他把乐与礼联系起来，贯穿了他把乐纳入礼以维护统治秩序的理学根本精神。朱熹对“文”、“道”关系的解决，在哲学思辨的深度上超过了前人。他对《诗经》与《楚辞》的研究，也经常表现出敏锐的审美洞察力。

朱熹影响

朱熹是理学的集大成者，中国封建时代儒家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的学术思想，在中国元明清三代，一直是封建统治阶级的官方哲学，标志着封建社会意识形态的更趋完备。元朝皇庆二年（1313）复科举，诏定以朱熹《四书集注》试士子，朱学定为科场程式。朱元璋洪武二年（1369）科举以朱熹等“传注为宗”。朱学遂成为巩固封建社会统治秩序的强有力精神支柱。它强化了“三纲五常”，对后期封建社会的变革，起了一定的阻碍作用。朱熹的学术思想在世界文化史上，也有重要影响。朱熹的主要哲学著作有《四书集注》、《四书或问》、《太极图说解》、《通书解》、《西铭解》、《周易本义》、《易学启蒙》等。而《朱子语类》则是他与弟子的问答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