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剧起源

京剧历史上曾有皮黄、二黄、黄腔、京调、京戏、平剧、国剧等称谓。京剧并不是北京土生土长的戏曲。1790年四大徽班进京，与“昆曲”、“弋腔”、“秦腔”和一些地方小调精华融合，结合北京的语言特点，经过五、六十年衍变，成为京剧。

由于北京的中心地位，京剧在全国广泛流行，成为中国最大戏曲剧种。

徽商之班

徽州商人富甲一方，商业的成功引发了文化消费欲望的高涨。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戏曲声腔昆山腔的兴起，纷纷蓄养家班，角色斗艺，并卖力为乾隆下江南收集声色歌舞，不惜重金包装徽剧色艺，客观上为徽剧进京创造了条件。

徽商与徽班

徽州地处皖南山区，为崇山峻岭环抱的四塞之地， 不屈于命的徽州人，为了生存，更为了发展，踏上商旅之路……

雄霸明清商界500余年的徽州商帮以盐商出名，黄山歙县的盐商尤其出名，富甲一方。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戏曲声腔昆山腔的兴起，江南江北文人士大夫和富商巨贾纷纷蓄养家庭戏班。已经在外地商界崭露头角的徽商也纷纷效仿。长期为某个徽州商人所养所用的戏曲班社就被外人称为“徽班”。

徽商广蓄家班，安徽沿江一带、包括古徽州的地方戏事也开始兴盛。他们唱昆腔，由于语言的差异而不“谐吴音”，不经意间唱出了一点“地方风味”。于是在青阳腔的影响下，唱出了安徽调——“徽昆”，后发展为二簧腔。尤以诞生在安徽安庆市怀宁县的石牌调最著名。

徽州艺人带着乡音下扬州，得到了徽商们的亲情惠顾和重金扶持。他们或出没于码头街肆，或为徽商富贾所容留。技艺得到发展，乡音也渐占上风。这时徽班的概念已不完全是“徽商之班”，而开始有了徽调（石牌腔，乱弹调）的含义。

值得一提的是，歙县大盐商江春，是一位品味极高的戏曲鉴赏家，他酷爱戏曲，家中常常“曲剧三四部，同日分亭馆宴客，客至以数百计”。他把各种名角聚在一起，又让不同声腔同台互补，使异军突起的徽班具有了博采众长的开放格局。“乱弹”乱唱，红火异常。这时最叫彩的是来自安庆的戏曲艺人，清李斗在《扬州画舫录》中就这样写道：安庆色艺最优，盖于本地乱弹，故本地乱弹间有聘之入班者。

徽商在商界进一步站稳了脚跟，他们和戏曲艺术的关系也越来越密切。而涌现出大批戏曲家的“徽班”，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黄山歙县

地处黄山脚下的歙县，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山城。隋以后一千三百多年均为郡州府治，为黄山、新安间的首邑。歙县远在唐代即文风昌盛，宋以后徽商的发展更带来文化繁荣。

境内山水翕聚，风光秀丽。黄山、清凉峰分峙西北和东北，互为犄角；练江、新安江及众多支流脉连全境。古徽城内，古桥、古塔、古街、古巷、古井、古坝、古楼、古坊，交织着古朴的风采；四乡村镇，处处有“小桥流水人家”的韵味，明清时期的民居、祠堂、牌坊随处可见。与秀丽山水交融化合， 步入歙县，既仿佛踏入清丽的山水画廊，又仿佛走进古典建筑艺术的博物馆。

歙县主要景点有太白楼、新安碑园、许国石坊等。

太白楼位于太平古桥西侧，为黄山至千岛湖途中必经之地。该楼为双层楼阁，挑梁飞檐，为典型徽派建筑，楼内陈列有历代碑刻，古墨迹拓片，古今名人楹联佳对。

新安碑园紧邻太白楼，此景区将碑园与园林溶为一体，整个建筑依山就势，多式花墙、漏窗、洞门相互通透，碑廊曲折起伏蜿蜒二百多米。高处立亭，洼处蓄池，竹影婆娑，为徽州私家花园的风格。

许国石坊耸立于县城闹市中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建于明万历十二年（公元１５８４年），是朝廷为旌表李保兼太子太保礼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许国而立。牌坊四面八柱，呈口字形，石柱、梁坊、栏板、斗拱、雀替均是重四、五吨的大块石料，且全部为质地坚硬的青色茶园石，雕饰镂刻精美细腻，图案错落有致，疏朗多姿。

现存的南樵楼基本保持宋代的建筑风格，特别是其中的“排栅柱”，乃正宗宋代“营造法”，别处已很难见到。东樵楼又名阳和门，原名钟楼，建于明弘治年间，为重檐式的双层楼阁。这两座樵楼咫尺相望。

渔梁古街依山临水，蜿蜒曲折1公里有余，鹅卵石铺成的街道路面，错落有致神似鱼鳞，俗称鱼鳞街。 每当夜幕降临，渔梁古街被造型各异的鱼类纸灯装点的如同白昼，不时有 “跳钟馗”“舞鲤鱼”等民俗表演 ，鞭炮阵阵，鼓乐声声为人们祈福。

“无石不成班”

石牌是安庆市怀宁县一个古老的集镇，“无石不成班”的“石”即指这里，也泛指安庆及其所属各县。至清中叶，石牌已成为远近闻名的商业中心，拥有商家三千、帆船千艘。江西、福建、湖北等地客商纷纷在此设馆驻节。当时的石牌除本地居民外，大都是过往船帮和商户，在生存问题变得比较轻松的时候，他们开始构建自己的市井文化。

石牌当时可供表演的戏剧舞台多达800处，不仅有戏园、戏楼，还有花戏台。

戏园，在石牌镇就有3家。上镇横街的长乐大戏院可容纳观众600多人，专供徽调、皮簧班演出。

戏楼通常在祠堂内。祠堂戏楼通常只唱大戏，每年做冬至节、族内有人中举、升官以及族内官绅庆寿等，都要聘戏班在戏楼演出。此外，祠堂大修落成，也必邀班唱戏以示祝贺。

《都剧赋》描述：“徽班日失丽，始自石牌”。表明安庆的徽班历史上曾经出现过辉煌，很多京剧前辈名伶都是这一带的人，因而有“无石不成班”的说法。

谁曾想到安庆石牌小镇的幽巷旧戏居然与京剧的形成有这样一段渊源。在石牌的弹丸之地涌现出了郝天秀、程长庚、杨月楼等多位开一代风气的宗师，四大徽班进京，皇帝为安庆艺人精美绝伦的行头、装饰惊叹不已，“安庆色艺最优!”“无石(牌)不成班!”之说一时间广为流传。

细心的京剧票友不难发现，京剧的唱腔中有很多字辞的发音是与北京方言不相同的，如果你对安庆地区的方言有所了解，就会发现， 这些字辞却与安庆方言里的发音一模一样。

“无石不成班”或许有些夸张，但是，怀宁从艺伶人遍及全国各地，没有不唱徽戏的班社，也没有无石牌伶人参加的徽班，却是史家的共识。

在石牌，人们并不歧视艺人。道光年间，郝天秀遗骨由北京运回怀宁，安葬在原籍郝家老屋基。郝氏家族不仅没有把他当成贱民，还以本家出了一位名优而自豪。程长庚也没有被逐出祠堂，还上了程氏家谱。

正是有了石牌人的豁达与开明，才有徽班名优的辈出。

四大徽班进京之后，石牌艺人仍源源不断进京，继续充实四大徽班的演出阵容，至同治年间，石牌艺人进京几近百人。

虽然当时徽班和伶工大批外流，本地徽班也同样有所发展。

安庆民国初期就有“民众”大戏院，当时全国京剧名角基本上都在此演出过，他们都帶着“朝圣”的心情来安庆登台，戏剧大家曹禹到怀宁石碑镇，下车第一句话就是“我来朝圣”。京剧界老科班出来的人，不在安庆演上十天，不唱连本，在当时都被认为是没有发展前途的“角”。

从安庆古镇石牌乡野间发源的徽剧，走出了古镇，走到了北京，徽班进京的辉煌历史光环至今还笼罩着古镇石牌。

安庆

安庆是中华禅宗圣地。至今安庆境内仍留有二祖禅堂、三祖寺和迎江寺等诸多的佛教活动场所。

安庆是中国较早接受现代文明的城市之一。1861年，曾国藩在安庆创办的安庆内军械所，云集了诸如徐寿、华衡芳、李善兰等中国一流的科学家，制造了中国第一台蒸汽机和第一艘机动船。安徽的第一座发电厂、第一座自来水厂、第一家电报局、第一个图书馆、第一所大学、第一张报纸都诞生在这里。

安庆自然景观秀丽。有雄奇灵秀的古南岳——天柱山，长江绝岛——小孤山，海上蓬莱——浮山，南国古长城——白崖寨，蜿蜒似龙——大龙山，高山平湖——花亭湖，避暑胜地——妙道山和城中翡翠——大湖等旅游区。是八百里皖江北岸惟一的一座中国优秀旅游城市。

天柱山位于安庆市潜山县境内，公元前106年曾被汉武帝封为南岳，被道教尊为第十四洞天、五十七福地，是国家级重点风景名胜区和国家级森林公园。

天柱山植被繁茂，物产丰富，风景多而奇，雄而秀。素以奇峰怪石、飞瀑流泉、峡谷幽洞、险关古寨、雾潮云海知名天下。

天柱山奇峰座座，天柱、飞来、天狮、莲花、天池等大大小小45座山峰，或奇伟突起，仰摩霄汉，或比肩巍立，身遏行云。独占鳌头的天柱峰，孤身突起，石骨嶙峋，峭立如柱，群山拱卫，屹然独尊。

天柱山石崖林立，奇石众多，形态迥异。天柱山泉、瀑、溪、潭，随处可见。或飞流直下，或林间潺潺，或山鸣谷应，或清澈可鉴。深山幽林中又有洞穴，以宽敞可容几千人的观音洞为最。纵横交错，缠绕诡秘的峡谷中，以飞来峰下的“天柱一绝”神秘谷最为奇险。

“永怀安宁”的怀宁人有足够自豪的历史文化，这里是古皖故地，曾为“首府首县”，孕育了“千年一人”的书法大师邓石如、党的创始人之一陈独秀、“两弹元勋”邓稼先、诗人海子等。

程长庚纪念馆，位于安庆潜山县,馆内珍藏三百多件珍贵的实物和图片资料，再现了京剧艺术的发起壮大此外。还有程长庚故居供戏迷瞻仰。

戏班斗艺

清代皇帝从顺治开始就喜欢戏曲，到乾隆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乾隆曾六次南巡，每次都要看戏，尤其是地方戏。因此，戏班之间相互攀比竞争之风炽烈。客观上为戏曲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据史料记载，“梨园演戏，高宗（乾隆）南巡时为最盛，而两淮盐务中尤为绝出”。也就是说，官府公事演戏由两淮盐务衙门负责，两淮盐务要蓄养花、雅两部以备南巡演出大戏。雅部即昆山腔，花部为京腔、秦腔、弋阳腔、梆子腔、罗罗腔、二簧调，统称乱弹。

实际上，承担具体演出任务的戏班大多是由安徽盐商出资组建的，叫内班。最初的戏班为盐商徐尚志（晋商）出资组建的老徐班，以后盐商黄元德（徽商）、张大安、汪启源（徽商）、程谦德、洪充实（徽商）、江春（徽商）等也相继组班。

徽商江春自立门户组建了春台班，为了充实力量，他征聘四方名旦如苏州的杨八官、安庆的郝天秀等为春台班台柱。郝天秀的表演柔媚动人，直令观众销魂，人称“坑死人”。秦腔名角魏长生擅演花旦， 来扬州投靠江春。江春对魏长生极其敬重，演戏一出，赠白银一千两。这些名角的加盟，极大地推动了当时扬州京、秦等腔的互相融合、吸收，进一步促进了花部的发展。

三庆班的高朗亭、春台班的郝天秀都是以“安庆花部合京、秦二腔”享誉江南的。扬州盐商为演出需要，还聘请了一些精于词曲的名家，提供优厚的条件，长期供养他们。

为了讨好乾隆，盐商们争相献媚，各戏班攀比之风盛行。小张班十二月花神衣，价至万余金；百福班一出《北饯》，十一条通天犀玉带；小洪班灯戏，点三层牌楼，二十四灯，戏箱各极其盛。

大洪班和春台班更是“聚众美而大备”。一出《桃花扇》费银16万，一出《长生殿》费银至四十余万。这种排场除清内廷，其他人实难匹敌。

苏唱街梨园

乾隆六次南巡，两淮盐商煞费苦心，河道两岸，恭设香亭，每座香亭皆演昆曲，剧目各不相同。盐商资金雄厚，所蓄昆班阵容庞大，行当齐全，行头精美。龙舟驶入扬州，岸柳如烟，香亭中轻云缭绕，人影衣香。鼓声、琴声、笛声，清柔缠绵。

演员阵容扩大，便产生了行业的管理组织，所谓梨园总局，相当于现代社会中的“戏曲协会”。

徽班进京的出发地在扬州，身怀绝技的优伶们，出发前一定要到位于苏唱街的梨园总局碰碰头，商量一下出发日程和演出剧目，并在那里一起摆个身段、甩两下水袖、扬几声珠圆玉润的歌喉。有时干脆排演几出折子戏，或是《游园》，或是《思凡》，声情并茂，婀娜多姿，那时的苏唱街，十分热闹！

苏唱街，是老扬州惟一保存下来的与戏班直接有关的街道。当年盐商徐尚志从苏州招徕昆腔艺人办起的扬州第一个昆腔班“老徐班”，就在这条街上。昆曲的老家在苏州，所以又有苏昆之称，这条小街居留过不少唱苏昆的艺人，扬州人就把它命名为苏唱街。

老郎神是戏班艺人的守护神，艺人们也把他请到这条街上，还建了祠宇。凡在扬州城里演出的戏班，必须到苏唱街老郎堂祀神挂牌，再到司徒庙试演，也叫“挂衣”。这两件事儿办好了，方可正式演出。

高朗亭当年也曾在这里祀神、挂衣，但他未必想到会在扬州走红，更想不到日后会率“三庆班”进京献艺并博得“京都第一”的美誉。然而，这一切俱是事实，业已载入史册。

扬州　

如同众多的老街，扬州苏唱街已垂垂老矣。巷子狭窄，两侧房屋零乱破旧。巷内很寂静，听不到袅娜的吴侬软语，也不闻优美的昆曲水磨调，像一出热闹的戏，只是散了，剩下冷清的场子。偶尔，从沿街小铺的喇叭中淌出的声音，不是梁谷音和蔡正仁，而是周杰伦和蔡依林。

但扬州古韵仍存。

扬州是很古的，遥远的九州中就有她的名字。如果从春秋时吴王夫差在此筑邗城算起，扬州至今已有将近二千五百年建城史。

扬州又是很新的，战争的烽火几度摧毁了她，每次她都在废墟中崛起。

扬州是国务院首批公布的24座历史文化名城之一。 扬州市西郊，六朝以来即为风景胜地。瘦西湖原名炮山河，一名保障河，清乾隆时，因绕着长春岭之北，又名长春湖。清诗人汪沆有诗云：“垂杨不断接残芜，雁齿虹桥俨画图，也是销金一锅子，故应唤作瘦西湖。”瘦西湖之名遂著。

扬州的其他著名景点有“城市山林”美誉的何园，四季假山著称的个园。明代的文昌阁“辉耀街衢”。扬州还有举世闻名的大运河，横跨于瘦西湖上的大虹桥，还有隋炀帝、康熙、乾隆等皇帝留下的行宫遗址等 。

在扬州能看到最富于传奇色彩的古树名花。无论是南柯一梦的古槐、天下无双的琼花，还是四相簪花的芍药、八方飘香的茉莉，都教你浮想联翩，流连忘返。

在扬州能够吃到最香的肴馔。淮扬菜是中国最有名的菜系之一，从乾隆皇帝享用的满汉席，到曹氏家族特有的红楼宴，显示了扬州美食的取材之广和烹调之精。来到扬州，你才知道周作人笔下的烫干丝、朱自清文中的小笼点心、曹聚仁提到的绿杨邨、丰子恺难忘的小觉林，果然名不虚传。

徽班进京

公元1790年，徽班以唱祝寿戏开始进京艺术之旅。

经过多年沧桑，在不断吸纳中，徽班“合五方之音为一致”的同时逐渐失去自己的颜色。徽班的历史结束了，而脱胎于徽班的京剧终成为享誉世界的艺术瑰宝，对于徽班来说，可谓涅槃 。

三庆班首发献艺

乾隆年间，看戏就成了京城百姓文化生活的一项重要内容。当时北京的戏曲舞台已是百戏杂陈、诸腔竞胜，其中又以秦、京、昆三腔的伶人最优。

清廷也喜爱戏曲，凡皇帝、太后祝寿、皇室喜庆，都要举行庆典演出，已成惯例。

1790年秋，为庆祝乾隆八旬寿辰，扬州盐商江鹤亭（安徽人）在安庆组织了一个名为“三庆班”的徽戏戏班，由艺人高朗亭率领进京参加祝寿演出。这个徽班以唱二簧调为主，兼唱昆曲、吹腔、梆子等，是个诸腔并奏的戏班。

这次北京的祝寿演出规模盛大，从西华门到西直门外高粱桥，每隔数十步设一戏台，南腔北调，四方之乐，荟萃争妍。或弦歌高唱，或抖扇舞衫，前面还没有歇下，后面又已开场，群戏荟萃，众艺争胜。在这场艺术竞赛当中，第一次进京的三庆徽班即崭露头角，引人瞩目。

三庆班的高朗亭是安徽安庆人，入京时才十六岁，演旦角，擅长二簧腔，技艺精湛。《目下看花记》称他：“宛然巾帼，无分毫矫强。不必征歌，一颦一笑，一起一坐，描摹雌软神情，几乎化境。”

三庆班进京，原本只为进宫祝寿演出而来。由于徽戏曲调优美，剧本通俗易懂，整个舞台演出新颖而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受到北京观众的热烈欢迎。三庆班在北京越演越火，演完祝寿戏欲罢不能，就留在北京继续进行民间演出。

四大徽班进京

三庆班进京获得成功后，又有四喜班、和春班、春台班等徽班进入北京，并逐渐称雄于京华的剧坛。这就是所谓的“四大徽班进京”。

四大徽班各有所长，有“三庆的轴子，四喜的曲子，和春的把子，春台的孩子”的说法，轴子指以连演整本大戏著称，曲子指擅长演唱昆曲，把子指以武戏取胜，孩子指以童伶见长。

在捧旦之风十分火爆的京城，技艺不凡的高朗亭自然受宠。抵达北京后，他接替原三庆班班主余老四掌班，一做就是30多年，同时还担任了京师戏曲界行会组织“精忠庙”的会首，通过精忠庙对北京的戏班、戏园实行行政管理，他也成为梨园领袖。继高朗亭之后，程长庚、徐小香、杨月楼、刘赶三等人均任过此职。

至嘉庆初，徽班在北京戏曲舞台上已取得主导地位，据《梦华琐簿》记载：“戏庄演剧必‘徽班’。戏园之大者，如‘广德楼’、‘广和楼’、‘三庆园’、‘庆乐园’，亦必以‘徽班’为主。下此则‘徽班’‘小班’‘西班’，相杂适均矣。”

四大徽班进京献艺，揭开了200多年波澜壮阔的中国京剧史的序幕。

徽州会馆有徽班

徽班能在北京扎根，得益于其优美的声腔曲调和丰富多彩的演出剧目。

徽班艺人擅长演唱二簧、昆曲、吹腔、高拨子等各类声腔，既高亢激越，不乏浑厚深沉，充满声腔的美感和表现力。

徽班艺人不仅努力吸收其他戏曲艺术的声腔曲调、表演方法，还把许多戏曲剧目移植到徽戏中。

据徽戏老艺人讲，仅徽戏传统剧目就有千余种，既有像《借靴》《卖胭脂》《一匹布》《打樱桃》等取材民间生活题材的小戏，也有像《闹花灯》《徐策跑城》《双带箭》《挡马》《昭君出塞》《蓝关渡》《清风亭》等反映社会政治斗争的正剧，同时还有大量根据历史传说故事编写的剧本，如《淤泥河》《长坂坡》《摔子惊曹》《醉打山门》等。

通俗易懂，富有浓厚的生活气息的剧目和多姿多彩的表演，赢得了北京观众的欢迎。

徽班扎根北京，还得益于徽商的关照。北京是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善于经营的徽商自然不会放弃这个大码头，将生意的重心转移到北京。同时，以徽州六府地域划分的徽商会馆也纷纷在北京设立。年节时，家乡戏自是少不了的，于是，就有了“凡是有徽州会馆的地方就有徽班”一说。在这里，商人们通过聚宴演剧强化同乡之间的凝聚力，徽班也因为有同乡会馆作为后盾，生活上不至陷入困顿。

徽班艺人进京之后，继续他们在南方就已经开始的艺术实验。而魏长生、刘朗玉的加入，进一步推动了京、秦两腔与徽调的融合。

在京的各声腔剧种的艺人，面对徽班无所不能、无所不精的艺术优势，无力与之竞争，多半都转而归附徽班。他们中有京师舞台各声腔剧种的名优，如加入春台班的湖北汉戏名优米喜子、李凤林，加入四喜班的湖南乱弹（皮黄）名优韩小玉，加入三庆班的北京籍京腔演员王全福等，于是就形成了多种声腔剧种荟萃徽班之势。也因此，徽班在诸腔杂奏的过程中，从“两下锅”“三下锅”到“风搅雪”，逐渐侧重皮黄戏的演出。

胡同优伶

“不要将过去的八大胡同仅仅作为色情的符号，因为它所包含的内容远远超出了这些。”（张金起《 八大胡同里的尘缘旧事》）

这一带还有很多会馆、戏楼、戏班和戏剧名人故居，是京剧的发源地。不幸的是，这些宝贵的遗产被黑云迷雾掩盖了两百年！

与妓为邻

四大徽班进京之后，那些名扬一世的名角，当时多住在八大胡同一带，和妓女为邻。那时候，戏班子住的地方，被叫做“大下处”，和末等妓院被称为“下处”相比，只不过多了一个“大”字而已，娼优并列，而且优还排在了娼的后面。说明那时候艺人地位的低下。

因此，许多胡同的名字与戏曲、妓院都有关系，如勾栏胡同，是由妓女和艺人扶着栏杆卖唱演绎而来的，如演乐胡同，是官妓乐队演习奏乐之所。

堂子——名伶私寓

那时名伶的私寓，称之为“堂子”，名伶除台上演戏之外，还要在自己私寓教授弟子，接待客人，同时从事侍宴侑酒等有偿服务，于是便有了“相公”之说。

所谓相公，是从“像姑娘”衍化而来。那时上等的相公，是非常讲究的。《清稗类钞》里专有记载，他们从小就要做一番特殊的打理和培养，成本比上等妓女还要高：必须挑选那些“眉目美好，皮色洁白”的幼伶，大多选自苏杭和皖鄂一带，先要教戏三两折，学戏中女子之语之步之态，然后，每天“晨起以淡肉汁洗面，饮以蛋清汤，肴馔亦极醴粹，夜则敷药遍体，唯留手足不涂，云泄火毒。三四月后，婉好如好女，回眸一顾，百媚横生。”

最初的相公很多都是戏子，优童，指的就是小戏子。《金台残泪记》中说：“京师梨园旦角曰相公，群趋其艳者，曰‘红相公’；反是者曰‘黑相公’。”

清朝时，官府和私宅养戏班子成风，在八大胡同一带，相公堂子更是相当盛行。道光八年作的《金台残泪记》中，曾经记载当时八大胡同的情景：“每当华月照天，银筝拥夜，家有愁春，巷无闲火，门外青骢呜咽，正城头画角将阑矣。当有倦客侵晨经过此地，但闻莺千燕万，学语东风，不觉泪随清歌并落。嗟乎！是亦销魂之桥，迷香之洞耶？”

《燕京杂记》中还记载了当时优童居住的地方，是非常讲究的：“优童之居，拟于豪门贵宅，其厅事陈设，光耀夺目，锦幕纱橱，琼筵玉几，周彝汉鼎，衣镜壁钟，半是豪贵所未有者。至寝室一区，结翠凝珠，如临春阁，如结绮楼，神仙至此，当亦迷矣。”可见那时的风气。这样地讲究，与其说是为了那些优童，不如说是为了那些贪恋相公的达官贵人。

在相公花繁事盛的进程中，乾隆带四大徽班进京，无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这样的传统，一直延续到清末。

“唱戏的不离百顺韩家潭”

乾隆五十五年，首先进京来的三庆班，住进了韩家潭。以后，四喜班住进了陕西巷；和春班住进了李铁拐斜街；春台班住进了百顺胡同。号称清同光十三绝的主要名角，大多也都住在八大胡同一带，如春台班的掌门老生金三胜住在石头胡同，四喜班的老板兼须生时小福、春台班的老板兼须生俞菊笙、王瑶卿的老师陈德霖、俞振亭和他办的斌庆社等都住百顺胡同，就连后来梅兰芳从李铁拐斜街的老宅搬出，也在百顺胡同里住过。

在我国首拍电影《定军山》的谭鑫培在大外廊营盖上西式小楼安居，位置就在韩家潭的后面，大概是韩家潭百顺一带已经住不下，才另毗邻而居，逐渐发展到外围。所以后来有民谚说：“人不辞路，虎不辞仙，唱戏的不离百顺韩家潭。”

八大胡同

北京的胡同，绝大多数都是正东正西，正南正北，横竖笔直的走向，从而构成了十分方正的北京城，也表明了北京这座古城是经过充分规划，依照棋盘形的蓝图而建筑的。又由于住宅是坐北朝南的四合院，相互排比而组成胡同，所以东西向的胡同多，南北向的胡同少。这种规划正是吸取历代帝都的建造经验，体现了我国历代建造城市的传承特色。

“胡同”，是1267年元代建大都沿袭下来的，至今已有700多年历史。《析津志》载: “胡同”两字原是蒙古语的译音,原意是“水井”,因为蒙古游牧民族习惯在有水井的地方生活。

如今，在前门一带转悠，你常常会碰见如老舍先生小说《骆驼祥子》里那些拉三轮的车夫祥子们，拦住你的去路，拉着你的胳膊，指着他们的三轮车车身上贴着的花花绿绿的照片，热情地对你说：“拉你到八大胡同转转吧。”

八大胡同，在北京名气不小，北京的，外地的，甚至外国的，拿着地图，特意到八大胡同来转悠的人日益增多，使本已败落而凄清的八大胡同，比以前还要透着热闹。

北京人对数字崇拜，讲究个“八”字，雅的有燕京八景，俗的有天桥八大怪。八大胡同又名“八埠”，一般指：石头胡同、陕西巷、王广福斜街、韩家潭、胭脂胡同、百顺胡同、皮条营、纱帽胡同。又泛指今前门外大栅栏铁树斜街以南，南新华街以东，珠市口西大街以北，煤市街以西的许多胡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