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史料，对'三庆班'的记述是这样的，三庆班原成立于扬州，是三个安庆戏班撮合而成，乾隆五十五年（1790），弘历皇帝八十大寿，在闽浙总督推荐下入京献艺，唱腔广受欢迎，一时名动京师。其后，又有四喜、启秀、霓翠、和春、春台等安徽戏班相继进京，促成了京剧的诞生。
杨懋建《梦华琐簿》里说，'三庆又在四喜之先，乾隆五十五年庚戌，高宗八旬万寿入都祝匣时，称'三庆徽'，是为徽班鼻祖。'今天来说说，在京剧发展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三庆班'诞生记。
都说徽班，其实徽班中的'徽'指的是安庆，并非徽州。千年古镇石牌，位于安徽安庆市的怀宁县，至迟在清代中叶，石牌镇已经是全国闻名的商贸集散中心。拥有长江、皖河的交汇便利，盐、米、茶、丝、麻等各类货物云集于此，高峰时，一个集镇，竟拥有商家三千、帆船千艘。石牌镇的本地居民较少，大部分人口，都是跑船帮的商户，为了生活和贸易便利，江西、福建、湖北等地客商都在此设立会馆，方便联络本乡本土，商贸市井文化由此而生，戏曲班社和艺人越来越多，衍变成以'安庆花部合京秦二腔'为特色的徽剧。
石牌镇的文化氛围极其浓郁，素有'无石不成班'的说法。石牌镇的戏班文化延伸至安庆及其所属各县，当时能够演出的戏班舞台竟有大大小小八百余处，包括戏园、戏楼、花戏台等多种形式。按照传统，以戏园对外经营接待观众，石牌镇著名的就有三家，大的可容纳六百人以上，主要上演徽调、皮簧等调。戏楼大多设置在宗族祠堂内，祠堂只唱连本大戏，每年逢宗族大事，如重要节庆、中举升官、红白喜寿以及祠堂竣工等，要聘请戏班演出，也叫堂会。花戏台，因其装饰精致典雅，且选曲不拘正音，花杂不定，故称'花戏台'，与大戏园和戏楼不同，是以演出小本折子为主的小型精品戏文。由于戏剧土壤丰裕，很多京剧前辈名伶，都出自安庆地区。
康雍乾三代，是清代最繁荣鼎盛的时期，社会民生安定，经济发展迅猛，文化事业繁盛，由此刺激文化消费高涨，苏浙豪商巨贾，纷纷开始追求潮流，蓄养家庭戏班以资娱乐，不惜投入巨资包养戏子伶人，竟成互相攀比。精明的徽州商人们发现了这个商机，通过漕运船队的便利，将安庆地区的优秀戏曲班社和伶人，输送到苏浙各地，专供商贾消费娱乐。
这些源自安徽的戏班，就被外人冠以'徽班'称谓。当时流动外省的戏班非常多，其中以安庆石牌镇、小吏港的戏曲班社最佳，如'四喜堂'、'新长春'等，都是徽州大商家蓄养使用，本地二流商贾，也有自己的班社，多以姓氏冠名，如小吏港夏氏出资蓄养的班社，即称为'夏家班'，还有'陈家班'，'惆家班'等等，不一而足。
戏班戏社的繁荣，导致了竞争出现，为了争抢市场站住脚跟，优质的戏班和艺人开始研究改良戏曲声腔，当时社会主流，是号称百戏之祖的'苏班昆曲'，绝对的正统雅乐。在正规场合，包括宫廷或者民间演剧，都是苏班昆曲，其他不上台面。直到以'徽调、皮簧'为主基调的徽班徽剧流传，打破了昆曲垄断地位。
作为戏曲双秀，昆曲是雅部雅乐，徽班是花部杂调。徽剧的灵活多样，博采众长，剧本更是贴近生活，通俗易懂，让人耳目一新。很快被戏曲界认可并受到追捧。清代文学家、史学家赵翼有诗云，'铜山倾颓玉山倒，春魂销尽酒行三。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女重生男'，就是赞叹著名男伶艺人郝天秀。
士农工商，士居其首，商居其末。商人虽然家境殷富，却始终地位低下，头上有'奸猾品劣'的帽子，能够跻身上层社会，是每个商人的毕生梦想。
江春（1720-1789），字颖长，号鹤亭，，徽州旌德县江村人。他所在的家族，自祖父一辈'担囊至扬州'，经过两代的艰苦努力，居然打造出了盐业大亨家族。江春是家族的希望，他的第一志愿也是'学而优则仕'，可惜科场运乖屡试不第，江春无奈之下放弃了仕途，转而继承祖业，经营家传的盐业'广达'老号。
不得不说，江春继承了家族强大而敏锐的经营基因，他剑走偏锋，以商人身份成就了自己跨越层级的梦想。乾隆三十八年（1773），江春自愿向捐银四百万两，当年八月被朝廷诰授为正一品光禄大夫，赏戴孔雀翎，授'内务府奉宸苑卿'、'布政使'等头衔，位列'扬州八大总商'之首，被誉'布衣结交天子'。江春在'总商'位置上，一做就是五十二年，乾隆皇帝甚至对主管地方盐务的两淮盐运使说，'江广达人老成，可与咨商'，以官身向民商请教，可见乾隆对江春的信任。
'移天缩地在君怀'。乾隆一生六次江南，均由大盐商江春负责接待，即所谓'江春大接驾'。乾隆四十五年（1780），弘历皇帝第五次南巡，在镇江金山行宫接见了盐商江春，当场将佩戴的荷囊、佩带赏赐给他，两次到江春的住所'康山草堂'做客，赐下金玉古玩无数，还亲笔题写'怡性堂'匾额。乾隆六次南巡，江春等盐商倾力报效，共输送白银一千一百多万两，不仅如此，他还捐献白银一百万两，作为乾隆奖赏沿途人士的费用。以乾隆之尊，也要感慨'盐商之财力，伟哉'。
当然了，乾隆皇帝也不是白吃白住。当江春经营资金周转不济时，乾隆皇帝也是慷慨解囊，从内府拨付资金给他使用，据史料记载，内廷先后两次出借五十五万两白银，月息仅一分，江春转手把银子借贷给地方官员，月息提升至一分八厘，一进一出，年赚利息两万五千两。
江春素知乾隆皇帝的癖好，会吃好玩，尤其喜欢逛园子、听戏。为此，江春专门耗巨资建园林，养戏班，献美食。最高规格接待，只为'博君一笑'。
江春本家也有蓄养戏班的习惯，他家里有德音、春台两个戏班。在接待乾隆的酒宴上，江春用于接待演出的就是这两个班子。德音班主要以昆腔雅部为主，春台班则精擅徽调花部戏。这两个戏班的日常运营费用着实不菲。
清中后期的戏剧家、文学家黄钧宰，在《金壶浪墨》中记载，'春台、德音两戏班，仅供商人家宴，而岁需三万金。'清乾隆年间学者李斗，在《扬州画舫录》中写到'有江鹤亭者复征花部为春台班，……，不惜重金征聘四方名旦，春台班因江鹤亭之财力，一时人才济济，诸腔齐奏。'为了扩大自身在上层达官名流中的影响力，江春不惜重金征聘名角，据说演出一次豪掷千金。没有白花的银子，屡下江南的乾隆对徽调花部戏很是受用。
乾隆五十五年（1790）九月二十一日，是高宗皇帝乾隆爷的八旬'万寿'。朝廷提前两年就开始着手准备，于乾隆五十三年底，发布诏命至闽浙总督，钦点扬州为老佛爷晋戏。'万寿盛典'进京献戏，是光荣而艰巨的任务，扬州一时轰动，立即着手组织进京戏班海选，不计血本只有一个标准——达到乾隆八十寿诞献礼的规格，代表当时扬州乃至全国戏剧界的最高水平。
闽浙总督伍拉纳，满洲正黄旗，接到诏命时，刚刚在任一年。他很清楚乾隆皇帝喜欢徽调花部戏，但是作为'乱弹'俚曲为主，里面有不少'三俗'成分。按官方立场，曲艺界是要'反三俗'的，这样的乡野俚曲应当取缔，更别说贡献上寿。作为饱受皇恩的封疆大吏，伍拉纳也有主意，把这个棘手的任务交代给了盐商江春。
江春八面玲珑，平素没有自抬身价，与各戏曲班社的艺人关系极好，甚至邀请到自己的康山草堂做客，接到任务以后，江春知道仅凭扬州曲艺实力是不足应付的，他直奔花部戏曲的发源地安庆物色人选。
江春早年曾经师从皖江大儒夏衡瞻学诗，此次来到小吏港，直接到夏氏'九锡街'拜访，夏氏家族不敢马虎，经过家族商议，推举商帮领袖，时年四十岁的夏文洀全权负责，协助江春办理此事。
夏文洀与江春交情深厚，尽心尽力协助江春。他冥思苦想，想起了一个梨园行里的耆宿老手，潜阳东乡人，专做竹席牵线交易的余老四。后来戏曲班社兴起，余老四改行组织班社、伶人猎头，梨园行里人脉广，资历深。余老四与夏氏捻熟，夏文洀对其知根知底，即向江春推荐。余老四有个夙愿，就是打造全国第一的大牌戏班，对江、夏二人的请求一口承应。
闽浙总督的大力支持，富甲商贾的资本运作，加上行家里手的组织才能，筹备委员会算是成立了。他们回到扬州，在当地整合三个安庆戏班，重组为新'三庆班'，江春财力雄厚，担任'董事长'，夏文洀任'执行董事'，余老四就是'总经理'。
夏文洀和余老四回到家乡安庆，在当地精选了一些伶人，一切进展顺利，但是随着进京时间日益临近，一个挠头的问题还没解决，因为安庆地区虽然伶人多，但是缺少可以挑班的头牌台柱。余老四不愧行家里手，他有自己的主意，天天跑扬州梨园行的人才大市场——'苏唱街'物色人选。一来二去，真的发现了一个人才，十七岁的年轻俊俏小伙子——高朗亭。
高朗亭，祖籍江苏宝应，出身于梨园世家，擅长花旦角色，'颦笑传情，眉眼溢波'，在行里得了个'月官'的美名。余老四把来意说明，高朗亭也觉得给皇上演戏，是自己生命中的转折点，一旦成功必然扬名天下。于是高朗亭正式'签约'，成为三庆班的一线演员，兼任董事，行话里就叫'挑班'、'头牌'。就这样'三庆班'在诸人努力下完美呈现。只等八旬大寿进京献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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