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清代任官制度，凡三品以上官员必须是由军机处圈定人选呈交皇帝御批。尤其是京城中各部院堂官，以及各省督抚更是不容他人染指，得经皇帝御批。从一定程度来说，这大大集中了皇权。
不过，大清十八个行省，一千多个州县，除了为数不多的地方大员之外，知府以下的大部分下级官员还是吏部通过考核来安排的。这些州县官虽说也是朝廷任命，但他们的命运更多的是掌握在地方督抚手中。这就会造成一个结果，州县官在地方干的好不好，是真好还是假好，皇帝基本上是不知情的。
像康熙朝的于成龙，尽管为民办了不少实事。可若是没有上司的金巡抚的举荐，他是没有机会获得康熙的认可的。比如像雍正朝的蓝鼎元，造福地方，为民办事，却得不到地方督抚的举荐。若不是雍正帝慧眼识人，恐怕连个知县的位置都保不住。
蓝鼎元，福建漳浦县人。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他取得生员的出身，其后作为幕僚随族兄蓝廷珍前往台湾平乱，因功被调入京华，参加《大清一统志》的编纂工作。雍正五年（1727年），被选授广东潮州普宁知县，不久兼理潮阳知县。
作为知县，钱、粮两项向来是最重大的任务。蓝鼎元所兼任的潮阳县是广东出了名“抗粮”县。因为整个县的士绅和衙役沆瀣一气，暗中抵制官府收粮，这让蓝鼎元的前几任知县都吃尽了苦头。蓝鼎元上任后，发出通告让士绅按数交粮，可是全县的胥吏和衙役们共同抵制，还以“罢工”相要挟。
前任几个知县就是被他们这样搞的灰头土脸，无计可施的。其实这种现象很正常，清代官员讲究回避制度，地方官上任往往都是人生地不熟，没有这些人的帮衬，是很难开展工作的。
不过，蓝鼎元就不吃这一套，下令通告全县：“升平世界，而衙役敢于散堂，是叛也。其所以叛之故，县令催科严也。今众差之叛，非叛县令也，叛朝廷也。既为朝廷之叛民，则本县令可按谋逆罪通告绿营，让其擒获治罪，非正法不能安其民。”这一招果然奏效，衙役们谁也不敢担上这叛逆的罪名，乖乖回衙门听从蓝鼎元的指示，积欠数年的亏空在他上任不到三个月就全部收齐了。
除了钱粮，其次便是刑名。潮阳县有一位监生叫马仕镇，是个有名的恶霸，依仗本族人多势众，雄踞一方。因为他有功名在身，和地方的各级官员都建立了紧密的关系网，上至巡抚、道台，下至州县，只要是出差路过，十有八九都住在他家。因此，历任潮阳知县对他都很忌惮。
一心想除害的蓝鼎元，权衡利弊之后，将马仕镇召县衙，当堂便以刑讯逼供，将其罪状审讯明白。然后，上报各部，请求将其革除监生功名。可上级衙门接到这个上报后，开始和稀泥，对蓝鼎元处处发难。他们认为马仕镇是监生，虽然是捐纳所得，父母官在未革除功名之前，是不能用大刑审问的。
而马仕镇有盘根错节的关系网，蓝鼎元要想整治他，是件十分困难的事。这起案件给他带了严重的后果，巡抚以滥用私刑的罪名，上奏朝廷，请求将其革职处分。
照常理，知县受巡抚弹劾，能开罪的几率几乎为零。如果不出意外，蓝鼎元将面临的是卷铺盖回家的结果。可是巧了，当时的广东官场中存在派系之争。因为巡抚和布政使向来不合，况且，自雍正后很多省的布政使也被授予了“密折”的权力。因此，广东布政使上折替蓝鼎元说情，并指责广东巡抚和一干官员放纵马仕镇，危害地方百姓。
雍正得知真相后，蓝鼎元被特旨赴京召见，雍正帝与之谈话良久，赏赐了许多物品。然后颁对满朝大臣说：“若是像蓝鼎元这样的官员朕都不保的话，岂不为天下人耻笑”。随后，蓝鼎元又重新回到任上。
遗憾的是，这样一位为民请命的好官，上任仅一个多月便病逝了。实际上，蓝鼎元真正为官，也就是不到两年的知县，期间却尝尽了知县之苦。其实，大清的好官又岂止是蓝鼎元呢？只不过他们没有机会上达天听，能得到皇帝的庇佑。
联系客服
